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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這些論著是我敘事的基礎。不過,現在通過在網上的大量搜索,很容易就能夠補充基本的敘述。在谷歌上搜索任何一個名字或主題,一般都會找到值得注意的內容。許多博物館都有它們自己的網址,在那裡搜索,能得到更多信息。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The Imperial War Museum,www.iwm.org.uk)是其中的代表,尤其引人注目。有許多私人博物館網址也值得搜索瀏覽,比如www.worldwarI.comwww.grande-guerre.org,或者www.firstworldwar.com。我在其他一些網站中也查找到過許多文獻資料,比如www.findagrave.com。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網站,但英國人,至少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在這方面還是遙遙領先的。

  與本書各章有關的延伸閱讀(和參考資料),讀者可以參閱下述作品(也是對前文提到的那些論著的一個補充)。

  第一章:

  最近出版的一部論著是戴維·弗洛姆金(David Fromkin)的《歐洲的最後一個夏天:誰發動了1914年的戰爭?》(Europe’s Last Summer: Who Started the War in 1914,2004),書中還附有一份不錯的書單。詹姆斯·約爾(James Joll)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1992)仍然具有重要價值,而作為對“一戰”背景的研究,A·J·P·泰勒的《爭奪歐洲霸權:1848~1918》(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1954)也同樣重要。在泰勒寫作此書的時代,人們仍然把1914年7月危機看作是一系列外交危機的結果,並對那些危機(摩洛哥危機等)做了非常出色的論述,不過泰勒傾向於認為1914年7月危機是“體系”而不是柏林政客們陰謀的產物。伊曼紐爾·蓋斯(Imanuel Geiss)的《七月危機和戰爭爆發:1914》(Julikrise und Kriegsausbruch:1914,1963~1964),英文縮減版的名字是《1914年7月》(July 1914,1967)。他確實利用文獻把“一戰”的爆發描述成德國導演的危機。蓋斯從那些沒有遭到毀壞的文件中發現了更加確切的證據,陰謀論於是開始浮出水面。關於這一點,人們可以參看安傑拉·蒙鮑爾(Angela Mombauer)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2002)。蓋斯顛覆了俄國的軍事動員引發了德國宣戰這個有重要影響的神話。人們也可以參閱V· 伯格翰(V.Berghahn)的《1914年的德國和戰爭的臨近》(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 in 1914,1995)。伯格翰教授的優勢在於他對海軍的特性十分熟悉。

  第二章:

  對於戰爭開端這一重要時刻,L·布爾夏特(L.Bur插rdt)的《和平經濟與預防戰爭》(Friedenswirts插ft und Kriegsvorsorge,1968)和L·J·法勒(L.J.Farrar)的《速戰幻夢》(The Short-War Illusion,1973)從不同角度對戰爭的開端進行了探討。溫斯頓·邱吉爾的《世界危機》(World Crisis)(6卷本,1923~1931)和約翰·基根(John Keegan)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新論》(The First World War,1998)都對馬恩河戰役做了頗具戲劇性的描述。D·E·肖瓦爾特(D.E.Showalter)的《坦能堡戰役》(Tannenberg)也值得一讀。

  第三章:

  蒂姆·特拉弗斯(Tim Travers)的《殺戮戰場》(The Killing Ground,2003)是研究英軍“學習曲線”的一部重要著作。羅伯特·格雷夫斯的《別了,那所有的一切》對於在法國開始戰鬥歷程的英國“新軍”,做了重要描述,他不再心存幻想。與之相比,巴里·韋布(Barry Webb)的《埃德蒙·布倫頓》(Edmund Blunden,1990)一書的觀點則要更加溫順。另外一位對英軍進行過觀察的重要人物是E·L·斯皮爾斯(E.L.Spears),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他都是負責聯繫法軍的軍官。馬克思·埃格雷蒙特(Max Egremont)在他的《在兩面旗幟下》(Under Two Flags,1997)一書中對斯皮爾斯一生做了精彩的記錄。關於義大利參戰,印德羅·蒙特烈里(Indro Montanelli)的《喬利蒂的義大利》(L’Italia di Giolitti,1975)一書記述精妙,很有可讀性,而且帶有現代義大利人有時會表現出的那種黑色幽默。關於達達尼爾戰役,奈傑爾·斯蒂爾(Nigel Steel)和彼得·哈特(Peter Hart)的《在加利波利的戰敗》(Defeat at Gallipoli,2002),與蒂姆·特拉弗斯的《加利波利:1915》(Gallipoli 1915,2001),都論述紮實,非常公正。關於亞美尼亞人問題,京特·萊維(Guenter Lewy)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亞美尼亞人大屠殺》(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2005)一書使關於這個問題的其他所有著作都黯然失色,不過,弗蘭茨·韋菲爾(Franz Werfel)最初寫於1932年的《穆薩達的四十天》(Vierzig Tage des Musa Dagh),雖說被翻譯成英文後毫無文采可言,而且有些隨意歪曲歷史,但還是一部值得尊重的小說。如果非要爭論亞美尼亞人大屠殺的話,韋菲爾在他小說的扉頁上寫道:“請不要用這一爭論來反對土耳其人”。關於封鎖,蘇圖(G.-H.Soutou)的《財富與生命》(L’Or et le sang,1989)探討了協約國集團經濟戰爭的掠奪目標。A·奧弗(A.Offer)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個農民的解釋》(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1989),從一個有趣和有獨創性的角度對戰爭的目的進行了闡述。格爾德·哈達克(Gerd Hardach)的《第一次世界大戰》(The First World War,1977)作為研究經濟史的系列著作的一部分,仍然對“一戰”經濟目標這個龐大主題進行了最廣泛的論述(當然,在各國財政方面,前文引用過的尼爾·弗格森的著作最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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