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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官多、兵眾，財用不足，田令孜想增加財源，在安邑、解縣的鹽稅上打主意。原來這兩處歸鹽鐵使管轄，黃巢起義時唐朝把它交給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帶管，由王向中央交一部分食鹽。田令孜派義子匡佑到河中，態度傲慢，引起河中軍士不滿，匡佑回到長安，勸說田令孜削除王重榮，田令孜於是要把河中鹽利收歸中央，以便用鹽稅補養他的軍隊和打擊王重榮。王重榮不願放棄既得利益，抗言田令孜專擅，又聯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沙陀部，田令孜於是自將攻打王、李聯軍。結局是神策軍潰敗長安，乃縱火焚燒坊市和宮室，田令孜帶著唐僖宗再度出逃，到了鳳翔，又要逃往興元，僖宗不願再走，田令孜派兵挾持以行。在這混亂中， 邠寧節度使朱玫為控制天子，立嗣襄王李熅為皇帝，尊僖宗為太上皇，諸節度使擊殺朱玫，俘虜李熅，僖宗始得復回長安。
當唐僖宗在鳳翔時，諸鎮節度使上表請殺田令孜，以『安慰群臣』；隨從宰相率群臣上言『令孜專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群帥』，也要求誅殺田令孜。在內外文武官員壓力下，唐僖宗並不明正田令孜之罪，只是任命他為劍南監軍使，但仍留在身邊。後來田令孜實在混不下去了，帶領拱宸奉鑾軍到成都，以有病請求解職，僖宗乃下命削其官爵，流放儋州(今廣東儋縣)，但是他依託陳敬瑄並不去流放地。
田令孜去位，取代他的是另一個宦官楊復恭。楊復恭在鎮壓黃巢起義中立有功勳，為田令孜所忌。當田令孜在興元為眾人所痛惡時，唐僖宗任用楊復恭為樞密使，回到長安後，楊復恭正式取代田令孜地位，出任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受封魏國公。唐僖宗病重之時還沒有指定繼承人，百官認為僖宗哥哥吉王最賢明，主張冊立他，楊復恭看中了僖宗的弟弟壽王，竟自立了他，是為唐昭宗。朝臣敵不過宦官，這又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唐昭宗與楊復恭的關係，簡直有點像唐僖宗與田令孜關係的重演。
田令孜在成都依傍其弟陳敬瑄，恰有義子王建任壁州刺史，在川中活動，搶占地盤，田令孜向陳敬瑄說王建是我的兒子，把他招來，免得騷擾。陳敬瑄答應了，當王建在路上時陳敬瑄反悔，於是雙方交戰。唐朝令宰相韋昭度出任西川節度使，陳敬拒不受代，王建更以朝廷之命奮力進攻，田令孜乃到王建軍中求和。王建軍進成都，先殺了陳敬，然後對田令孜用刑，田以當過十軍容使的高官，不願屍首分離，被縊殺（《新唐書·田令孜傳》、《舊唐書·僖宗紀》、《新五代史·前蜀世家》)。唐僖宗與田令孜的關係，有三個階段的變化。從做晉王到在成都的後期，僖宗是任性玩耍，生活與政事都依賴田令孜安排，故呼之為『尚父』，而田令孜也極力趨承皇帝，固寵，恃寵，從而發展自己的勢力和招權納賄；從成都後期到興元時期，田令孜把天子視為手中玩物，連表面的尊重都缺乏了，僖宗從而對他不滿；僖宗從興元回京，在朝內外官員的策動之下，終於拋棄田令孜。看來田令孜對僖宗有個加緊控制的過程，但到極點也正是他失敗的起點，可見皇帝儘管是傀儡，也還有他的一定權威，在一定條件下仍可以處置紅極一時、權盛一世的親信。
田令孜能代表唐僖宗掌管政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僖宗年齡小，又昏庸，12歲即位還是不懂多少事的小孩，又沒有受過嚴格的教育，從小就貪玩，自然就依靠像田令孜那樣的親信太監照顧生活和處理朝事。可見宦官專權的重要條件是皇帝為童昏之人，容易落入他的手中。皇帝不可能都是童昏的，宦官為此而創造條件扶立童昏的人。
田令孜秉政的身份主要是神策軍左軍中尉、十軍容使，他掌握著軍隊，這就是他的權力的憑藉。兩唐書的作者分別在《宦官傳》里講到內臣典軍對於政治的作用。唐玄宗用宦官為監軍，使其權力常常超出統軍的節度使，唐德宗起把禁軍左右神策軍、天威軍交給宦官統帥，護軍中尉、中護軍皆為若輩，於是『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新唐書》)，甚而把皇帝掌握在股掌之中，廢立生殺由之。唐代宦官權力一步步加重，一旦掌握禁軍成為定製，其權力就牢固了，具體人員可以變動，而其權力則不可動搖了，不可變更了。所以小人得志尚不太可怕，最可畏的是使小人得意的條件制度化，如此他們則要長期肆虐了。
前面談到田令孜養子匡佑、王建，他們原來也都是田姓宦官的養子。太監養假子是當時的習慣。宦官以養子培植和鞏固自己的勢力，用他們做內侍省、神策軍的首領，地方軍政長官。楊復恭派養子做州刺史，稱為『外宅郎君』，又用養子600人做諸道監軍，造成『天下威勢，舉歸其門』的形勢（《新唐書》)。養子勢大了也會與養父爭權奪利，互相削弱力量，但是宦官養假子基本起著維護其權力的作用，這也是內監擅權的一個條件。
凡是皇權加強的時候，就容易發生太監弄權的局面，東漢、唐、明宦官之禍都是出現在皇權強化的時代。皇權加重了，相權就會相對削弱，這時皇帝或因不信任文武百官，需要內臣去作偵刺；或因事權過分集中而忙不過來，需要宦官予以協助。種種原因，使得皇帝不得不依靠太監，從而受制於家奴。唐朝皇帝就是這樣，害怕武人跋扈，把禁軍交給宦官，作繭自縛，不能自已。
當唐僖宗在鳳翔時，諸鎮節度使上表請殺田令孜，以『安慰群臣』；隨從宰相率群臣上言『令孜專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群帥』，也要求誅殺田令孜。在內外文武官員壓力下，唐僖宗並不明正田令孜之罪，只是任命他為劍南監軍使，但仍留在身邊。後來田令孜實在混不下去了，帶領拱宸奉鑾軍到成都，以有病請求解職，僖宗乃下命削其官爵，流放儋州(今廣東儋縣)，但是他依託陳敬瑄並不去流放地。
田令孜去位，取代他的是另一個宦官楊復恭。楊復恭在鎮壓黃巢起義中立有功勳，為田令孜所忌。當田令孜在興元為眾人所痛惡時，唐僖宗任用楊復恭為樞密使，回到長安後，楊復恭正式取代田令孜地位，出任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受封魏國公。唐僖宗病重之時還沒有指定繼承人，百官認為僖宗哥哥吉王最賢明，主張冊立他，楊復恭看中了僖宗的弟弟壽王，竟自立了他，是為唐昭宗。朝臣敵不過宦官，這又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唐昭宗與楊復恭的關係，簡直有點像唐僖宗與田令孜關係的重演。
田令孜在成都依傍其弟陳敬瑄，恰有義子王建任壁州刺史，在川中活動，搶占地盤，田令孜向陳敬瑄說王建是我的兒子，把他招來，免得騷擾。陳敬瑄答應了，當王建在路上時陳敬瑄反悔，於是雙方交戰。唐朝令宰相韋昭度出任西川節度使，陳敬拒不受代，王建更以朝廷之命奮力進攻，田令孜乃到王建軍中求和。王建軍進成都，先殺了陳敬，然後對田令孜用刑，田以當過十軍容使的高官，不願屍首分離，被縊殺（《新唐書·田令孜傳》、《舊唐書·僖宗紀》、《新五代史·前蜀世家》)。唐僖宗與田令孜的關係，有三個階段的變化。從做晉王到在成都的後期，僖宗是任性玩耍，生活與政事都依賴田令孜安排，故呼之為『尚父』，而田令孜也極力趨承皇帝，固寵，恃寵，從而發展自己的勢力和招權納賄；從成都後期到興元時期，田令孜把天子視為手中玩物，連表面的尊重都缺乏了，僖宗從而對他不滿；僖宗從興元回京，在朝內外官員的策動之下，終於拋棄田令孜。看來田令孜對僖宗有個加緊控制的過程，但到極點也正是他失敗的起點，可見皇帝儘管是傀儡，也還有他的一定權威，在一定條件下仍可以處置紅極一時、權盛一世的親信。
田令孜能代表唐僖宗掌管政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僖宗年齡小，又昏庸，12歲即位還是不懂多少事的小孩，又沒有受過嚴格的教育，從小就貪玩，自然就依靠像田令孜那樣的親信太監照顧生活和處理朝事。可見宦官專權的重要條件是皇帝為童昏之人，容易落入他的手中。皇帝不可能都是童昏的，宦官為此而創造條件扶立童昏的人。
田令孜秉政的身份主要是神策軍左軍中尉、十軍容使，他掌握著軍隊，這就是他的權力的憑藉。兩唐書的作者分別在《宦官傳》里講到內臣典軍對於政治的作用。唐玄宗用宦官為監軍，使其權力常常超出統軍的節度使，唐德宗起把禁軍左右神策軍、天威軍交給宦官統帥，護軍中尉、中護軍皆為若輩，於是『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新唐書》)，甚而把皇帝掌握在股掌之中，廢立生殺由之。唐代宦官權力一步步加重，一旦掌握禁軍成為定製，其權力就牢固了，具體人員可以變動，而其權力則不可動搖了，不可變更了。所以小人得志尚不太可怕，最可畏的是使小人得意的條件制度化，如此他們則要長期肆虐了。
前面談到田令孜養子匡佑、王建，他們原來也都是田姓宦官的養子。太監養假子是當時的習慣。宦官以養子培植和鞏固自己的勢力，用他們做內侍省、神策軍的首領，地方軍政長官。楊復恭派養子做州刺史，稱為『外宅郎君』，又用養子600人做諸道監軍，造成『天下威勢，舉歸其門』的形勢（《新唐書》)。養子勢大了也會與養父爭權奪利，互相削弱力量，但是宦官養假子基本起著維護其權力的作用，這也是內監擅權的一個條件。
凡是皇權加強的時候，就容易發生太監弄權的局面，東漢、唐、明宦官之禍都是出現在皇權強化的時代。皇權加重了，相權就會相對削弱，這時皇帝或因不信任文武百官，需要內臣去作偵刺；或因事權過分集中而忙不過來，需要宦官予以協助。種種原因，使得皇帝不得不依靠太監，從而受制於家奴。唐朝皇帝就是這樣，害怕武人跋扈，把禁軍交給宦官，作繭自縛，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