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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曼於1946年10月1日在紐倫堡被缺席判處死刑。他的妻子葛達沒有按照他的指示把她的10個孩子殺掉，但是在那年她本人死於癌症。後來，傳出了鮑曼生活在義大利北部的一個修道院裡的說法，這種說法聲稱鮑曼和許多其他的人一樣經羅馬逃到了南美洲。據報導他曾在智利、巴西和阿根廷現身。最近的一種推測（還未發表）是，他在去南美洲的一隊長途航行的潛艇上和幾位納粹高官一起葬身海底的。
在20世紀70年代，一位蘇聯記者發表了據他說是鮑曼的日記，這本日記是在一件被遺棄的皮大衣的口袋裡找到的，這件大衣正是在阿克斯曼所說的他偶然看到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屍體的地方被發現的。它的真實性有所爭議，但是隨後在1972年，在一次日常的建築作業的過程中，建設者們正是在同一地點挖到了兩副人體骨骼。鮑曼和希特勒的牙醫是同一個人——韋戈·布拉希克 。法醫對牙齒的檢查證實這副牙齒是鮑曼的，據猜測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有可能是服毒自殺。1973年4月，一個西德法院正式宣布了鮑曼的死亡。
戈林在5月9日被美國人俘虜了，次年他在紐倫堡受審。他積極地為自己辯護，常常否定對自己的指控。不過他被以4項罪名定罪：密謀侵略、侵略、指揮戰爭、殘害人類。他被判處於1946年10月15日執行絞刑，但是他騙過了絞刑執行人，在絞刑執行前的2個小時，他躲過了看守的注意咬破了劇毒藥丸。
希姆萊的死或許是納粹領導人中最古怪的了。在最後的幾天裡，他繼續在德國北部弗倫斯堡的指揮部里主持全體參謀人員會議。那些來自於徒有其名的部門的頭頭腦腦們還繼續參加，其實這些部門已經不存在了或權力早就沒了。漢娜·瑞奇和瑞特·馮·格雷姆離奇地從柏林飛回來以後，已把元首最近對他做出的背叛結論告訴了他。鄧尼茨元帥也寫信給他說自己放棄帝國元首的頭銜。希姆萊仍然無動於衷，但是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向他的親信尋求建議，但是令他困惑的是他們沒有給他回應。他甚至給陸軍元帥伯納德·蒙哥馬利將軍寫信，但沒有得到回應。在2個星期里希姆萊過著一種毫無意義和友情的生活，最後他身穿一件普遍的陸軍戰士的軍服在一副可笑的眼鏡的偽裝下離開了自己的房子。這副眼鏡是那麼的可笑，以至於他到一個英軍的檢查站時很快被認了出來。一位英國外科醫生正要脫下他的衣服給他做身體檢查時，他咬破了他嘴裡面的毒藥丸。
在所有的納粹高級官員裡面，只有一個人對布爾什維克做好了面對戰鬥的準備，只有一個人沒有採取自殺的手段。在戰爭的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亞瑟·阿克斯曼是希特勒的核心成員中最年輕的一位。雖然世界對他扭曲的價值觀可能會有所評價，但是不能說他對他們不誠實。他從未考慮過要自殺，而且在戰鬥中從不害怕。阿克斯曼也是惟一一位逃出蘇軍鐵桶般包圍的納粹高官。雖然他在魏登戴姆大橋上受了傷，但他還是設法找到了逃出柏林的路，到達了巴伐利亞的阿爾卑斯山。在那裡他參加了重新組建起來的希特勒青年團，他們在戰爭結束後的6個月裡還一直堅持鬥爭。
阿克斯曼最後還是在英美情報部門精心設置的圈套下被抓到了。他的審問者發現他所做的供詞除了在時間方面有點錯誤以外，在各個細節方面都是準確的。戰後我去拜訪了他，而且我們還做了幾次長時間的談話。他承認“犯了錯誤”，但是他從未說過希特勒的壞話。阿克斯曼於1996年逝世。
後記(1)
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所發生的一切是世界史上所犯下的最大、最邪惡的謀殺。我在上帝和這個國家面前是有罪的，我指引過許多年輕人追隨希特勒，並認為他們是無可指責的，但最後他們成了殺害幾百萬人的劊子手。
——巴爾杜·馮·席臘赫
這就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前任領袖巴爾杜·馮·席臘赫所說的話。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紐倫堡法庭出席作證。那一天正是我剛過完18歲生日的第二天，我剛剛成年，而且我也開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爾杜·馮·席臘赫是我在戰後開始欽佩的人。正是巴爾杜·馮·席臘赫在戰前鼓勵我去寫詩，正是他在紐倫堡法庭上的證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義的道路上。在一個天主教的大學教授的幫助下，我開始探究德國在戰爭剛剛結束後那段時間裡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我們可以從幾個不同的方面回過頭來看。他從未放棄對希特勒的崇拜，我拜訪過他兩次，而且我們也通了幾次信並在電話中也交談過幾次。在他所願意對我講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對我是真誠的，然而，他總是為自己仍然保持對元首的忠誠而感到驕傲。我完全贊同忠誠，但是忠誠也必須有它的道德規範！促使我尋找非攻擊性的解決方案並使仇恨永遠消除的，是巴爾杜·馮·席臘赫的認罪，不是亞瑟·阿克斯曼的忠誠表現。
當蘇聯軍醫簽署了我的釋放令以後，他們禁止我到蘇軍的占領區。這之後不久，我決定盡力而且成功地越過了穆爾德河到達了美軍占領區。由於背著一個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癱瘓症又復發了。幸運的是一個邊境巡邏隊救了我，而且把我帶到了收容中心的一個醫療機構，在那兒一個美國情報部門的官員審問了我。在那個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將軍在布亨瓦爾德和貝爾根-貝爾森解放後命令製作的紀錄影片。
在20世紀70年代，一位蘇聯記者發表了據他說是鮑曼的日記，這本日記是在一件被遺棄的皮大衣的口袋裡找到的，這件大衣正是在阿克斯曼所說的他偶然看到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屍體的地方被發現的。它的真實性有所爭議，但是隨後在1972年，在一次日常的建築作業的過程中，建設者們正是在同一地點挖到了兩副人體骨骼。鮑曼和希特勒的牙醫是同一個人——韋戈·布拉希克 。法醫對牙齒的檢查證實這副牙齒是鮑曼的，據猜測鮑曼和斯達姆普菲格有可能是服毒自殺。1973年4月，一個西德法院正式宣布了鮑曼的死亡。
戈林在5月9日被美國人俘虜了，次年他在紐倫堡受審。他積極地為自己辯護，常常否定對自己的指控。不過他被以4項罪名定罪：密謀侵略、侵略、指揮戰爭、殘害人類。他被判處於1946年10月15日執行絞刑，但是他騙過了絞刑執行人，在絞刑執行前的2個小時，他躲過了看守的注意咬破了劇毒藥丸。
希姆萊的死或許是納粹領導人中最古怪的了。在最後的幾天裡，他繼續在德國北部弗倫斯堡的指揮部里主持全體參謀人員會議。那些來自於徒有其名的部門的頭頭腦腦們還繼續參加，其實這些部門已經不存在了或權力早就沒了。漢娜·瑞奇和瑞特·馮·格雷姆離奇地從柏林飛回來以後，已把元首最近對他做出的背叛結論告訴了他。鄧尼茨元帥也寫信給他說自己放棄帝國元首的頭銜。希姆萊仍然無動於衷，但是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向他的親信尋求建議，但是令他困惑的是他們沒有給他回應。他甚至給陸軍元帥伯納德·蒙哥馬利將軍寫信，但沒有得到回應。在2個星期里希姆萊過著一種毫無意義和友情的生活，最後他身穿一件普遍的陸軍戰士的軍服在一副可笑的眼鏡的偽裝下離開了自己的房子。這副眼鏡是那麼的可笑，以至於他到一個英軍的檢查站時很快被認了出來。一位英國外科醫生正要脫下他的衣服給他做身體檢查時，他咬破了他嘴裡面的毒藥丸。
在所有的納粹高級官員裡面，只有一個人對布爾什維克做好了面對戰鬥的準備，只有一個人沒有採取自殺的手段。在戰爭的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亞瑟·阿克斯曼是希特勒的核心成員中最年輕的一位。雖然世界對他扭曲的價值觀可能會有所評價，但是不能說他對他們不誠實。他從未考慮過要自殺，而且在戰鬥中從不害怕。阿克斯曼也是惟一一位逃出蘇軍鐵桶般包圍的納粹高官。雖然他在魏登戴姆大橋上受了傷，但他還是設法找到了逃出柏林的路，到達了巴伐利亞的阿爾卑斯山。在那裡他參加了重新組建起來的希特勒青年團，他們在戰爭結束後的6個月裡還一直堅持鬥爭。
阿克斯曼最後還是在英美情報部門精心設置的圈套下被抓到了。他的審問者發現他所做的供詞除了在時間方面有點錯誤以外，在各個細節方面都是準確的。戰後我去拜訪了他，而且我們還做了幾次長時間的談話。他承認“犯了錯誤”，但是他從未說過希特勒的壞話。阿克斯曼於1996年逝世。
後記(1)
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所發生的一切是世界史上所犯下的最大、最邪惡的謀殺。我在上帝和這個國家面前是有罪的，我指引過許多年輕人追隨希特勒，並認為他們是無可指責的，但最後他們成了殺害幾百萬人的劊子手。
——巴爾杜·馮·席臘赫
這就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前任領袖巴爾杜·馮·席臘赫所說的話。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紐倫堡法庭出席作證。那一天正是我剛過完18歲生日的第二天，我剛剛成年，而且我也開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爾杜·馮·席臘赫是我在戰後開始欽佩的人。正是巴爾杜·馮·席臘赫在戰前鼓勵我去寫詩，正是他在紐倫堡法庭上的證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義的道路上。在一個天主教的大學教授的幫助下，我開始探究德國在戰爭剛剛結束後那段時間裡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樣了，我們可以從幾個不同的方面回過頭來看。他從未放棄對希特勒的崇拜，我拜訪過他兩次，而且我們也通了幾次信並在電話中也交談過幾次。在他所願意對我講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對我是真誠的，然而，他總是為自己仍然保持對元首的忠誠而感到驕傲。我完全贊同忠誠，但是忠誠也必須有它的道德規範！促使我尋找非攻擊性的解決方案並使仇恨永遠消除的，是巴爾杜·馮·席臘赫的認罪，不是亞瑟·阿克斯曼的忠誠表現。
當蘇聯軍醫簽署了我的釋放令以後，他們禁止我到蘇軍的占領區。這之後不久，我決定盡力而且成功地越過了穆爾德河到達了美軍占領區。由於背著一個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癱瘓症又復發了。幸運的是一個邊境巡邏隊救了我，而且把我帶到了收容中心的一個醫療機構，在那兒一個美國情報部門的官員審問了我。在那個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將軍在布亨瓦爾德和貝爾根-貝爾森解放後命令製作的紀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