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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運動紀念碑”，因未能真實反映歷史人物在這一運動中的地位，曾招致史學界的一些批評。背後的四層樓即這幾位碑上人物待過的北大紅樓。（攝於2003年7月）真不明白，提供油污的史達林早已受到歷史的清算，聯共（布）黨內的冤案也莫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悉數被平反（當然包括株連人數最多的托洛茨基一案），可偏偏我們中國的這位屈死的靈魂還未被赦免。沖洗掉強加在這個人身上的污濁怎麼會這麼難！正因此，我特別想到陳獨秀墓上獻一束花。
儘管陳獨秀一生漂泊，四海為家，直至病逝他鄉，但他還是讓自己魂歸故土了——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6月，在這位傑出的思想者停止思想五年之後，其三子陳松年遵其遺囑，將他的靈柩自四川江津縣的原墓穴中遷出，僱船順長江而下，漂泊幾天幾夜後，回到故里安慶，與亡母高曉嵐葬在了一起。讓人深感慶幸的是，經歷了漫長的動盪歲月，尤其是經歷過“文革”滔天濁浪的衝決，這座名人之墓竟然保存下來了！我去過北京的“紅樓”和箭杆胡同，箭杆胡同九號（現為20號）是陳獨秀任教北大時的故居，也是他的《新青年》編輯部，隱於紫禁城東的一片灰色的胡同里，已經破舊不堪。看過的先哲的故址越多，就越想謁訪其歸宿，而且，這種心情越來越迫切。2001年6月24日，我終於抽空隨回鄉省親的朋友范學軍去了趟安慶。小范下海前是安慶市博物館裡一位考古專業本科生，曾借調到“陳獨秀史料陳列館”幫助工作，對一代鄉賢自然敬重有加。在煙塵瀰漫的長江邊上的一家飯店裡，他為我請來兩位當地官員，一位是他的前領導、安慶市博物館的館長姚中亮先生，一位是安慶市文物局的副局長陳長璞女士——後者的身世遠比其官方職位更讓我肅然起敬，因為她正是陳獨秀的嫡孫女。已是中年的陳長璞是個性格直率、談吐爽快的人，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她的“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的祖父。也許唯一不像的是身高——陳女士約1.65米的個頭兒，在安徽女人里算是高個子，而她的卓立於20世紀芸芸眾生之上的祖父，則只有1.63米的身高，難怪有人背地裡非常北京箭杆胡同20號這座老屋，系陳獨秀任北大教授時的租居地，也是北遷的《新青年》編輯部。（攝於2003年7月）不尊敬地稱之為“矮子”。究竟是什麼樣的家庭誕生了陳獨秀這樣一個風一樣迅疾雷一樣凌厲的人物呢？史料告訴我們，陳家一直是清代安慶府懷寧縣裡的世家。生於清光緒五年（1879年）的陳獨秀曾在自傳中說自己出生於“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小戶人家”，但考據家稱那只是相對於“大戶人家”而言的自謙之辭，切勿當真。至陳獨秀的叔父中舉做了官且越做越大，後來竟在東北當上正四品的道員後，陳家才讓安慶的紳士們瞧得起——“道”乃清代設於省之下、府之上的一級政府機構，當時整個安徽省也不過三個道，即：安廬滁和道、皖南道、皖北道。陳家在當地的地位之尊，自可想見。陳獨秀兩歲時即喪父，後來成了這位沒有兒子的道台（道員的俗稱）大人的嗣子，所以自幼無凍餒之虞。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嚴的白鬍子底下開始漫長的求知生涯的。許多有關傳記中都引用了陳氏自傳里的那段文字，稱老頭兒極威嚴，哪家孩兒哭，大人只要說聲“白鬍子爹爹來了！”那哭聲立馬會止住。偏偏這位封建大家長特別看中天資聰穎的陳獨秀，恨不得讓他一年之中把四書五經全讀完，背書背不出，就動手打。於是，陳獨秀的童蒙時代就充滿著痛苦。人們總愛援引的是傳主的這樣一段話：爺爺經常被“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2)
令人可怕的是我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只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
這位白鬍子老頭兒實在有遠見，他用戒尺把生來就倔強的孫兒打出了終生寧折不彎的性格，打成了無論前清還是民國統治者都深為畏懼的“兇惡強盜”，更是把傳統儒家文化砸得亂七八糟的一個“江洋大盜”！果真是“家門不幸”，因其一直是顛覆政府的革命黨首領，致使安慶城裡有名的“陳家大洋房子”被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先後兩度抄家，至日本侵略軍占領安慶後，陳家已徹底衰敗。但這位大家長未曾料到的是，他的孫兒長大成人後，居然成為超時代的思想家，不獨生前已名滿華夏令萬眾景仰，而且死後六十多年，愈發顯現出其思想與人格的光輝！他留給中國知識階級的精神財富，又哪是區區三個天井的“陳家大房子”所能容下的！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十七歲的陳獨秀莫名其妙地考取了秀才——他自己說過，那完全是一通亂寫蒙住了糊塗的考官大人。次年，在家庭的安排下，陳獨秀與清軍安慶營統領的閨秀高曉嵐完婚，新郎十八歲，新娘比他還大三歲。門當戶對的婚姻使這對結髮夫妻共同生活了十二年，並得三兒兩女——長子陳延年、長女王瑩、次子陳喬年、次女某（早殤）、三子陳松年。然而，等幼兒松年睜開懵然的雙眼時，父親已離鄉與姨媽高君曼同居去也。高君曼與高曉嵐同父異母，比姐小九歲，姐妹同嫁一人的荒唐婚姻自然使安慶陳家大失顏面。後陳獨秀把延年與喬年接走，但小哥兒倆在後媽那兒過得並不舒心，爸爸對他們也頗不慈愛。長大成人後，延年與喬年都成了社會的叛逆，這與他們苦難成長史也許不無關係吧！不幸的是，他們的生命都在不到三十歲時夭折—國民政府的法庭先後把他倆和許許多多風華正茂的中共黨人送入了墓穴里。失了夫君，又一連送別了兩個兒子，高曉嵐悲痛欲絕！單從女人來說，這位恪守婦道的傳統媳婦真是不幸！不少陳獨秀傳記中寫到她與陳獨秀關係不睦，且很吝嗇。有例為證：陳獨秀外出，欲索妻子十兩金鐲為遊資，妻“堅決不肯”。人們說，這是因為受傳統教育太深的高氏與夫君思想相差太遠所致。其實，這種說法有失公允，且太有“為尊者諱”的嫌疑——漫道男女之情外人向來說不清，單以陳獨秀縱情追求新鮮事物的性情，再溫順的妻子也會生怨。後來，關在南京第一監獄中的陳獨秀曾親口向同案的難友濮清泉承認過：建黨之前，他“確曾放蕩不羈”。所以，當時的高夫人就堅決不肯獻出自己的金鐲，別無它，只因不願夫君離去而已。結髮夫妻同居十餘年，寧無感情？不然，松年就不會在他們結婚十多年後來到人世。然而，正所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陳獨秀還是順長江水東去了。他與受過現代教育的小姨子高君曼在外地結為良伴，並有了一雙兒女。有了新夫人，身心都很陽剛的陳獨秀還是不滿足，還曾忙裡偷閒去當時京城裡的紅燈區嫖娼呢！於是，高君曼也開始與他吵鬧。高言簡意賅地罵丈夫為“無恥之徒”，而陳夫子則十分機敏地反譏新妻為“資本主義”（只想壟斷私產之意？）。從北京回到上海後，兩人關係也未恢復昔日的融洽，後來高君曼不得不帶著兩個子女去了南京（那裡有陳獨秀購置的一處房子），由陳的皖籍好友亞東圖書館老闆每月寄去三十元生活費，再將此錢從陳的版稅里扣除。鐵石心腸的陳獨秀甚至沒給前後兩位高夫人送終，高家姐妹先後在南京與安慶謝世時，他都沒到場，都是親友幫助料理的後事。甚至，他連一首懷舊的韻句也不肯留下，儘管他留給後人不少非常有功底的舊體詩。高君曼走了，潛伏在上海灘的中共總書記究竟住在了哪裡就誰也不知道了，有一段時間，他失蹤了！黨內人包括他的秘書都不知道他的下落，連其長子、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來黨中央匯報工作，也見不上當總書記的老爹一面。大家悲痛欲絕，都以為領袖已慘遭反動軍閥的暗算。萬不料，就在延年已經登船離去時，捂得嚴嚴實實的總書記卻出現了，原來他因病住院了，是一位年輕女子服侍他的。直到半個多世紀後，深得陳獨秀信任的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長鄭超麟才意外地獲知，那位女子叫施芝英，是一位有地位有身份的醫生，那段時間，曾與陳秘密同居。但鄭超麟不知道的是，這位施醫生是何時出現的，是高君曼出走之前還是之後？她與陳同居了多長時間？為什麼最後嫁了別人？這一切，已成千古之謎矣！在有了神秘的施女士之後，某次鄭超麟去陳獨秀的秘密住處時，還曾闖見領導屋裡有過舞女模樣的人。陳獨秀難耐寂寞又一證也。被中共開除後的陳獨秀，依然呆在上海。儘管已年過半百，居然又把後樓鄰居的一個年僅二十出頭的小女子潘蘭珍發展為生活伴侶。見過潘氏的人稱，潘很摩登，是“七分人材，三分打扮”的時尚女性。陳獨秀面對比自己小二十九歲的小潘，倒是堅持組織原則，一直沒告訴人家自己的真實姓名與身份。直到某次兩人吵架，小潘一氣之下跑回了浦東娘家住了一個多月，有一天突然從報紙上看到了被捕的共黨魁首照片時，才驚悉，原來夫君即那個久被國民政府通緝的大名鼎鼎的共黨領袖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