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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半農贊同地大聲說:“對,陳學長所言極是!我們必須奮起反擊!”

  許德珩望著李大釗、陳獨秀,建議道:“不行,我們再一次實行罷課。通過北京學聯向各大中學校發出通告,再一次實行整個學界的全面罷課,迫使政府請蔡校長回校復職。”

  李大釗沉吟了一會兒,深沉地說:“實行罷課,這也是向反動勢力進行鬥爭的一種方式。目前,我們也只能是採取這個辦法。但我們現在所進行的鬥爭,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要求收回我們青島和整個山東,以至提倡科學與民主,主張社會進步,主張革新,以新思想、新文化反對腐朽沒落的封建專制主義舊思想、舊文化,這都已經超出了我們學界的範圍了,都已經包含了廣泛的社會內容了。尤其這一次蔡先生被迫辭職出走,北洋政府更在磨刀霍霍,使得我們鬥爭所包含的社會內容,更加明朗化,也更加尖銳,社會各界也勢必不會坐以待視,所以,我們想辦法把學界的罷課引深向更廣泛的社會鬥爭,把單純的學生風潮引發為廣泛的、整個社會的抗爭運動……”

  李大釗深沉地講著,一字一句都深沉而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在屋子裡迴旋激盪著,也更在每個人的心頭強烈地迴旋激盪著……

  二

  大總統府里又一次焦灼不安了。

  徐世昌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在他的書房裡背著個手轉來轉去著。

  本來,蔡元培主動辭職,正中他徐世昌的心意。一塊心病去掉了。他看著蔡元培的《辭職書》,歡悅和暢快充滿了他的心房。可沒想到,這才還不到一天時間,各方面的連鎖反應這麼快而且這麼強烈、這麼兇猛地朝他襲來。什麼各大學教授的請願書,各大中學校校長的請願書,社會賢達名流的請願信以及全國的電報……都像雪片一樣向總統府他的辦公室飛來。那些大學教授們和各大中學校校長們明確表示:政府如果不下令挽留住蔡元培,他們都將集體辭職。就現在,教授推舉出的請願團,還在外面會議廳里等候著要見他,要再一次向他面陳請願內容。

  “他媽的,面陳個屁!”這位進士出身的前翰林院編修,撕去了讀書人的斯文,惱羞成怒,也粗野地罵起娘來了,“教授,教授嘛,以教導學生識文通理為本,何以這樣來隨意干涉政府的大事?他媽的,簡直統統混蛋透頂!”

  徐世昌心裡就像燃燒著一團火。

  尤其是,在剛才教授請願團到來之前,北大那個教師胡鈞送來密報,說北大那些學生又在煽風掀浪,準備要聯合京城所有大中學校,再一次進行大的行動。

  什麼樣大的行動?不會又是一個五月四日吧?

  徐世昌心裡有點發毛。

  “你們說應該怎麼辦?”徐世昌轉來轉去著,側過臉問了問恭立在旁邊的參議院副議長田應璜和教育次長袁希濤,“你們也給我老徐出個主意吧!”

  回應磺輕聲地說:“不行就先下個勸留蔡某人的令吧!”

  徐世昌停下步子,盯視著田應璜:“怎麼?你是說讓我下令把姓蔡的勸留在北大?”

  “只是表面上先這樣作個樣子。”

  “噢?”

  “在這同時,大總統還可以再……”

  徐世昌手一揮,釋然點頭道:“明白了!明白了!”

  徐世昌嘴角漾出一絲陰險而得意的冷笑。

  三

  就在北京大學的愛國師生們商量著如何迫使北洋政府下令勸挽蔡元培校長歸校返任的時候,從日本東京又傳來了令人震驚的日本軍警血腥鎮壓中國留學生、製造了“五·七”慘案的噩耗。

  原來,北京的愛國學潮一浪高過一浪地奔卷涌騰之時,在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們也情緒激昂亢烈,鬧得很起勁。他們自從在火車站沒有能美美地痛打上賣國賊章宗祥後,心裏面一直都憋著一團火。北京五月四日的示威大遊行、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令他們振奮,而愛國學生的被捕,又使他們激憤。他們決定: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日,召開聲援大會。留學生們向日本各處借用會場,誰知那些東洋人早已接到他們政府通知,一律拒絕借用。沒有辦法,留學生們只好去找中國公使館,借用一下會場。誰知道章宗祥走後代理中國公使的莊景坷是個大滑頭,他表面上含含糊糊地答應了把公使館的會場借給留學生們用,但暗地裡去日本警廳,請求派來大批日本武裝軍警把守住了公使館門口,等留學生代表正式來接洽的時候,那些東洋人武裝軍警把刺刀槍口直對準留學生代表,不讓進去。留學生代表無可奈何,正在苦苦想辦法之際,忽從公使館內傳出一陣熱鬧歡慶之聲,伴隨著飄出聲聲悠揚的絲竹樂曲,向旁邊人一打問,方知是莊代公使在設宴請客,特邀來了名伶唱《貴妃醉酒》,給東洋“友邦”的客人們開心取樂。留學生代表怒火燃胸,這幫無恥的賣國賊官僚,國難之時,恰又是國恥之日,居然宴請東洋倭敵,聽戲賞曲,尋歡作樂。留學生代表當即返回學校,向同學們痛哭流涕地講述了情況。同學們一個個也都義憤填膺,決定五月七日國恥日各大學留學生聯合舉行示威遊行,並寫好了幾份請願書,準備遊行時向各國駐日本公使館遞送,希望他們對於中日問題,能主持一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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