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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娃.施圖爾說：“我的父親和兩個兄弟在戰爭一開始就加入了紅軍。不久德國人來到了我的家鄉，我被強行抓到德國在這裡的一家工廠做工。紅軍來了，但士兵卻侮辱了我。我向一個軍官哭訴說我的兄弟也在紅軍，但他卻打了我，並且強姦了我……”
這份報告很快被送到了蘇聯共青團中央，接著又在當月29日被送交蘇維埃國防委員馬林科夫的手上。從表面上看，契甘科夫呈交這份報告的動機非常荒唐：他不是提請蘇軍政治部門和共青團組織加強對年輕士兵的教育和管束，而是想提請這兩個部門“在被遣返回國的蘇聯公民中間更好地開展起政治思想工作”，以避免她們把對蘇軍的這種不滿帶回家鄉。但是我相信，軍官契甘科夫的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建議只是一種策略而已。在軍隊的強姦行為已得到高層默許的情況下，他可以做到的只能是以一種能使上層接受的姿態來揭示正在發生的軍隊罪行。他的報告並未改變事態，卻為歷史留下了一份證據。
“二戰”的慘痛教訓迫使歐洲擺脫了“戰爭－結仇－再戰爭”的歷史怪圈，但這並不說明人們會輕易忘記歷史的傷痛。德國前總理科爾的夫人哈納羅荷.科爾在戰爭剛結束時曾遭受過蘇軍大兵的強姦，那時她才12歲。我曾就此事徵求過一個在柏林國家圖書館的朋友的看法。他聳聳肩說：“那不是科爾太太的恥辱，也不是德國的恥辱，而是蘇聯的恥辱。它不反省，最後就被自己的欠債壓垮。”
獲勝武裝力量的強姦行為具有最嚴重的犯罪後果，因為社會對這樣的暴行根本無力遏制。另一方面，大規模的軍人性犯罪也必然要對軍隊自身以及它背後的國家產生最大的形象殺傷力。蘇軍士兵的強姦行為加劇了整個歐洲對蘇聯的反感，也為戰後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價值觀推廣構成了極大障礙。德國的女性為納粹的罪惡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而蘇軍的強姦行徑也使這支曾取得人類戰爭史中最輝煌勝利的威武之師集體蒙辱。
軍隊之縱慾，歸根到底還是自身的受傷最深。原因很簡單：軍隊要捍衛的不僅有祖國的主權和領土，還有她的榮譽。一支在異性面前很容易大面積褪下褲子的軍隊，在殘害女人的同時也在踐踏著自身的尊嚴，並在自己國家的臉上刻下一道久難癒合的醜陋疤痕。經驗表明，凡是在歷史上發生過群體強姦行為的軍隊，其後代無論再怎樣顯示軍容軍威，在世人心目中都很難引發“正義之師”的觀感。正如“日軍”一詞一樣，至今只要被人提起，就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負面和貶義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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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中、德之間的歷史積怨非淺。
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借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縣被殺事件電告遠東艦隊：“中國人終於給了我們期待已久的理由。艦隊立即駛往膠州灣，占領該處村鎮，並採取嚴厲報復手段。”次年，德國迫使清政府簽署《膠澳租借條約》，從而占據了膠州灣，並獲得在山東的開礦和鐵路鋪設特權。
“庚子之亂”時，德國派出的侵華遠征軍人數前後總計達到2萬，形成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最大規模的海外軍事行動。在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來自柏林的統帥瓦德西發動了46次對中國抵抗力量的討伐行動，其中有德軍參加的行動達35次。在中國根據《辛丑條約》必須賠償的4億5千萬兩白銀中，德國獲得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和德國都分處對立的國際陣營。
中、德之間之間似乎又存在著某種緣分。
從19世紀下半葉起，積貧積弱的中國把歐洲的後起之秀德國視作富國強兵的榜樣。洋務運動的風雲人物張之洞率先借用德國建制和德國教官來組建新式軍隊，李鴻章也曾選擇德國的克虜伯大炮來加強中國的海防，並完全採用德國戰艦來裝備中國的北洋水師。
1876年，清政府派遣淮軍的軍官到德國留學，卞長勝等7個年輕人成了中國最早的陸軍留洋學生。
在一次次探尋民族振興的出路而又一次次遭受挫折的情況下，中國的一代知識精英在20世紀20年代接受了誕生於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民眾的命運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戰爭的初期，對中國最大的境外援助竟是來自德國。
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和戰爭的初期，世界列強對日本的侵華計劃大多持觀望態度。美國樂觀日本與中、蘇兩國為敵，對中國政府提出的軍援請求置之不理。蘇聯為免遭日、德兩國東西夾擊的威脅，也曾經希望日本把侵略矛頭指向中國。蘇聯不僅拒絕了中國提出的對日出兵請求，還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同時宣告：“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並就此停止了對中國抗戰的援助。
留德學者陳仁霞曾在研讀大量歷史檔案的基礎上完成了一篇題為《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的博士論文。她在這篇論文中揭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在抗日戰爭的前夕和爆發後的初期，德國曾是支持中國抗日的第一國際力量。
為了避免中蘇兩國出現結盟，促使日本在遠東地區對蘇聯形成有效鉗制，主導納粹德國外交部、國防部和經濟部的德國傳統精英派分子曾旗幟鮮明地反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七七事變”爆發3星期後，德國外交部在一則工作訓令中指出：“因為日本阻礙中國之團結統一，導致了共產主義在中國之成長與蔓延，而其最後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懷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獲得德國的支持。”
這份報告很快被送到了蘇聯共青團中央，接著又在當月29日被送交蘇維埃國防委員馬林科夫的手上。從表面上看，契甘科夫呈交這份報告的動機非常荒唐：他不是提請蘇軍政治部門和共青團組織加強對年輕士兵的教育和管束，而是想提請這兩個部門“在被遣返回國的蘇聯公民中間更好地開展起政治思想工作”，以避免她們把對蘇軍的這種不滿帶回家鄉。但是我相信，軍官契甘科夫的這種“治標不治本”的建議只是一種策略而已。在軍隊的強姦行為已得到高層默許的情況下，他可以做到的只能是以一種能使上層接受的姿態來揭示正在發生的軍隊罪行。他的報告並未改變事態，卻為歷史留下了一份證據。
“二戰”的慘痛教訓迫使歐洲擺脫了“戰爭－結仇－再戰爭”的歷史怪圈，但這並不說明人們會輕易忘記歷史的傷痛。德國前總理科爾的夫人哈納羅荷.科爾在戰爭剛結束時曾遭受過蘇軍大兵的強姦，那時她才12歲。我曾就此事徵求過一個在柏林國家圖書館的朋友的看法。他聳聳肩說：“那不是科爾太太的恥辱，也不是德國的恥辱，而是蘇聯的恥辱。它不反省，最後就被自己的欠債壓垮。”
獲勝武裝力量的強姦行為具有最嚴重的犯罪後果，因為社會對這樣的暴行根本無力遏制。另一方面，大規模的軍人性犯罪也必然要對軍隊自身以及它背後的國家產生最大的形象殺傷力。蘇軍士兵的強姦行為加劇了整個歐洲對蘇聯的反感，也為戰後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價值觀推廣構成了極大障礙。德國的女性為納粹的罪惡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而蘇軍的強姦行徑也使這支曾取得人類戰爭史中最輝煌勝利的威武之師集體蒙辱。
軍隊之縱慾，歸根到底還是自身的受傷最深。原因很簡單：軍隊要捍衛的不僅有祖國的主權和領土，還有她的榮譽。一支在異性面前很容易大面積褪下褲子的軍隊，在殘害女人的同時也在踐踏著自身的尊嚴，並在自己國家的臉上刻下一道久難癒合的醜陋疤痕。經驗表明，凡是在歷史上發生過群體強姦行為的軍隊，其後代無論再怎樣顯示軍容軍威，在世人心目中都很難引發“正義之師”的觀感。正如“日軍”一詞一樣，至今只要被人提起，就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負面和貶義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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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中、德之間的歷史積怨非淺。
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借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巨野縣被殺事件電告遠東艦隊：“中國人終於給了我們期待已久的理由。艦隊立即駛往膠州灣，占領該處村鎮，並採取嚴厲報復手段。”次年，德國迫使清政府簽署《膠澳租借條約》，從而占據了膠州灣，並獲得在山東的開礦和鐵路鋪設特權。
“庚子之亂”時，德國派出的侵華遠征軍人數前後總計達到2萬，形成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最大規模的海外軍事行動。在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來自柏林的統帥瓦德西發動了46次對中國抵抗力量的討伐行動，其中有德軍參加的行動達35次。在中國根據《辛丑條約》必須賠償的4億5千萬兩白銀中，德國獲得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和德國都分處對立的國際陣營。
中、德之間之間似乎又存在著某種緣分。
從19世紀下半葉起，積貧積弱的中國把歐洲的後起之秀德國視作富國強兵的榜樣。洋務運動的風雲人物張之洞率先借用德國建制和德國教官來組建新式軍隊，李鴻章也曾選擇德國的克虜伯大炮來加強中國的海防，並完全採用德國戰艦來裝備中國的北洋水師。
1876年，清政府派遣淮軍的軍官到德國留學，卞長勝等7個年輕人成了中國最早的陸軍留洋學生。
在一次次探尋民族振興的出路而又一次次遭受挫折的情況下，中國的一代知識精英在20世紀20年代接受了誕生於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民眾的命運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戰爭的初期，對中國最大的境外援助竟是來自德國。
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和戰爭的初期，世界列強對日本的侵華計劃大多持觀望態度。美國樂觀日本與中、蘇兩國為敵，對中國政府提出的軍援請求置之不理。蘇聯為免遭日、德兩國東西夾擊的威脅，也曾經希望日本把侵略矛頭指向中國。蘇聯不僅拒絕了中國提出的對日出兵請求，還和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同時宣告：“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並就此停止了對中國抗戰的援助。
留德學者陳仁霞曾在研讀大量歷史檔案的基礎上完成了一篇題為《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的博士論文。她在這篇論文中揭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在抗日戰爭的前夕和爆發後的初期，德國曾是支持中國抗日的第一國際力量。
為了避免中蘇兩國出現結盟，促使日本在遠東地區對蘇聯形成有效鉗制，主導納粹德國外交部、國防部和經濟部的德國傳統精英派分子曾旗幟鮮明地反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七七事變”爆發3星期後，德國外交部在一則工作訓令中指出：“因為日本阻礙中國之團結統一，導致了共產主義在中國之成長與蔓延，而其最後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懷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獲得德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