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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濟條件的人厚葬，缺乏財力的人也不甘示弱。西漢初年，平原君朱健的母親亡故，家貧沒有錢發喪，打算借貸衣服用具。辟陽侯審食其本想同朱健親近，朱健看不起他的為人予以拒絕，他就接受太中大夫陸賈的建議，贈送朱健百金，以便他購買死者的殮衣，朱健遂因這項救濟而同審食其交好(《漢書·朱健傳》)。朱健為要把母親的喪事辦好，不惜改變品行與妄人結交，可見厚葬治喪思想的嚴重。漢武帝時遊俠原涉友人的母親死亡，無錢下葬，原涉給他募捐，送去衣被棺木及飯含等物，使友人漂漂亮亮地發了喪(《漢書·原涉傳》)。北宋初年檢校刑部尚書、光祿卿張鑄亡故，家裡沒有現金下葬，賣了他的衣服、輿馬及園圃，得錢10萬辦了喪事(《宋史·張鑄傳》)。借貸、募捐、賣產埋葬，都是厚葬的表現。
厚葬是一種弊風陋俗，為有識之士所反感，並致力於對它的抵制。漢武帝時有叫楊王孫的人，家有千金之業，生活上想吃什麼吃什麼，想用什麼用什麼，是『厚自奉養』的人，但對治喪從厚持反對態度。病危之時告訴兒子，死後實行裸葬，辦法是把屍體裝在布囊里，到入土時，從腳下抽出布囊，使赤裸的身體與土壤結合。他的兒子既不敢違抗父命，又不願父親裸葬，就請乃父的朋友祁侯繒去勸說他改變主意。祁侯繒於是給楊王孫寫信，說裸葬等於是戮屍，也不好在地下見先人，這個辦法不可行；再說《孝經》就講安葬要用棺槨衣衾，這是聖人的遺制，可不能違背啊!不孝與違禮是嚴重的問題，楊王孫卻不在意，回信說明他的看法。他認為喪禮應該有，但是現在的人厚葬做得太過分了，所以『吾以裸葬，將以矯世也』。他是抱著改變厚葬的惡風劣俗而實行薄葬，是為了驚醒沈溺於厚葬的世俗庸人。他還認識到厚葬有兩個害處，一是生者讓財富隨死者下葬，不久腐化了，這對生者死者都沒有益處，只不過是俗人以安葬之奢糜來比闊氣；二是厚葬引起盜墓的怪事，致使先人遺體遭到毀壞、暴露，這和不葬又有什麼不同，這才是真正的不孝，若薄葬就不會發生盜墓的事了。他還進一步說明裸葬的好處，即裸葬使身體與土地有直接接觸，可以『反真』：『且夫死者，終生之化，且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漢書·楊王孫傳》）照我們的理解，他的意思大約是人來自自然界，死後返回自然界，而裸葬最易實現這個道理，因為厚葬有棺槨衣衾隔著身體與土壤，反而不易返真。楊王孫的堅持薄葬，有理論，而目標是對準著厚葬。比楊王孫略晚的諫大夫貢禹向漢元帝上言，強烈反對厚葬，他指出當時民間的厚葬狀況：『眾庶埋葬，皆虛地上而實地下。』所以造成這樣的情形，是『過自上生』，即皇家帶的頭，漢武帝、昭帝、宣帝的營葬都是奢華過度，『大失禮，逆天心』的（《漢書·貢禹傳》）。他的主張薄葬，把矛頭對準皇家的厚葬，是有膽識之見。
像楊王孫、貢禹那樣主張薄葬者，西漢以後代不乏人，東漢大儒馬融享年八十有八，臨終『遺命薄葬』(《後漢書·馬融傳》）。以臥冰取魚供母食用而著名的孝子、西晉的太保王祥，對於自身喪事的安排是：斷氣之後，只洗手足，不必沐浴全身；只穿著平常的衣服，不要新裝；朝廷所賜玉佩、玉、綬笥都不用隨葬；墓穴能放下棺槨就行，不需用石砌，也不要起墳隴；祭品只用乾飯、干肉各一盤，酒一杯，不得多用；家人大小都不要送喪。總之，一切要求從簡。他死後，皇帝賜了很多錢帛。他的子孫遵照遺命不敢大辦，除了親舊故吏及賢明朝臣來悼念，『門無雜吊之賓』（《晉書·王祥傳》)，喪事辦得確實簡單。南朝中書侍郎王微『遺命薄葬』，出殯時不用長幡、吹鼓和輓歌，靈床兩宿即行撤消（《南史·王微傳》）。唐代開元名相姚崇說古來薄葬的人，『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為美談』，表明他欣賞薄葬。他認為『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必搞厚葬，把家業給敗壞了，因此要求子孫給他薄葬，即用素常的衣服裝裹，四時衣服各一套，不要穿官服。世俗用釋氏大做佛事，姚崇對子孫們說，我是不信佛的，你們如果循俗情給我請和尚念經，只能在七七期內做，布施只可用我隨身衣物，不得多費錢財。他還要求子孫將來也像這樣打發自己（《舊唐書·姚崇傳》）。北宋宰相晏殊在世時『奉養清儉』（《宋史·晏殊傳》），死後也是薄葬。據記載，他葬於陽翟(今河南禹縣)，那裡還有張侍郎墳塋，盜墓人從張侍郎墳得到很多寶物，而在晏殊墓中只有木胎金裹帶一件值錢，氣得發瘋，把墓主屍骨砸碎了，事實證明晏殊是薄葬論實踐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
薄葬的實行者，最多的是出現在民眾之中。以方臘起義而名聲顯著的摩尼教的教徒有其獨特的葬法：當入殮時身著衣冠，旁邊有兩個同教之人，一人問人始生的時候有帽子嗎，一人回答說沒有，然後摘下屍身的帽子；又逐一詢問生時有衣服和他物嗎，回說沒有，因而一一去掉；又問來時有什麼呢?說是胞衣，於是用布囊盛起來安葬（莊綽《雞肋編》）。這是民間宗教的薄葬，反映了不少群眾反對厚葬的態度。
總的看來，薄葬者在實踐之外還有理論，就是反對厚葬的浪費財物，主張讓屍體速朽，返回自然界。
厚葬是一種弊風陋俗，為有識之士所反感，並致力於對它的抵制。漢武帝時有叫楊王孫的人，家有千金之業，生活上想吃什麼吃什麼，想用什麼用什麼，是『厚自奉養』的人，但對治喪從厚持反對態度。病危之時告訴兒子，死後實行裸葬，辦法是把屍體裝在布囊里，到入土時，從腳下抽出布囊，使赤裸的身體與土壤結合。他的兒子既不敢違抗父命，又不願父親裸葬，就請乃父的朋友祁侯繒去勸說他改變主意。祁侯繒於是給楊王孫寫信，說裸葬等於是戮屍，也不好在地下見先人，這個辦法不可行；再說《孝經》就講安葬要用棺槨衣衾，這是聖人的遺制，可不能違背啊!不孝與違禮是嚴重的問題，楊王孫卻不在意，回信說明他的看法。他認為喪禮應該有，但是現在的人厚葬做得太過分了，所以『吾以裸葬，將以矯世也』。他是抱著改變厚葬的惡風劣俗而實行薄葬，是為了驚醒沈溺於厚葬的世俗庸人。他還認識到厚葬有兩個害處，一是生者讓財富隨死者下葬，不久腐化了，這對生者死者都沒有益處，只不過是俗人以安葬之奢糜來比闊氣；二是厚葬引起盜墓的怪事，致使先人遺體遭到毀壞、暴露，這和不葬又有什麼不同，這才是真正的不孝，若薄葬就不會發生盜墓的事了。他還進一步說明裸葬的好處，即裸葬使身體與土地有直接接觸，可以『反真』：『且夫死者，終生之化，且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漢書·楊王孫傳》）照我們的理解，他的意思大約是人來自自然界，死後返回自然界，而裸葬最易實現這個道理，因為厚葬有棺槨衣衾隔著身體與土壤，反而不易返真。楊王孫的堅持薄葬，有理論，而目標是對準著厚葬。比楊王孫略晚的諫大夫貢禹向漢元帝上言，強烈反對厚葬，他指出當時民間的厚葬狀況：『眾庶埋葬，皆虛地上而實地下。』所以造成這樣的情形，是『過自上生』，即皇家帶的頭，漢武帝、昭帝、宣帝的營葬都是奢華過度，『大失禮，逆天心』的（《漢書·貢禹傳》）。他的主張薄葬，把矛頭對準皇家的厚葬，是有膽識之見。
像楊王孫、貢禹那樣主張薄葬者，西漢以後代不乏人，東漢大儒馬融享年八十有八，臨終『遺命薄葬』(《後漢書·馬融傳》）。以臥冰取魚供母食用而著名的孝子、西晉的太保王祥，對於自身喪事的安排是：斷氣之後，只洗手足，不必沐浴全身；只穿著平常的衣服，不要新裝；朝廷所賜玉佩、玉、綬笥都不用隨葬；墓穴能放下棺槨就行，不需用石砌，也不要起墳隴；祭品只用乾飯、干肉各一盤，酒一杯，不得多用；家人大小都不要送喪。總之，一切要求從簡。他死後，皇帝賜了很多錢帛。他的子孫遵照遺命不敢大辦，除了親舊故吏及賢明朝臣來悼念，『門無雜吊之賓』（《晉書·王祥傳》)，喪事辦得確實簡單。南朝中書侍郎王微『遺命薄葬』，出殯時不用長幡、吹鼓和輓歌，靈床兩宿即行撤消（《南史·王微傳》）。唐代開元名相姚崇說古來薄葬的人，『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為美談』，表明他欣賞薄葬。他認為『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必搞厚葬，把家業給敗壞了，因此要求子孫給他薄葬，即用素常的衣服裝裹，四時衣服各一套，不要穿官服。世俗用釋氏大做佛事，姚崇對子孫們說，我是不信佛的，你們如果循俗情給我請和尚念經，只能在七七期內做，布施只可用我隨身衣物，不得多費錢財。他還要求子孫將來也像這樣打發自己（《舊唐書·姚崇傳》）。北宋宰相晏殊在世時『奉養清儉』（《宋史·晏殊傳》），死後也是薄葬。據記載，他葬於陽翟(今河南禹縣)，那裡還有張侍郎墳塋，盜墓人從張侍郎墳得到很多寶物，而在晏殊墓中只有木胎金裹帶一件值錢，氣得發瘋，把墓主屍骨砸碎了，事實證明晏殊是薄葬論實踐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
薄葬的實行者，最多的是出現在民眾之中。以方臘起義而名聲顯著的摩尼教的教徒有其獨特的葬法：當入殮時身著衣冠，旁邊有兩個同教之人，一人問人始生的時候有帽子嗎，一人回答說沒有，然後摘下屍身的帽子；又逐一詢問生時有衣服和他物嗎，回說沒有，因而一一去掉；又問來時有什麼呢?說是胞衣，於是用布囊盛起來安葬（莊綽《雞肋編》）。這是民間宗教的薄葬，反映了不少群眾反對厚葬的態度。
總的看來，薄葬者在實踐之外還有理論，就是反對厚葬的浪費財物，主張讓屍體速朽，返回自然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