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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細辨認了自己的相片，確認那被遮擋的就是“97”，我的筆記沒記錯。可這樣一來反倒使我想起另一個問題：1997年，離我們到來的2003年也就是相距五六年呀。難道在幾年之前還有一批如同我們一樣的人，“闖入”了黑戈壁，“祭掃”了碉堡山？他們究竟是誰？為什麼時過七八十年還要來這裡弔唁“天傑”？特別是（我不願意想到的是）1996年7月我們編譯出版了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裡面特意提到了黑戈壁的“丹賓喇嘛”的“巢穴”，我在這本書的代序《絲綢之路的經行者與探索者》之中，幾乎用了一個章節（第三節）寫到了丹賓喇嘛（假喇嘛、黑喇嘛）之謎。出版之後，我接到若干電話，其中有一些是來自內蒙古，他們都問到了關於黑喇嘛的情況。那時，我們正在編譯另一本關於黑喇嘛的書《蒙古的人和神》，我很願意與讀者談到黑喇嘛，因為他一直盤踞在我的心頭，不想能離去。難道說，這裡面有什麼聯繫？……也就是說，難道（老天哪）有人已經走到（搶到）了我的前頭？
進一步，我注意到“敦煌天傑”這四個字，“傑”沒有寫作“傑”。“敦煌”兩字，上下排列；“天傑”兩字，左右排列。可令人費解的是，“天傑”兩字，卻是按豎行繁體的書寫慣例，天右，傑左。“傑”，可以說是簡化字，也可以說是異體字。但是，這如果是大陸人製作的，一定會是天左傑右。難道說，1997年是有人從海外來到馬鬃山，專門對黑喇嘛作出了自己的評價？
一個多星期里，我悵然若失。
不過我很快就確定，這種可能不會出現，不會是因為有人讀了《絲綢之路的經行者與探索者》，作出的驚人之舉。因為實際上在“敦煌天傑”附近我同時發現了好幾組文字，只不過別的都不如“敦煌天傑”清晰直觀。而且，從字體、從清晰度、甚至從字跡的“色澤”等方面看，這些包括“敦煌天傑”在內的“碑銘”肯定不是寫於同一個時期，不是同一批人所為。而且大部分的銘文，應該製作得比“敦煌天傑”要早，它們給我的總體的感覺也不一樣。再說，即便如此那只能證明我們的工作頗有成效，也不應該為之失落。
我認真回憶了當時在那片顏色淺於整個地片的平灘上的所見。就在我的“敦煌天傑”相片上也可以看出，“敦煌天傑”四個大字之上，還有一片用青黑色礫石鑲嵌出的字跡。可以肯定那不是碎礫石自然散落在地上，而是人為的，只不過目前已經難以辨認就是了。當時我匆匆路過，曾認為那是模擬一個倒地的人形。我認定，這個淺色的平灘絕對不同平常。利用平灘作這個事的人，必定與黑喇嘛本人有特殊的關係。我的依據是，那一組大字，實際是一個特殊的“弔唁儀式”。“局外人”不會用這種方式銘感。這些字跡的製作相當“專業”，首先選擇大小差不多一樣的青黑色礫石，然後將平灘清理得細緻平整，沒有其他的石塊。再寫出字跡，將字跡刻成深深的槽，依次把礫石豎起來鑲嵌在槽里。最後，將多餘的土壤填滿深槽，並椎實。這樣作出的字跡就如同從地裡面長出來的。這種“碑銘”完全是因地制宜的，然而並不比在石條上鐫刻文字省事。如果他有石條的話。
——可是，不管它到底是什麼，這一切是誰、為了什麼而精心製作的呢？就在1997年的秋天，究竟是誰專程趕赴馬鬃山，在大地上鐫刻出那樣幾個大字？1997年的9月10日，馬鬃山的碉堡山究竟發生了什麼？
……1997年，我在幹什麼呢？時過幾年，已經記不起來了。
如果深究製作“敦煌天傑”的人是誰？與黑喇嘛是什麼關係？我立即想到：應該調查黑喇嘛被刺殺之後，他的幾百名部屬的下落。
馬鬃山當地傳說，在黑喇嘛死後，他的部下立即四散奔逃。一部分被外蒙古帶走了，大多數則散落在黑戈壁以及它的四緣，成了“兩用”的人：可以是牧民，也可以是強盜。奧勃魯切夫的《中央亞細亞的荒漠》提到，黑喇嘛離去之後，在碉堡山還有死黨留守。拉鐵摩爾也說：這一帶的強盜，有不少是黑喇嘛的黨羽。據楊增新1921年的電稿說：為了在馬鬃山站穩腳跟，丹畢加參向甘肅省方交納了40枝鋼槍，可是黑喇嘛實際帶入中國的槍枝不少於300枝，淨是好槍。這也是當時的甘肅、新疆、內蒙古、外蒙古一時拿他無可奈何的原因。在“後黑喇嘛”時期，這些槍械仍然在發揮威懾作用。
《黑戈壁》十二(2)
在絲路經行者筆下，特別是斯文·赫定及其團員們的筆下，二三十年代以黑戈壁為中心的廣袤區域裡，不但有強梁出沒，而且成了一些神秘人物的寄居之所。在1927年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剛剛來到額濟納時，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支從哈密“渡過”黑戈壁前往額濟納的商隊，在離居延海只有幾天的路程時，被一些土匪劫持。商隊有30個商人，20個駝夫，100峰駱駝。他們有一支槍，但是在路過一座小小的廟宇時，住持的喇嘛認真地勸說他們不要攜帶武器，會誤傷人命。其實這在當地已經是常識：土匪為了一枝槍會傷人，為了財物則不。帶槍反會增加危險。商人聽從了住持喇嘛的勸告，將武器留在寺院。結果離開寺院不遠，就為4個土匪攔住。他們有50個人，但土匪有4支槍。而且土匪對他們販運的貨物一清二楚，簡直就和貨主一樣，可土匪對滿載的乾果、毛皮、雜貨一點興趣也沒有，要的只是銀元與所有的皮大衣。銀元是硬通貨，可黑戈壁的土匪居然要皮大衣，不拘多少。這就有點奇怪了。
進一步，我注意到“敦煌天傑”這四個字，“傑”沒有寫作“傑”。“敦煌”兩字，上下排列；“天傑”兩字，左右排列。可令人費解的是，“天傑”兩字，卻是按豎行繁體的書寫慣例，天右，傑左。“傑”，可以說是簡化字，也可以說是異體字。但是，這如果是大陸人製作的，一定會是天左傑右。難道說，1997年是有人從海外來到馬鬃山，專門對黑喇嘛作出了自己的評價？
一個多星期里，我悵然若失。
不過我很快就確定，這種可能不會出現，不會是因為有人讀了《絲綢之路的經行者與探索者》，作出的驚人之舉。因為實際上在“敦煌天傑”附近我同時發現了好幾組文字，只不過別的都不如“敦煌天傑”清晰直觀。而且，從字體、從清晰度、甚至從字跡的“色澤”等方面看，這些包括“敦煌天傑”在內的“碑銘”肯定不是寫於同一個時期，不是同一批人所為。而且大部分的銘文，應該製作得比“敦煌天傑”要早，它們給我的總體的感覺也不一樣。再說，即便如此那只能證明我們的工作頗有成效，也不應該為之失落。
我認真回憶了當時在那片顏色淺於整個地片的平灘上的所見。就在我的“敦煌天傑”相片上也可以看出，“敦煌天傑”四個大字之上，還有一片用青黑色礫石鑲嵌出的字跡。可以肯定那不是碎礫石自然散落在地上，而是人為的，只不過目前已經難以辨認就是了。當時我匆匆路過，曾認為那是模擬一個倒地的人形。我認定，這個淺色的平灘絕對不同平常。利用平灘作這個事的人，必定與黑喇嘛本人有特殊的關係。我的依據是，那一組大字，實際是一個特殊的“弔唁儀式”。“局外人”不會用這種方式銘感。這些字跡的製作相當“專業”，首先選擇大小差不多一樣的青黑色礫石，然後將平灘清理得細緻平整，沒有其他的石塊。再寫出字跡，將字跡刻成深深的槽，依次把礫石豎起來鑲嵌在槽里。最後，將多餘的土壤填滿深槽，並椎實。這樣作出的字跡就如同從地裡面長出來的。這種“碑銘”完全是因地制宜的，然而並不比在石條上鐫刻文字省事。如果他有石條的話。
——可是，不管它到底是什麼，這一切是誰、為了什麼而精心製作的呢？就在1997年的秋天，究竟是誰專程趕赴馬鬃山，在大地上鐫刻出那樣幾個大字？1997年的9月10日，馬鬃山的碉堡山究竟發生了什麼？
……1997年，我在幹什麼呢？時過幾年，已經記不起來了。
如果深究製作“敦煌天傑”的人是誰？與黑喇嘛是什麼關係？我立即想到：應該調查黑喇嘛被刺殺之後，他的幾百名部屬的下落。
馬鬃山當地傳說，在黑喇嘛死後，他的部下立即四散奔逃。一部分被外蒙古帶走了，大多數則散落在黑戈壁以及它的四緣，成了“兩用”的人：可以是牧民，也可以是強盜。奧勃魯切夫的《中央亞細亞的荒漠》提到，黑喇嘛離去之後，在碉堡山還有死黨留守。拉鐵摩爾也說：這一帶的強盜，有不少是黑喇嘛的黨羽。據楊增新1921年的電稿說：為了在馬鬃山站穩腳跟，丹畢加參向甘肅省方交納了40枝鋼槍，可是黑喇嘛實際帶入中國的槍枝不少於300枝，淨是好槍。這也是當時的甘肅、新疆、內蒙古、外蒙古一時拿他無可奈何的原因。在“後黑喇嘛”時期，這些槍械仍然在發揮威懾作用。
《黑戈壁》十二(2)
在絲路經行者筆下，特別是斯文·赫定及其團員們的筆下，二三十年代以黑戈壁為中心的廣袤區域裡，不但有強梁出沒，而且成了一些神秘人物的寄居之所。在1927年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剛剛來到額濟納時，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支從哈密“渡過”黑戈壁前往額濟納的商隊，在離居延海只有幾天的路程時，被一些土匪劫持。商隊有30個商人，20個駝夫，100峰駱駝。他們有一支槍，但是在路過一座小小的廟宇時，住持的喇嘛認真地勸說他們不要攜帶武器，會誤傷人命。其實這在當地已經是常識：土匪為了一枝槍會傷人，為了財物則不。帶槍反會增加危險。商人聽從了住持喇嘛的勸告，將武器留在寺院。結果離開寺院不遠，就為4個土匪攔住。他們有50個人，但土匪有4支槍。而且土匪對他們販運的貨物一清二楚，簡直就和貨主一樣，可土匪對滿載的乾果、毛皮、雜貨一點興趣也沒有，要的只是銀元與所有的皮大衣。銀元是硬通貨，可黑戈壁的土匪居然要皮大衣，不拘多少。這就有點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