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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繼光的長處，在於他沒有把這些人事上的才能當成投機取巧和升官發財的本錢，而只是作為建立新軍和保衛國家的手段。他深知一個將領只能在社會情況的允許之下才能使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在現實生活里發揮作用。他接受這樣的現實，以盡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辦好，同時也在可能的情況下使自己得到適當的享受。至於合法或者不合法，從他的政治的眼光看來已無關宏旨。
他和譚綸和張居正的關係如此密切，雖說他精通政治但是最後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現實。張居正死後，廷臣提醒萬曆：戚繼光是伏在富門之外的一頭猛獸，只聽張居正的操縱，別人無法節制。這也正是控訴張居正意圖謀逆的理由：張居正和戚繼光沒有造反的證據，卻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張居正的運動中，法官追問張的兒子插修，為什麼他父親在日，要在夜間派人與成帥書面聯絡？
戚繼光的不幸遭遇是因為他在一鎮中推行的整套措施業已在事實上打破了文官集團所力圖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須付出代價。
他在貧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數幾個沒有遺棄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為他寫作墓志銘的汪道昆。當他寫到"口碼三號，將星殞矣"，顯然有無限悽愴的感觸。汪道昆自然不會知道，當地潤筆作書的時候，西班牙的艦隊，已整備出征英國。這事情的意義，即是軍備的張弛，立即影響一國國運的盛衰。世界局勢如是，而這陽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將星西殞之際，我們一個古老的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30年後，本朝的官兵和努爾哈赤的部隊交鋒，缺乏威南塘將軍苦心孤詣擬訂的戰術和強調的組織紀律，結果是眾不敵寡。茲後八放軍作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於白人黑水之間，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遲早的問題了。第七章 李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1602年，李贊在獄中以剃刀自刎，死後，被稱為犧牲自我。這一評論不能不使人感到懷疑。李蟄的著作不穿於當時而屢被官方禁止，但是仰慕他的人則不顧禁令而不斷加以重印。這些著作，雖然篇幅浩瀚，然而並沒有在歷史上開拓出一條新路。李費並不缺乏勇氣，但是通常來說，這樣類型的作家如果發現了崇高的真理而願意為之犧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間就會表現一種燃燒性的自我滿足和欣快。這些特點不能在李蟄的著作中見到。
少數的評論者，竟說李贊站到了下層民眾的立場上，批判了剝削農民的地主階級。這種論調自然更屬於無稽。他在1580年離開姚安知府的職務以後，一直倚靠朋友中地主外上的周濟以維持生活，而他從也不覺得接受這些周濟有任何不妥。這個社會容許他不耕而食，但是他從來沒有提出應當改組。如果在某些地方批判了他的地主官僚朋友，那也只是著眼在私人的性格和品德，而從沒有提到經濟立場，同時他也明確指出這種評語可以同樣適用於自己。在若干場合，他一方面自我批評，一方面又自我憐惜。在給侍郎周思敬的信里，他說："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禍。然而禍來又不即來，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嘆塵世苦海之難逃也。可如何！'丁目在這種語調中看不出絲毫自我犧牲的意味，也就是說，寫信的人並沒有能以燃犀燭照的銳利眼光看透社會的病弊，立下"與汝偕亡"的決心。
但是李蟄對這個社會具有理智上的關心，則屬毫無疑義。這種關心和信仰自由有其相通之處，在它的後面有社會經濟的背景，也有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有特別的關聯，而其個人的心理上和哲學上的特點尤其不能忽視。這些條件只能更把李蟄構成為一位特色鮮明的中國學者，而不是一位在類似條件下的歐洲式的人物。
李蟄是儒家的信徒。1587年以前，他已經按照儒家的倫理原則完成了對家庭應盡的一切義務。次年，他即制發為僧，時年六十一。剃髮的原因是他的環境已經允許他拋卻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尋求個性的自由發展。這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的遁世，不論從理智上看還是從社會關係上看，他此後的言行實際上代表了全國文人的良心。當被捕後接受訊問，他回答說："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這種精神和路德的倔強相似。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見解釋經典，這也和宗教革命的宗旨，即見信徒即為長老的態度相似。但李蟄沒有路德的自恃，也缺乏伊拉斯漠斯的自信。在他自裁以後氣絕以前，他用手指寫了王維的一句詩以解釋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極悲觀的情緒已顯然可見。
李蟄的悲觀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蟄的朋友、居停和論辯的對手，李蟄曾屢屢對他作過不留情面的抨擊，批評他缺乏誠信。然而，李贊還以同樣不留情面的態度解剖自己，指責自己缺乏誠信："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沃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等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免心與回違。"他還懷疑自己用佛門的袈裟遮掩了"商賈之行之心'，"以欺世盜名"。這種奇怪現象的癥結，在於內心矛盾的劇烈交戰而無法自解。
他和譚綸和張居正的關係如此密切，雖說他精通政治但是最後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現實。張居正死後，廷臣提醒萬曆：戚繼光是伏在富門之外的一頭猛獸，只聽張居正的操縱，別人無法節制。這也正是控訴張居正意圖謀逆的理由：張居正和戚繼光沒有造反的證據，卻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張居正的運動中，法官追問張的兒子插修，為什麼他父親在日，要在夜間派人與成帥書面聯絡？
戚繼光的不幸遭遇是因為他在一鎮中推行的整套措施業已在事實上打破了文官集團所力圖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須付出代價。
他在貧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數幾個沒有遺棄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為他寫作墓志銘的汪道昆。當他寫到"口碼三號，將星殞矣"，顯然有無限悽愴的感觸。汪道昆自然不會知道，當地潤筆作書的時候，西班牙的艦隊，已整備出征英國。這事情的意義，即是軍備的張弛，立即影響一國國運的盛衰。世界局勢如是，而這陽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將星西殞之際，我們一個古老的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30年後，本朝的官兵和努爾哈赤的部隊交鋒，缺乏威南塘將軍苦心孤詣擬訂的戰術和強調的組織紀律，結果是眾不敵寡。茲後八放軍作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於白人黑水之間，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遲早的問題了。第七章 李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1602年，李贊在獄中以剃刀自刎，死後，被稱為犧牲自我。這一評論不能不使人感到懷疑。李蟄的著作不穿於當時而屢被官方禁止，但是仰慕他的人則不顧禁令而不斷加以重印。這些著作，雖然篇幅浩瀚，然而並沒有在歷史上開拓出一條新路。李費並不缺乏勇氣，但是通常來說，這樣類型的作家如果發現了崇高的真理而願意為之犧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間就會表現一種燃燒性的自我滿足和欣快。這些特點不能在李蟄的著作中見到。
少數的評論者，竟說李贊站到了下層民眾的立場上，批判了剝削農民的地主階級。這種論調自然更屬於無稽。他在1580年離開姚安知府的職務以後，一直倚靠朋友中地主外上的周濟以維持生活，而他從也不覺得接受這些周濟有任何不妥。這個社會容許他不耕而食，但是他從來沒有提出應當改組。如果在某些地方批判了他的地主官僚朋友，那也只是著眼在私人的性格和品德，而從沒有提到經濟立場，同時他也明確指出這種評語可以同樣適用於自己。在若干場合，他一方面自我批評，一方面又自我憐惜。在給侍郎周思敬的信里，他說："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禍。然而禍來又不即來，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嘆塵世苦海之難逃也。可如何！'丁目在這種語調中看不出絲毫自我犧牲的意味，也就是說，寫信的人並沒有能以燃犀燭照的銳利眼光看透社會的病弊，立下"與汝偕亡"的決心。
但是李蟄對這個社會具有理智上的關心，則屬毫無疑義。這種關心和信仰自由有其相通之處，在它的後面有社會經濟的背景，也有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有特別的關聯，而其個人的心理上和哲學上的特點尤其不能忽視。這些條件只能更把李蟄構成為一位特色鮮明的中國學者，而不是一位在類似條件下的歐洲式的人物。
李蟄是儒家的信徒。1587年以前，他已經按照儒家的倫理原則完成了對家庭應盡的一切義務。次年，他即制發為僧，時年六十一。剃髮的原因是他的環境已經允許他拋卻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尋求個性的自由發展。這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的遁世，不論從理智上看還是從社會關係上看，他此後的言行實際上代表了全國文人的良心。當被捕後接受訊問，他回答說："罪人著書甚多具在，於聖教有益無損。'這種精神和路德的倔強相似。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見解釋經典，這也和宗教革命的宗旨，即見信徒即為長老的態度相似。但李蟄沒有路德的自恃，也缺乏伊拉斯漠斯的自信。在他自裁以後氣絕以前，他用手指寫了王維的一句詩以解釋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極悲觀的情緒已顯然可見。
李蟄的悲觀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蟄的朋友、居停和論辯的對手，李蟄曾屢屢對他作過不留情面的抨擊，批評他缺乏誠信。然而，李贊還以同樣不留情面的態度解剖自己，指責自己缺乏誠信："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沃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等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免心與回違。"他還懷疑自己用佛門的袈裟遮掩了"商賈之行之心'，"以欺世盜名"。這種奇怪現象的癥結，在於內心矛盾的劇烈交戰而無法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