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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然成風的民間盜墓
宋代以來的骨董收藏之風刺激了盜墓風習，而盜墓發現又為當時金石研究的興起提供了條件。二者相互輔承，使得宋元時期的民間盜墓之風越演越烈。
蔡絛在《鐵圍山叢談》說，帝王尚好博古收藏，盜掘古器一時成風，“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矣。”《邵氏聞見後錄》記載了這一故事：北宋時，有人在長安賣湯餅民家得到高尺余的白玉奩，上刻雲氣龍鳳、海上神山，進獻朝廷，得到“墟墓之物，不可進御”的答覆，於是收入官庫。同書又記述，有人在關中壞一古冢，發現一件可容水一斛的碧色大瓷器，“中有白玉嬰兒，高尺余，水故不耗敗。”
隱秘的、持續不斷的民間盜墓在宋朝整個盜墓史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在民間盜墓蔚然成風的南宋，有史可查的民間盜墓就有很多。
宋高宗建炎初年，長安城附近不斷有盜發古墓的事件。明人在《稗史彙編》中寫道：“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冢，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款識，皆三代物。冢為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夫則幞頭，婦人則段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冠服已嘗如此。”這段話的意思是：在長安附近的官道旁邊，有一個很大的古墓。當時很多行人來來往往，所以這座墓一直保存了很久而沒有遭到掘盜。然而宋高宗建炎初年因為戰亂，這座古墓終沒有逃過此劫，被人給盜了。盜墓人在墓里得到許多古銅鐘鼎之類的器物。經人看了一下樣式，證明是三代以前的器皿。這個墳墓有個隧道，隧道的土很硬，好像石頭一樣。墓室的窟室四面牆上都刻有很多類似侍衛的人。墓主人的頭上有幞頭，其妻子則穿著衣，都有著寬寬的袖子。和宋建炎期間的服飾很像，只是個別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差異。因此可以看出當時人得出結論：幾千年前的衣服就已經是宋代時那個樣子了。
其實，民間盜墓當時並不僅僅是宋朝所獨有。與之並存的金王朝也有很多發掘冢墓的情況。《金史》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尚書省奏，盜有發冢者，上曰：“功臣墳墓亦有被發者，蓋無告捕之賞，故人無所畏。自今告得實者量與給賞。”發冢事件之普遍，竟然使得本朝的“功臣墳墓”也不能保全。
盜墓活動之所以如此普遍，主要是盜墓人太貪念於墓主的隨葬財物。司馬遷在《史記》中論述社會行為往往為利益驅動時曾經說到，“劫人作奸，掘冢鑄幣”等敢於冒死而“不避法禁”者，其實都是出於財富的追求。《元史》有這樣的記載：元太祖時代，張榮授金紫光實祿大夫，山東行尚書省兼兵馬元帥，知濟南府事，“時貿易用銀，民爭發墓劫取，榮下令禁絕。”也是民間出於經濟目的盜發冢墓的史例。
但盜墓有時又有令人驚異的動機。《異苑》記載，漢代人京房的墳墓在東晉時被盜掘，遺體依然完好，“殭屍人肉堪為藥，軍士分割之。”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元代有“木乃伊”可治癒“損折肢體”的傳說，與“殭屍人肉堪為藥”的迷信接近。而李時珍《本草綱目》也引用過此說，可見在民間的風行。近世吳有如《點石齋畫報》有題為“群賊盜骨”的故事，其中寫道：“有匪徒將棺木撬開七八具，盜竊枯骨，有謂以之為悶香，有謂以之合藥餌。事雖出於擬議，然非專盜衣飾可比矣。”這種取枯骨“以之為悶香”或“以之合藥餌”的盜墓動機，實在令人驚異。大家都熟悉的伍子胥“鞭屍”的故事，則是發掘墓葬行為極端的復仇形式。歷史上發冢斬屍(如拓跋王圭發慕容普麟冢)、剖棺焚骨(如王頒掘陳霸先陵)一類事例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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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最後歸處：解析宋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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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直到後周禁軍統帥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取後周政權，建立了皇權高度集中的北宋，全國才有了一個初步統一的局面。只要有政權存在，就一定會把建皇陵提到日程上來。
北宋八陵位於今河南鄭州、洛陽之間，南望嵩山少室，北臨黃河天險，蜿蜒阻隔，東為巍峨挺拔、群山綿謁的青龍山，洛水東西橫貫全縣，自古以來就被北風水先生視為“山高水來”的吉祥之地。所以北宋皇帝除徽、欽二宗外全部安葬在這裡，統稱“鞏縣八陵”。鞏縣的北宋陵區，北起孝義鎮，西至西村，中貫芝田鎮，面積約有三十多平方公里。偌大的陵區，真可謂是頭枕黃河，足蹬黃河了。
北宋的陵寢制度大體上沿襲了唐代初，只是改變了漢唐預先營建壽陵的制度。北宋的陵寢在皇帝死後才開始建造，而且全部工程必須在七個月內完成。因此宋代的陵園規模不如唐代。
從唐代高祖李淵開始，后妃附葬帝陵不單獨起陵，而宋代恢復了漢代的規制，后妃單獨起陵園於帝陵的西南隅。後陵建築與帝陵相同，但規模較小，除太祖莊懷皇后潘氏有陵號“保泰”外，其它後陵都沒有陵號。
鞏縣宋陵的形制均坐北朝南呈正方形，各陵尺度和墓前石刻數目整齊劃一。墓室上建造方形三層陵台，每門各有石獅一對。由南門向北的神道兩側排列文武大臣和各種石像。陵園布局分上宮和下宮，分別為上陵謁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的場所。宋代建造陵墓相風水堪輿(看風水)，流行“五音姓利”的說法，把姓氏歸於古代五音，再按音選定吉利的方位。北宋營建帝陵時間短促，運料、營建以及入葬工程量都非常浩大，因此給人民代來了沉重的負擔。例如，建造趙匡胤父親趙宏殷的永安陵時，僅被壓死者就達二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