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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談方式化解中日戰爭危機的構想，很快就遭到日本軍方主戰派多數人的反對。
這些主戰的日本軍官們，在侵略中國的作戰中，可以說是已經騎虎難下，也殺紅了眼，因為他們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導日本人民，中國沒有真正抵抗的能力與意志，“皇軍無敵”更是他們要繼續維持下去的神話。
雖然，目前在中國戰場所有的事實，已經在否定他們的看法，但是他們當中沒有人敢面對現實。
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這些日軍的主戰派，竟然也沒有完全孤注一擲的勇氣，不敢不惜一切代價、全面動員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戰場上徹底地擊敗中國。
反而想在擴大占領中國之後，進行“以戰養戰”的政略。在軍方全力要求擴大戰爭的壓力下，宇垣在和談建議還沒有付諸實施前，就被迫辭職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談方式，結束中國事變的想法，也很快地隨著消失了。
徐州會戰結束之後，蔣介石隨即於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發出華軍保衛武漢的指令。自從國民政府從南京撤退之後，指揮華軍作戰的神經中樞。
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就是設在武漢，支持國防與軍火工業生產的設備，也設在此地。
由外地輸入，中國所急需的軍火與民生物資，則是來從廣東與新疆運送到武漢進行分配。武漢已經成為中國之戰略與人心的抗日司令部。
不過當時蔣介石卻只剩下極其有限的資源，來進行武漢會戰。
因為中國的稅收與工業精華地區，都已落在日軍的手中，華軍的精銳也在多場戰爭中，傷亡極大。
補充徵募的新兵，不但人數不足，體能與素質更差，也缺乏任何的軍事訓練，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
軍隊急需之重武器裝備更是只能選擇性地補充而已（正規軍若是沒有這些武器，與民團的戰鬥能力，也就相差不遠了）。
新敗的中國 軍隊部隊，經過七拼八湊的克難方第式，勉強凝聚的一些戰力，又在徐州會戰中，消耗了不少。
因此面對著武漢會戰，中國軍隊真得全靠民族主義的作戰意識來撐住局面了。
這時在國民政府的決策層面，一些首長已經有了希望與日本和談的想法，但是蔣介石卻抗拒這些壓力，決心繼續的誘敵深入，進行武漢會戰。
日軍大本營在徐州會戰中撲空，沒有達到圍殲華軍主力的目標之後，很快的就作出兩項深入中國作戰的戰略決定，一是漢口攻略，一是廣東攻略。
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營在御前會議中，正式決定發動這兩個作戰。這代表日軍終於要陷入中國的戰略泥沼，當然也就代表著中國有更多的地方與更多的人民，要承受這場戰爭浩劫的殺傷與破壞。
不過當時日軍大本營卻“盲目”的認為，只要日軍攻占武漢與廣東，中國“應該”就會向日本投降了。
事實上，不只是日軍，就連當時的德國軍事顧問，對於華軍能否有能力繼續作戰，也產生了疑問。
因為在日本政府強大的壓力之下，德國的希特勒政府終於決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軍事裝備給中國，並且要求所有的德國軍事顧問在當年七月離華，這對於華軍正面對武漢會戰之重大關頭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過去華軍作戰的重裝備，以及作戰的布陣，都得到德國的協助，現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軍因而樂觀的估計，中國繼續作戰的能力，隨時都有枯竭的可能。
國民政府的領導人，在進行武漢會戰的規劃與參謀作業時，則立刻要面對戰士缺乏、後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斷絕的嚴厲挑戰。
華軍真能夠自己面對指揮百萬部隊，在長達幾千公里的戰線上，與日軍進行這場大會戰的考驗嗎？
不過，日軍大本營的漢口攻略作戰計劃中，對於攻克武漢，以結束與中國的戰爭，仍然抱著很高的期望。
同時日軍仍希望在漢口攻略的作戰中，進行一次大戰略的包抄與圍殲，徹底殲滅掉蔣介石的野戰軍，以增加日軍逼和的籌碼。
雖然日本大本營對於漢口攻略，可以說是志在必得，但此時日本對於整個戰略演變的控制能力，在徐州會戰之後，已經接近崩潰了。
日軍能夠很確定它一定能夠攻克武漢，但是日本根本無法知道，在攻克武漢之後，中國軍隊的主力能否被殲。
以及中國會不會就此停止抵抗日本當然更沒有想清楚，其實中國破壞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深入追擊，就已經展現出中國抵抗到底的決心，中國寧可讓黃河泛濫自己的領土，也不要接受日軍的占領與屠殺。
日本一旦深入武漢，它從此就要面臨全面的戰略被動了。
日軍攻掠武漢的作戰行動，早就是中國統帥部最為注意的戰情發展，在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最為擔心的日軍戰略部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戰爭開始後，集結主力由河北沿平漢鐵路直衝武漢，以破壞、阻止中國軍政中心遷往大西南，進行長期抗戰的戰略。
還好日軍在開戰將近一年之後，才開始計劃進攻武漢。但是日軍仍然沒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斷中國東西聯繫的戰略。
當時對於如何進攻武漢，日軍大本營與前線的部隊，也有著不同的爭論，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建議由華北方面軍主控作戰，以主力部隊，大體上沿平漢鐵路，由北向南的進攻武漢。
這些主戰的日本軍官們，在侵略中國的作戰中，可以說是已經騎虎難下，也殺紅了眼，因為他們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導日本人民，中國沒有真正抵抗的能力與意志，“皇軍無敵”更是他們要繼續維持下去的神話。
雖然，目前在中國戰場所有的事實，已經在否定他們的看法，但是他們當中沒有人敢面對現實。
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這些日軍的主戰派，竟然也沒有完全孤注一擲的勇氣，不敢不惜一切代價、全面動員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戰場上徹底地擊敗中國。
反而想在擴大占領中國之後，進行“以戰養戰”的政略。在軍方全力要求擴大戰爭的壓力下，宇垣在和談建議還沒有付諸實施前，就被迫辭職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談方式，結束中國事變的想法，也很快地隨著消失了。
徐州會戰結束之後，蔣介石隨即於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發出華軍保衛武漢的指令。自從國民政府從南京撤退之後，指揮華軍作戰的神經中樞。
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就是設在武漢，支持國防與軍火工業生產的設備，也設在此地。
由外地輸入，中國所急需的軍火與民生物資，則是來從廣東與新疆運送到武漢進行分配。武漢已經成為中國之戰略與人心的抗日司令部。
不過當時蔣介石卻只剩下極其有限的資源，來進行武漢會戰。
因為中國的稅收與工業精華地區，都已落在日軍的手中，華軍的精銳也在多場戰爭中，傷亡極大。
補充徵募的新兵，不但人數不足，體能與素質更差，也缺乏任何的軍事訓練，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
軍隊急需之重武器裝備更是只能選擇性地補充而已（正規軍若是沒有這些武器，與民團的戰鬥能力，也就相差不遠了）。
新敗的中國 軍隊部隊，經過七拼八湊的克難方第式，勉強凝聚的一些戰力，又在徐州會戰中，消耗了不少。
因此面對著武漢會戰，中國軍隊真得全靠民族主義的作戰意識來撐住局面了。
這時在國民政府的決策層面，一些首長已經有了希望與日本和談的想法，但是蔣介石卻抗拒這些壓力，決心繼續的誘敵深入，進行武漢會戰。
日軍大本營在徐州會戰中撲空，沒有達到圍殲華軍主力的目標之後，很快的就作出兩項深入中國作戰的戰略決定，一是漢口攻略，一是廣東攻略。
一九三八年的六月十五日，日本大本營在御前會議中，正式決定發動這兩個作戰。這代表日軍終於要陷入中國的戰略泥沼，當然也就代表著中國有更多的地方與更多的人民，要承受這場戰爭浩劫的殺傷與破壞。
不過當時日軍大本營卻“盲目”的認為，只要日軍攻占武漢與廣東，中國“應該”就會向日本投降了。
事實上，不只是日軍，就連當時的德國軍事顧問，對於華軍能否有能力繼續作戰，也產生了疑問。
因為在日本政府強大的壓力之下，德國的希特勒政府終於決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售軍事裝備給中國，並且要求所有的德國軍事顧問在當年七月離華，這對於華軍正面對武漢會戰之重大關頭而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過去華軍作戰的重裝備，以及作戰的布陣，都得到德國的協助，現在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日軍因而樂觀的估計，中國繼續作戰的能力，隨時都有枯竭的可能。
國民政府的領導人，在進行武漢會戰的規劃與參謀作業時，則立刻要面對戰士缺乏、後勤不足，以及主要外援斷絕的嚴厲挑戰。
華軍真能夠自己面對指揮百萬部隊，在長達幾千公里的戰線上，與日軍進行這場大會戰的考驗嗎？
不過，日軍大本營的漢口攻略作戰計劃中，對於攻克武漢，以結束與中國的戰爭，仍然抱著很高的期望。
同時日軍仍希望在漢口攻略的作戰中，進行一次大戰略的包抄與圍殲，徹底殲滅掉蔣介石的野戰軍，以增加日軍逼和的籌碼。
雖然日本大本營對於漢口攻略，可以說是志在必得，但此時日本對於整個戰略演變的控制能力，在徐州會戰之後，已經接近崩潰了。
日軍能夠很確定它一定能夠攻克武漢，但是日本根本無法知道，在攻克武漢之後，中國軍隊的主力能否被殲。
以及中國會不會就此停止抵抗日本當然更沒有想清楚，其實中國破壞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深入追擊，就已經展現出中國抵抗到底的決心，中國寧可讓黃河泛濫自己的領土，也不要接受日軍的占領與屠殺。
日本一旦深入武漢，它從此就要面臨全面的戰略被動了。
日軍攻掠武漢的作戰行動，早就是中國統帥部最為注意的戰情發展，在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最為擔心的日軍戰略部署，就是日本在全面戰爭開始後，集結主力由河北沿平漢鐵路直衝武漢，以破壞、阻止中國軍政中心遷往大西南，進行長期抗戰的戰略。
還好日軍在開戰將近一年之後，才開始計劃進攻武漢。但是日軍仍然沒有想到使用由北而南，切斷中國東西聯繫的戰略。
當時對於如何進攻武漢，日軍大本營與前線的部隊，也有著不同的爭論，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建議由華北方面軍主控作戰，以主力部隊，大體上沿平漢鐵路，由北向南的進攻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