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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說得對，日本戰犯是侵略中國的，而我們呢，與共產黨並肩作戰打過日本人。周總理在政協報告中，談到台灣解放時，也說過這個問題。後來，我們雖然反對共產黨，殺了不少革命人士，可是比起日本戰犯終究要好一些，現在他們都釋放了，我們不是也應該釋放嗎？不是最近釋放，也不會很久。
報紙上刊載了一些國民黨的中、少將在各省政協上的發言。這些中、少將有的是起義將領，有的是進步人士。這些消息與解放台灣是聯繫在一起的，於是有人認為，我們出去也能當個政協委員。
在這兒仿佛是寄押，從來也沒人找我談話，學習與開會很少來人指導。領導我們學習的是一個普通幹部，每天他雖然來此，但對具體問題從不作指示。比如我們漫談埃及問題，有兩種意見，有人認為事態可能擴大；另有人認為埃及收復甦伊士運河英帝不敢動手。類似這樣問題都是不了了之。因此學習收穫不大。從這些我判斷這裡不是長久的改造場所。
有一天，我們到院中去拔草，聽到事務長打電話，是請求對方給房子。他說：“不行，不能將就呀！人太多住不下，請你們給想一想辦法吧，要有學習的地方，只能住人還不行……”
找房子，還要搬家！這可麻煩了，既然要找房子，就不是個短期間的改造。
董必武院長在政協上報告說，對反革命分子，除了民憤極大的處以死刑，一般不處死刑。我一想，今後槍斃人的事就少了，大概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也肅清了，無須再像1951年那樣，大規模的成百成百的槍斃。將來廢除死刑更有可能了。人民的覺悟高，人民民主專政鞏固，壞人藏不住，反革命分子活動不了，處刑尺度也要寬了。
從台灣到大陸的現行特務張毅，是上校專員，中統的。到了杭州他向人民政府自首了。政府對他無罪開釋，並且給他安置在圖書館工作。我想，如果我在1948年10月不在吉林自首，也像張國卿、項迺光那樣跑到台灣。到了台灣，受了使命再回到大陸，一自首，不也能像張毅一樣？想到這裡，認為張毅趕上好機會了。自己又一想，如果1948年逃跑，在途中被捕也就完了，那與陳牧一樣，在四平抓著解回長春鎮壓了。過去的事不能後悔，悔之無益。進一步說，1948年我起義，把督察處的政治犯都放出去，我率領親信部下投到人民政府，那不比現在的張毅還強？這麼想都是吃後悔藥。不想想，1948年我能起義嗎？有什麼思想能支配我起義呢？不可能的事，想它幹什麼？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比張毅不如，但我比陳牧等人還不是好的天上地下嗎？不能比，也不應該比，一比就是不滿現狀。
8月初，天氣熱得不得了。白天准許把門打開見見風。這裡的規定，每天監房門都要扣上，夜裡上鎖，白天小便，班長把門打開，回來再扣上。夜裡小便也要報告班長，班長把鎖頭打開。這個屋子門響，那個屋的門也響，都去小便，誰也睡不好。有一次，我對張所長說：“屋裡放一個尿桶，比較省事。”他說：“太不衛生，空氣也不好。”
天氣熱了，把門打開了，仍然是滿身大汗，在屋光膀子，只穿一條小短褲，好在這沒有女幹部，我們都很隨便。天氣一熱，心又不定，很焦躁。
9月14日這天，12點已經過了還沒有開飯。每天11點50分，廚房就送飯來，今天12點半還沒來送飯。我說：“好飯不怕晚，今天要改善，大家不要著急，好好等著吧。”我這是瞎說，但歪打正著，果然改善伙食。到1點鐘才開飯，燉小雞，大米飯，雞肉多得很。我心想，今天是9月14日，既不是星期日，又不是假日，為什麼改善呢？吃完了飯，看守所叫我們到前面大審訊室。這個屋子我還第一次到，屋子擺了30個椅子，前面有一個條桌。這時來了一個高個黑臉的幹部，李科長介紹他是張處長。張處長告訴我們，要把我們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學習，明天就走。說那個地方比這兒好，到那兒要好好學習。接著叫大家談談感想。張禹斌等人發了言，認為把我們這些人送走不管了，希望張處長常到那個地方去對我們教育。這些不是思想話，仿佛舊社會的詞令，聽著不順耳。接著又有幾個人發言，表示有一些顧慮。
張處長最後講了一些話，沒用發言稿，他說：“改造不在說得好，要看做得如何，要言行一致。共產黨不僅聽你們說的，還要看你們實踐，你們有的人無事找事，給老婆寫信要離婚，這是什麼意思呢？家人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呢？這種做法是不對的。”我一聽就知道是批評尚傳道。尚傳道到了遼寧公安廳之後，就認為自己快釋放了，老婆在1950年要與他離婚，他沒理。可是這次他認為自己出去討個老婆不成問題，個性一發，給老婆寫信離婚。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真是無事生非。
張處長又講了一些話，犯人接著發言，我都沒有仔細聽。我想心事，5月24日由長春到這住了不到4個月，又要往別處挪，真麻煩。從北滿到南滿，從南滿又到哪去？估計不到了，到旅大？不能，那是海軍基地；到遼陽？那個地方離千山不遠了，如果在千山改造，那個地方風景很好，有龍泉寺、五佛頂、青雲觀……我幼年時去過……想了一會兒，沒有理出頭緒。
晚上，又改善，吃餃子，這是送行的飯。這時候吃什麼也不香，整個思想不在這頓餃子，而是考慮到新地方好不好？到那之後又怎麼樣？這麼一遷移，最近走不了了。我感到失望，內心很惆悵。
報紙上刊載了一些國民黨的中、少將在各省政協上的發言。這些中、少將有的是起義將領，有的是進步人士。這些消息與解放台灣是聯繫在一起的，於是有人認為，我們出去也能當個政協委員。
在這兒仿佛是寄押，從來也沒人找我談話，學習與開會很少來人指導。領導我們學習的是一個普通幹部，每天他雖然來此，但對具體問題從不作指示。比如我們漫談埃及問題，有兩種意見，有人認為事態可能擴大；另有人認為埃及收復甦伊士運河英帝不敢動手。類似這樣問題都是不了了之。因此學習收穫不大。從這些我判斷這裡不是長久的改造場所。
有一天，我們到院中去拔草，聽到事務長打電話，是請求對方給房子。他說：“不行，不能將就呀！人太多住不下，請你們給想一想辦法吧，要有學習的地方，只能住人還不行……”
找房子，還要搬家！這可麻煩了，既然要找房子，就不是個短期間的改造。
董必武院長在政協上報告說，對反革命分子，除了民憤極大的處以死刑，一般不處死刑。我一想，今後槍斃人的事就少了，大概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也肅清了，無須再像1951年那樣，大規模的成百成百的槍斃。將來廢除死刑更有可能了。人民的覺悟高，人民民主專政鞏固，壞人藏不住，反革命分子活動不了，處刑尺度也要寬了。
從台灣到大陸的現行特務張毅，是上校專員，中統的。到了杭州他向人民政府自首了。政府對他無罪開釋，並且給他安置在圖書館工作。我想，如果我在1948年10月不在吉林自首，也像張國卿、項迺光那樣跑到台灣。到了台灣，受了使命再回到大陸，一自首，不也能像張毅一樣？想到這裡，認為張毅趕上好機會了。自己又一想，如果1948年逃跑，在途中被捕也就完了，那與陳牧一樣，在四平抓著解回長春鎮壓了。過去的事不能後悔，悔之無益。進一步說，1948年我起義，把督察處的政治犯都放出去，我率領親信部下投到人民政府，那不比現在的張毅還強？這麼想都是吃後悔藥。不想想，1948年我能起義嗎？有什麼思想能支配我起義呢？不可能的事，想它幹什麼？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比張毅不如，但我比陳牧等人還不是好的天上地下嗎？不能比，也不應該比，一比就是不滿現狀。
8月初，天氣熱得不得了。白天准許把門打開見見風。這裡的規定，每天監房門都要扣上，夜裡上鎖，白天小便，班長把門打開，回來再扣上。夜裡小便也要報告班長，班長把鎖頭打開。這個屋子門響，那個屋的門也響，都去小便，誰也睡不好。有一次，我對張所長說：“屋裡放一個尿桶，比較省事。”他說：“太不衛生，空氣也不好。”
天氣熱了，把門打開了，仍然是滿身大汗，在屋光膀子，只穿一條小短褲，好在這沒有女幹部，我們都很隨便。天氣一熱，心又不定，很焦躁。
9月14日這天，12點已經過了還沒有開飯。每天11點50分，廚房就送飯來，今天12點半還沒來送飯。我說：“好飯不怕晚，今天要改善，大家不要著急，好好等著吧。”我這是瞎說，但歪打正著，果然改善伙食。到1點鐘才開飯，燉小雞，大米飯，雞肉多得很。我心想，今天是9月14日，既不是星期日，又不是假日，為什麼改善呢？吃完了飯，看守所叫我們到前面大審訊室。這個屋子我還第一次到，屋子擺了30個椅子，前面有一個條桌。這時來了一個高個黑臉的幹部，李科長介紹他是張處長。張處長告訴我們，要把我們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學習，明天就走。說那個地方比這兒好，到那兒要好好學習。接著叫大家談談感想。張禹斌等人發了言，認為把我們這些人送走不管了，希望張處長常到那個地方去對我們教育。這些不是思想話，仿佛舊社會的詞令，聽著不順耳。接著又有幾個人發言，表示有一些顧慮。
張處長最後講了一些話，沒用發言稿，他說：“改造不在說得好，要看做得如何，要言行一致。共產黨不僅聽你們說的，還要看你們實踐，你們有的人無事找事，給老婆寫信要離婚，這是什麼意思呢？家人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呢？這種做法是不對的。”我一聽就知道是批評尚傳道。尚傳道到了遼寧公安廳之後，就認為自己快釋放了，老婆在1950年要與他離婚，他沒理。可是這次他認為自己出去討個老婆不成問題，個性一發，給老婆寫信離婚。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真是無事生非。
張處長又講了一些話，犯人接著發言，我都沒有仔細聽。我想心事，5月24日由長春到這住了不到4個月，又要往別處挪，真麻煩。從北滿到南滿，從南滿又到哪去？估計不到了，到旅大？不能，那是海軍基地；到遼陽？那個地方離千山不遠了，如果在千山改造，那個地方風景很好，有龍泉寺、五佛頂、青雲觀……我幼年時去過……想了一會兒，沒有理出頭緒。
晚上，又改善，吃餃子，這是送行的飯。這時候吃什麼也不香，整個思想不在這頓餃子，而是考慮到新地方好不好？到那之後又怎麼樣？這麼一遷移，最近走不了了。我感到失望，內心很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