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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的,他的心情依然是沉重和憂傷的。當我幾次坐在他的對面,並和他探討

  二千年前那個放羊的小孩,是怎樣拿著火把尋找丟失的羊群,並把兵馬俑坑

  焚燒殆盡之時,他那有些灰黃的臉上始終透出一種壓抑的氣息。

  當我第一次來到秦俑館和副館長吳永琪交談時,得知他原來是一個北京

  知青,初中畢業或者還沒完全畢業,就離開首都北京那平坦的街道,來到陝

  西的黃土高坡接受教育了。這個時代具體算起來,應該是比李鼎弦先生走進

  監獄時晚幾個年頭,但作為一個大的時代背景是相同的,人生的命運也是接

  近的。稍有不同的是,李鼎弦實實在在地下了大獄。吳永琪則是從北京的四

  合院走進祖國西北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小山溝,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當然,和吳永琪同時代或稍晚些時候來到這裡的,還有一批數量相當可

  觀的知青,只是吳永琪更能讓人矚目一些,這不僅因為他後來有幸讀了大學,

  又當上了秦俑博物館的副館長,更重要的可能還在於他早年曾主持過秦陵銅

  車馬的修復工作,由於他憑著自己的才華和毅力出色地主持完成了這項工

  作,所以他自然地就要引起世人的矚目,那麼,他的名字也將有可能和銅車

  馬並存。

  直到今天,秦俑博物館真正事業有成的人員為數不多,而為數不多的人

  員中竟有那麼多不同的悲愴故事,也著實讓人感到有些震驚了。如果回過頭

  來看看那個時代,看看那個“文革”的大框架中包含著的一個個事件性的小

  時代,竟覺得有些鬧劇的味道,荒誕的模樣,當這一切經過了之後,當今天

  的國門已經打開之後,誰都會這樣冷靜地想到:試想以上諸君的政治命運中

  假如沒有那段痛苦的歲月,他們將為這個民族多做多少善事?

  光陰荏苒,人生苦短。才眨眼的功夫,秦俑考古隊和秦俑博物館的第一

  代人,幾乎都不在崗位了。記得我第一次來秦俑館時,宣教部主任馬青雲女

  士跟我談起她接待美國總統尼克森、里根夫婦的故事,談笑風生間,顯得那

  麼年輕而富有生氣,那麼瀟灑活潑,那麼讓人激動和感奮。當我第二次來的

  時候,她已經退居二線,儘管她的談話依然幽默風趣,她對我的幫助依然熱

  情坦誠,但我還是感到她和幾年前的那個她已有了不少的差異,望著她兩鬢

  斑白和顯然是走向衰老的面容,我的心中翻起了一股莫名的無法言狀的悲傷

  情緒。也難怪,她的女兒,當年在我面前活蹦亂跳的小女孩,也將要做母親

  了。而我這部作品中,提到的諸如楊異同、王志龍等等,也已成為第三代人

  的長輩了。每個人在時間老人面前都是永遠的輸家。

  令人欣慰的是,繼我1991 年來秦俑博物館的那個早春之後,這裡的工作

  人員又走過了四年不同尋常的歷程,同時也實現了多波次推進後的一次大的

  綜合性開拓。

  秦俑二號坑的發掘,已經全面拉開了帷幕。考古隊的工作人員,無論是

  從事緊張的清理工作還是協助工作,都不會忘記對周圍環境的搜索,以希翼

  會出現“樂府鍾”這樣的寶物或是其它考古線索。因而在秦俑繼七十年代之

  後的二期擴建工程各施工工地開挖地基的地方,隨時會看到考古隊員的身

  影。他們不僅對俑坑周圍的地層情況作了全面了解,並且在離俑坑較遠的一

  個枯井旁,發現了一座早期居住遺址,其時代約在春秋時代或者更早的時期,

  遺址中的火膛遺存和一些時代明顯偏早的陶片,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考古

  信息,它將以另一種完全不同於秦兵馬俑的景觀展示於世。

  更令人欣慰的是,繼第一代秦俑考古工作者之後,第二代已經迅速崛起,

  這支隊伍的主將就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

  業的張仲立、劉占成、張占民等人,而考古隊員也大多是來自西北大學考古

  專業的學生。這支新崛起的“學院派”或“西大派”隊伍,同第一代相比,

  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和開拓性。作為新生代的他們,除了具有年輕強壯的身體

  條件,還具有第一代無可比擬的考古專業知識和新的考古學思維。他們不但

  能參加實際發掘,更重要的和更難得的是,他們有足夠的知識積累和文化素

  養,能將發掘出來的實物的時代背景和文化內涵研究辨別出來,從而形成新

  的秦俑考古景觀。可以預見的是,在以後的十年或者更長的一段時間,主宰

  秦俑考古發掘和領秦俑甚至秦陵研究風騷的必然是這支以張仲立、劉占成、

  張占民為主帥的新近崛起的隊伍。

  又說到考古,我很同意秦俑考古隊張仲立、張占民先生的看法。現代考

  古與那些挖寶者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它本身首先是一門科學研究,其目的在

  於科學地揭示古代歷史的文化和準確恢復歷史文化景觀,它藉助現代科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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