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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機從機窩裡出來，緩慢地移向起飛線，地勤人員將梯子推過去，搭在機艙門口，門開了。
孩子們和朱大娘拿著彭其的行李送上飛機去，陳鏡泉和江醉章走攏來與彭其告別，彭其舉手招了一下，轉身向飛機走去。他在機艙門口，與孩子們和朱大娘一一握手，情緒激動，忍不住熱淚盈眶。
渾身抖索的陳鏡泉政委，這時候眼睛一花，天旋地轉，倒在草坪上……
飛機起飛了，陳政委也已送進醫院去了，機場安靜下來。有一架殲六型戰鬥機被卡車牽引著，從滑行道上開來。它抖動兩翅緩慢地爬行，就像剛鑽出蜂巢的一隻幼小的工蜂。不要以為它是一個無用的空機殼。它所以暫時需要用卡車牽引，只是為了節省油料。等它來到起飛線上，熾熱的火焰和天崩地塌的響聲就要從它肚子裡噴射出來。也如同看待工蜂，不要忘了：它的尾部藏著箭。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至六月二十六日冒死寫於文家市
一九七九年九月改訂於北京
關於《將軍吟》的創作
文／莫應豐
《書林》編輯部要我談談寫作《將軍吟》的體會，我不知從何說起。在清理過去的舊書時，由一種現象產生出一番聯想。
前幾年，我經常收到出版社寄來的新書，有的翻一翻，有的沒有動。那些書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就小說而言，只要看看裡面有些什麼口號，便知道寫成於哪一年。如今一見那些口號就反感，無論書中有些什麼內容，也只好閉眼扔進化紙爐。作者和編輯的心血豈不白費了？僅是紙張的浪費也令人痛心。我自己在“四人幫”垮台前夕也出版過一本小說，雖然在書架上勉強放了兩年，甚至曾考慮過修改重版，但終因時過境遷，難以救活，任其碾作塵泥了。那本書叫《小兵闖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寶貴的生活素材，至今想來，猶感惋惜。
我也間或寫一點短篇，不久前在收編成集的時候，發現有些篇味兒不對了。一般地說，我還不算是很愛趕時髦的人，沒有寫過變幻無常的“路線鬥爭”，也不曾寫“走資派”之類。凡被我認為是短命的題材，我是不輕易去碰的。儘管如此，仍舊有些作品短命。
《將軍吟》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寫成於1976年春夏，出版於1980年6月。至今又過去近兩年了，仍不覺得過時。當然，一部長篇小說，出版還不到兩年，絕對不能算是長命的。但考慮到從寫出初稿至今，六年時間內，中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文壇風雨又是何其多！《將軍吟》卻不受這些影響，也算是難得了。
有趣的是，《將軍吟》初稿寫成後，一直密藏在朋友家裡。過了兩年半，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從廣播裡聽了全會公報，驚喜地發現，《將軍吟》初稿對“文化革命”的認識正好與公報的總精神相符；於是決定，立刻將稿子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
這是巧合嗎？確實是太巧了。我事後分析造成這種巧合的原因時發現，透過偶然的現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在“四人幫”肆虐橫行的那些年月，我們從事文藝創作的人，被當成鷹犬和傳聲筒使用，不許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不許正視觸目驚心的生活現實，不許有健全的頭腦和正常的思維。我當時深感人格受辱，經常問自己：為什麼要寫？為什麼不去干點別的事？一個人如果發現自己的行為沒有意義或有害於人、無利於己，就不會繼續幹下去。我正是從覺醒中甩袖而離開當時文場的。談起創作，我有點玩世不恭。找我約稿，我就說：“你從哪裡打聽到我會寫什麼東西？”實際上，我既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對創作沒有感情。自從我發現自己能夠寫小說以來，總想顯一顯身手。可是，怎樣幹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是作家的職責到底是什麼。作家對於時代，應該是一面鏡子；作家對於讀者，應該是一個良友；作家對於妖孽，應該是一把尖刀；作家對干明天，應該是一隻雄雞。江湖騙子和為虎作悵的人，難道能留下什麼好東西嗎？糊裡糊塗，行為盲目，也很難設想能勝任人民的重託。於是我想干一點本來應幹的事情，按照應盡的職責來干。這個職業是高尚的，同時也是危險的。亘古以來，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經遭遇不幸？又想幹這一行，又要絕對保險，恐伯也難做到。除非你不打算盡職，既要盡職，便不能算好了命再來。我就是這樣決定按真實面貌來描寫“文化革命”的。真實就是科學。科學是真正的硬漢子，它不屈服於任何邪惡勢力。“四人幫”拼死掙扎，想叫歷史朝著反科學的方向發展，終歸慘敗。歷史是按科學的方向前進的，我寫《將軍吟》也基本上是抱著科學態度的，所以就發生了巧合。看起來是巧，其實全在規律中。哪怕歷史一時走了彎路，大方向總是不會變的，這種巧合遲早會發生。
怎樣才能寫得真實？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實標準。我們都是那場運動的參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具體的角色。每人看到的事實不同，會形成不同的是非觀；每人所處的地位不同，會產生不同的好惡感。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從事創作，眼界是不能過於狹窄的。胸懷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我從1972年開始，就對親身經歷過的那場運動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進行回憶與思考，也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重新認識記憶中的種種人物。橫觀全國的大局，縱觀歷史的由來和趨向，謹慎地尋找我所要寫的主題，堅定寫作的信心。我經常提醒自己，要儘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想起過去的幼稚舉動來，經常覺得好笑；想起那時曾經愛過的、恨過的、景仰過的、同情過的種種人物來，他們的形象都變得複雜些、全面些了。有時為彭其著想，有時又為江醉章著想，有時假定自己是陳鏡泉，會怎麼樣？像范子愚那樣的人，他自己死於並不明白中，活著的人們應怎樣看待他？胡連生是可愛的，但他這類人物的存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我把那些人物一個個搬到歷史的和時代的透視鏡面前，反覆照射、查看，像嚴肅的醫生一樣，做出儘可能準確的診斷。好在時間充裕，從開始產生想法到寫完初稿，經歷了五個年頭。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達到真實。我想，越是接近真實，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強。這大概可以作為一個經驗記在心裡。
孩子們和朱大娘拿著彭其的行李送上飛機去，陳鏡泉和江醉章走攏來與彭其告別，彭其舉手招了一下，轉身向飛機走去。他在機艙門口，與孩子們和朱大娘一一握手，情緒激動，忍不住熱淚盈眶。
渾身抖索的陳鏡泉政委，這時候眼睛一花，天旋地轉，倒在草坪上……
飛機起飛了，陳政委也已送進醫院去了，機場安靜下來。有一架殲六型戰鬥機被卡車牽引著，從滑行道上開來。它抖動兩翅緩慢地爬行，就像剛鑽出蜂巢的一隻幼小的工蜂。不要以為它是一個無用的空機殼。它所以暫時需要用卡車牽引，只是為了節省油料。等它來到起飛線上，熾熱的火焰和天崩地塌的響聲就要從它肚子裡噴射出來。也如同看待工蜂，不要忘了：它的尾部藏著箭。
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至六月二十六日冒死寫於文家市
一九七九年九月改訂於北京
關於《將軍吟》的創作
文／莫應豐
《書林》編輯部要我談談寫作《將軍吟》的體會，我不知從何說起。在清理過去的舊書時，由一種現象產生出一番聯想。
前幾年，我經常收到出版社寄來的新書，有的翻一翻，有的沒有動。那些書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就小說而言，只要看看裡面有些什麼口號，便知道寫成於哪一年。如今一見那些口號就反感，無論書中有些什麼內容，也只好閉眼扔進化紙爐。作者和編輯的心血豈不白費了？僅是紙張的浪費也令人痛心。我自己在“四人幫”垮台前夕也出版過一本小說，雖然在書架上勉強放了兩年，甚至曾考慮過修改重版，但終因時過境遷，難以救活，任其碾作塵泥了。那本書叫《小兵闖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寶貴的生活素材，至今想來，猶感惋惜。
我也間或寫一點短篇，不久前在收編成集的時候，發現有些篇味兒不對了。一般地說，我還不算是很愛趕時髦的人，沒有寫過變幻無常的“路線鬥爭”，也不曾寫“走資派”之類。凡被我認為是短命的題材，我是不輕易去碰的。儘管如此，仍舊有些作品短命。
《將軍吟》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寫成於1976年春夏，出版於1980年6月。至今又過去近兩年了，仍不覺得過時。當然，一部長篇小說，出版還不到兩年，絕對不能算是長命的。但考慮到從寫出初稿至今，六年時間內，中國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文壇風雨又是何其多！《將軍吟》卻不受這些影響，也算是難得了。
有趣的是，《將軍吟》初稿寫成後，一直密藏在朋友家裡。過了兩年半，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從廣播裡聽了全會公報，驚喜地發現，《將軍吟》初稿對“文化革命”的認識正好與公報的總精神相符；於是決定，立刻將稿子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
這是巧合嗎？確實是太巧了。我事後分析造成這種巧合的原因時發現，透過偶然的現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在“四人幫”肆虐橫行的那些年月，我們從事文藝創作的人，被當成鷹犬和傳聲筒使用，不許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不許正視觸目驚心的生活現實，不許有健全的頭腦和正常的思維。我當時深感人格受辱，經常問自己：為什麼要寫？為什麼不去干點別的事？一個人如果發現自己的行為沒有意義或有害於人、無利於己，就不會繼續幹下去。我正是從覺醒中甩袖而離開當時文場的。談起創作，我有點玩世不恭。找我約稿，我就說：“你從哪裡打聽到我會寫什麼東西？”實際上，我既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對創作沒有感情。自從我發現自己能夠寫小說以來，總想顯一顯身手。可是，怎樣幹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就是作家的職責到底是什麼。作家對於時代，應該是一面鏡子；作家對於讀者，應該是一個良友；作家對於妖孽，應該是一把尖刀；作家對干明天，應該是一隻雄雞。江湖騙子和為虎作悵的人，難道能留下什麼好東西嗎？糊裡糊塗，行為盲目，也很難設想能勝任人民的重託。於是我想干一點本來應幹的事情，按照應盡的職責來干。這個職業是高尚的，同時也是危險的。亘古以來，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經遭遇不幸？又想幹這一行，又要絕對保險，恐伯也難做到。除非你不打算盡職，既要盡職，便不能算好了命再來。我就是這樣決定按真實面貌來描寫“文化革命”的。真實就是科學。科學是真正的硬漢子，它不屈服於任何邪惡勢力。“四人幫”拼死掙扎，想叫歷史朝著反科學的方向發展，終歸慘敗。歷史是按科學的方向前進的，我寫《將軍吟》也基本上是抱著科學態度的，所以就發生了巧合。看起來是巧，其實全在規律中。哪怕歷史一時走了彎路，大方向總是不會變的，這種巧合遲早會發生。
怎樣才能寫得真實？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實標準。我們都是那場運動的參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具體的角色。每人看到的事實不同，會形成不同的是非觀；每人所處的地位不同，會產生不同的好惡感。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從事創作，眼界是不能過於狹窄的。胸懷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我從1972年開始，就對親身經歷過的那場運動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進行回憶與思考，也從正面、反面和側面重新認識記憶中的種種人物。橫觀全國的大局，縱觀歷史的由來和趨向，謹慎地尋找我所要寫的主題，堅定寫作的信心。我經常提醒自己，要儘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想起過去的幼稚舉動來，經常覺得好笑；想起那時曾經愛過的、恨過的、景仰過的、同情過的種種人物來，他們的形象都變得複雜些、全面些了。有時為彭其著想，有時又為江醉章著想，有時假定自己是陳鏡泉，會怎麼樣？像范子愚那樣的人，他自己死於並不明白中，活著的人們應怎樣看待他？胡連生是可愛的，但他這類人物的存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我把那些人物一個個搬到歷史的和時代的透視鏡面前，反覆照射、查看，像嚴肅的醫生一樣，做出儘可能準確的診斷。好在時間充裕，從開始產生想法到寫完初稿，經歷了五個年頭。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達到真實。我想，越是接近真實，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強。這大概可以作為一個經驗記在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