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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會館是商家聯絡官府的由頭，商家當然不會把注意力，僅僅投放在資助同鄉考生和京官上。因此，像樣的會館，都設有戲樓。不僅省級會館像湖廣會館、江西會館的戲樓特別有名，連一些府縣會館，如洪洞會館，平介會館，也設有戲樓，不僅演各地的地方戲，而且大演崑曲，清朝中期以後，新興的京戲開始占據各個會館的戲樓，成為名角和看戲的商家跟官宦出沒的所在。各地的地方菜系，也隨之進京，有吃有看有聽的，到了看戲的時候，原來的地緣規矩就不存在了，溝通無極限。
在沒有廣播影視等現代傳播和娛樂形式出現之前，戲曲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消閒娛樂唯一渠道（前提當然是戲劇已經出現），官員當然也不例外，許多人不僅喜聞樂見，而且還是“顧曲周郎”，比如湯顯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員嫖娼之後，官員對於青樓妓館的興致，全都轉移到了戲園子上，加劇了官員對於戲劇演員狎玩的分量，一時間，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風。這樣一來，某些設施比較好，在看戲的同時可以擺宴招待客人的會館，就成為商人聯絡官員的最佳場所。通過演員這個中介，官商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貴胄、達官貴人，同為膩友，彼此兄弟相稱，乳名互喚，商人可以藉機得到了大批政府的訂貨，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機會，甚至直接變成官商，獲取壟斷性商機。明朝到清朝中葉的鹽商（徽商），晚清的晉商的票號業，都是會館的傑作。而徐潤、鄭觀應，乃至胡雪岩（圖30-2）、盛宣懷這樣的富埒天子的官商，商官的產生，也跟會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胡雪岩是紅頂商人，盛宣懷則是商人紅頂，因為他最後變成了朝廷實任的郵傳部尚書）。
官商勾結到了這般田地，以至於李鴻章和一些淮軍將領在1872年興建安徽會館之後（估計資金也是商人報效的），一反會館常規，特意規定，會館除淮軍將領之外，其它人員不得入內。這到底是欲蓋彌彰還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說不清了。反過來，可以說明當時會館官商勾結風氣之盛。
當然，商人所要聯繫的，並不限於官府，一切有權的人，或者跟權力中心沾邊的人，都是他們聯絡的對象。比如宦官，六部的書吏，軍機大臣家的長隨等等，甚至，八國聯軍打進來以後，各國占領軍成為北京城實際的統治者，這種情況下，商人為了生存，同樣要跟他們拉關係，聯絡感情。八國聯軍總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在日記里曾經記錄過商人請看戲的情景，地點在湖廣會館，熱情的商人將瓦德西迎到雅座，為看戲的洋人準備了紅酒、咖啡和西式點心（不像中國人之預備瓜子和茶水），特地邀來名角，知道洋人喜歡翻跟鬥打把式，所以把武戲的分量加得很重，可惜，瓦德西一聽鑼鼓聲響，頭就大了，半途退場，生生辜負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
清末科舉廢除以後，會館逐漸開始式微，進入民國之後，北京雖然一度還是首都，但由於中國政治呈現多元狀態，地位開始下降。一部分會館成為一些窮京官和來京讀書的外地大學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聯絡官府的作用，一部分則逐漸被管理者霸占，成為他們的私產。會館這種官商聯繫的平台，逐漸沒入歷史。
會館演繹的官商故事(3)
會館這種官商聯絡平台的存在，是明清之際的商人挖空心思創造的一種隱形制度形式。這種制度形式格外清晰地表明，在傳統的中國，官商兩個群體之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商人群體，只有依附官府，包括官員個人，才可能求生存和發展。靠自身的經濟力量壯大，行會的組織力量，最終通過市民運動的方式，染指政治權力的途徑，在中國似乎根本沒有市場，商人甚至不樂於做這個方面的嘗試，他們更熱衷於通過軟性的賄賂方式，實現跟官府以及官員個人的結合，從而獲得安全的保障，以及分享壟斷權力。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不惜迂迴曲折，通過地緣關係，藉助資助舉子的名義，轉彎抹角地跟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搭上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商人群體的依附性，得到了他們自身行為的高度強化。
在當代中國，自從計劃經濟告別歷史舞台之後，新生的企業家階層，似乎依然無師自通地在襲承前輩商人的故技，他們對於依靠自身力量改造國家的法律體系和制度環境不感興趣，對市民運動畏之如虎，反而特別熱衷跟官府和官員個人的私下結合，從找保護傘到尋租，實際上隨著最終可能僅僅是舔上一點官員吞噬國家和民眾利益的餘瀝。為了在國家加大反腐力度的情況下，更好地跟官員拉關係，某些商人對上黨校學習和參加某些重點高校的高級管理班特別有興趣，其主要目的，無非是力圖跟官員有機會接近，建立“同學”關係，最終在雙方的交易中，加大保險係數，讓官員更放心。不消說，從這些行為上，我們或多或少可以嗅出昔日“會館”的陳年霉味。
歷史告訴我們，儘管有會館這種運轉有效的溝通平台，但中國的商界並沒有因此而得到真正的發展，明清的“資本主義”只好一直萌芽下去，從來長不成樹，現代工商業只有在清末到民國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變革中，才贏來了自己兩個黃金髮展期（1914到1918；1927到1937），成長起新一代企業家群體。然而，在清末崛起的一代企業家損失殆盡之後，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茬的企業家群體卻重蹈會館時代商人的覆轍，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在沒有廣播影視等現代傳播和娛樂形式出現之前，戲曲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消閒娛樂唯一渠道（前提當然是戲劇已經出現），官員當然也不例外，許多人不僅喜聞樂見，而且還是“顧曲周郎”，比如湯顯祖和孔尚任。尤其是清朝禁止官員嫖娼之後，官員對於青樓妓館的興致，全都轉移到了戲園子上，加劇了官員對於戲劇演員狎玩的分量，一時間，逛“相公堂子”蔚然成風。這樣一來，某些設施比較好，在看戲的同時可以擺宴招待客人的會館，就成為商人聯絡官員的最佳場所。通過演員這個中介，官商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密，有的名角（尤其是旦角），往往跟大商人和王公貴胄、達官貴人，同為膩友，彼此兄弟相稱，乳名互喚，商人可以藉機得到了大批政府的訂貨，以及承包政府工程的機會，甚至直接變成官商，獲取壟斷性商機。明朝到清朝中葉的鹽商（徽商），晚清的晉商的票號業，都是會館的傑作。而徐潤、鄭觀應，乃至胡雪岩（圖30-2）、盛宣懷這樣的富埒天子的官商，商官的產生，也跟會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胡雪岩是紅頂商人，盛宣懷則是商人紅頂，因為他最後變成了朝廷實任的郵傳部尚書）。
官商勾結到了這般田地，以至於李鴻章和一些淮軍將領在1872年興建安徽會館之後（估計資金也是商人報效的），一反會館常規，特意規定，會館除淮軍將領之外，其它人員不得入內。這到底是欲蓋彌彰還是故意遮人耳目，就說不清了。反過來，可以說明當時會館官商勾結風氣之盛。
當然，商人所要聯繫的，並不限於官府，一切有權的人，或者跟權力中心沾邊的人，都是他們聯絡的對象。比如宦官，六部的書吏，軍機大臣家的長隨等等，甚至，八國聯軍打進來以後，各國占領軍成為北京城實際的統治者，這種情況下，商人為了生存，同樣要跟他們拉關係，聯絡感情。八國聯軍總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在日記里曾經記錄過商人請看戲的情景，地點在湖廣會館，熱情的商人將瓦德西迎到雅座，為看戲的洋人準備了紅酒、咖啡和西式點心（不像中國人之預備瓜子和茶水），特地邀來名角，知道洋人喜歡翻跟鬥打把式，所以把武戲的分量加得很重，可惜，瓦德西一聽鑼鼓聲響，頭就大了，半途退場，生生辜負了北京商家的一片盛情。
清末科舉廢除以後，會館逐漸開始式微，進入民國之後，北京雖然一度還是首都，但由於中國政治呈現多元狀態，地位開始下降。一部分會館成為一些窮京官和來京讀書的外地大學生的住所，依然起到聯絡官府的作用，一部分則逐漸被管理者霸占，成為他們的私產。會館這種官商聯繫的平台，逐漸沒入歷史。
會館演繹的官商故事(3)
會館這種官商聯絡平台的存在，是明清之際的商人挖空心思創造的一種隱形制度形式。這種制度形式格外清晰地表明，在傳統的中國，官商兩個群體之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商人群體，只有依附官府，包括官員個人，才可能求生存和發展。靠自身的經濟力量壯大，行會的組織力量，最終通過市民運動的方式，染指政治權力的途徑，在中國似乎根本沒有市場，商人甚至不樂於做這個方面的嘗試，他們更熱衷於通過軟性的賄賂方式，實現跟官府以及官員個人的結合，從而獲得安全的保障，以及分享壟斷權力。為了達成這一目標，不惜迂迴曲折，通過地緣關係，藉助資助舉子的名義，轉彎抹角地跟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搭上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商人群體的依附性，得到了他們自身行為的高度強化。
在當代中國，自從計劃經濟告別歷史舞台之後，新生的企業家階層，似乎依然無師自通地在襲承前輩商人的故技，他們對於依靠自身力量改造國家的法律體系和制度環境不感興趣，對市民運動畏之如虎，反而特別熱衷跟官府和官員個人的私下結合，從找保護傘到尋租，實際上隨著最終可能僅僅是舔上一點官員吞噬國家和民眾利益的餘瀝。為了在國家加大反腐力度的情況下，更好地跟官員拉關係，某些商人對上黨校學習和參加某些重點高校的高級管理班特別有興趣，其主要目的，無非是力圖跟官員有機會接近，建立“同學”關係，最終在雙方的交易中，加大保險係數，讓官員更放心。不消說，從這些行為上，我們或多或少可以嗅出昔日“會館”的陳年霉味。
歷史告訴我們，儘管有會館這種運轉有效的溝通平台，但中國的商界並沒有因此而得到真正的發展，明清的“資本主義”只好一直萌芽下去，從來長不成樹，現代工商業只有在清末到民國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變革中，才贏來了自己兩個黃金髮展期（1914到1918；1927到1937），成長起新一代企業家群體。然而，在清末崛起的一代企業家損失殆盡之後，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二茬的企業家群體卻重蹈會館時代商人的覆轍，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