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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又多次到過布拉格，而且很喜歡這座美麗的城市，但是，自然，對它的初次印象簡直是不可磨滅的。該市在繼續歡慶自己的解放，而且，這種普遍歡慶勝利的場景，這些旗幟和鮮花，使它變得更美麗，充滿了節日氣氛。僅管在途中的某個地方，我們碰到了廢墟和火災遺址，這些遺蹟是在布拉格起義的日子裡，法西斯分子的掃射和轟炸造成的。
5月10日這一天，我只是走馬觀花地看了一下布拉格。這時，我總的感覺是愉快的，因為布拉格受到的破壞比較小，我們完好地保住了這座城市。
晚上，在布拉格近衛第3集團軍的司令部，我和軍事委員會委員М·В·克賴紐科夫一起，會見了我們的勇敢作戰的集團軍司令員——雷巴爾科、列柳申科、戈爾多夫和這幾個集團軍軍事委員會的委員。我們向全體軍事首長衷心祝賀勝利。他們也同樣祝賀我們。
然而，沒有時間去長時間地互相祝賀，必須考慮恢復正常生活的問題，居民的供應問題，還要考慮任命布拉格衛戍司令和城防司令的問題。在這件事上，也出現了人們生活中常有的事，即使現在，過了二十多年，這些事還使我發笑。
我坐在戈爾多夫的司令部里，談著剛剛結束的戰役的結局時，當了一次雷巴爾科和列柳申科激烈爭論的見證人。他們爭論的問題是誰先進入布拉格。按照從蘇沃洛夫時代開始的我們俄國的軍事傳統，形成了這樣一個習慣，哪位將軍先進城，通常就任命他為城防司令。由於這一原因，使這場爭論變得激烈起來。
兩位英雄的坦克將軍，無論如何也不相讓第一的榮位，聽到他們之間的這場爭論，我認為，不應加深他們的“內訌”，於是，我當即任命近衛第3集團軍司令員戈爾多夫上將為衛戍司令。這樣，一下於就使兩位坦克集團軍司令員的希望失去了意義。接著我又任命一位可以說是中間人物的人為城防司令，他就是近衛第5集團軍副司令員帕拉姆津將軍。
就在這天晚上，在我用高頻電話向史達林報告任命戈爾多夫為布拉格衛戍司令的時候，我遭到了意外的反對。史達林不明白，為什麼要說衛戍司令，而他比較喜歡“警備司令”這個詞。我只好在電話里向他解釋，按照條令，在相應區域內的所有部隊，都隸屬衛戍司令，而警備令司則聽命於他，主要負責衛兵勤務，維持內部秩序。
聽完我的解釋，史達林才批准戈爾多夫為衛戍司令，並指示我，對貝奈斯總統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從科希策遷回布拉格，給予必要的協助。
我執行了這一指示。貝奈斯總統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坐飛機從利希策飛回布拉格。我們派了接運他們的飛機。
那天，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員到達布拉格時，在布拉格機場上，列隊站著烏克蘭第1方面軍部隊的儀仗隊。裝甲坦克兵上將雷巴爾科、城防司令帕拉姆津少將和其他官員——烏克蘭第1方面軍的將軍和軍官，代表了我們軍事當局。
第二天，我又去布拉格，在那裡會見了捷克斯洛伐克部長會議主席茲德尼克·費林格，克利門特·哥特瓦爾德和政府其他成員。在友好氣氛中，討論了布拉格和整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生活正常化的問題，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我們給了捷克斯洛伐克朋友們盡力的援助。
我特別親切地回憶起當時我同我的戰友盧德維克·斯沃博達將軍的會見，他曾領導過捷克斯洛伐克國防部。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1944年喀爾巴阡—杜克拉戰役的時候。當時，我們實施該戰役的目的在於支援斯洛伐克的民族武裝起義。戰役初期，斯沃博達是一名旅長，後來開始指揮整個捷克斯洛伐克軍，取代了因不稱職而停止了指揮的克拉托赫維爾將軍。
在殘酷的流血戰役中，盧德維克·斯沃博達表現突出，他是一位具有組織才能而又十分勇敢的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講，在戰場上，他決不會在敵人面前屈服。可是，有時他簡直是太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了。我甚至不得不多次指示斯沃博達同志，讓他不要經常出現在自己部隊的戰鬥隊形中，並請他即使在緊急時刻也還是不要成為一名衝鋒鎗手，因為作為一名軍長，他對我們來說是很寶貴的。
戰爭期間，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駐在倫敦的時候，正規地講，斯沃博達對於我們，只是一位外國的代表，而且是一位資產階級國家的代表。我正式稱呼他為“將軍先生”，但在內心裡，我無論怎樣也不習慣這樣對待他。對我來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和戰友，因此，在非官方和非外交需要時，在戰鬥情況下，我總是稱他為同志。實際上，是和捷克斯洛伐克軍的所有其他軍官一樣稱呼的。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當我對他的行為不太滿意時，為了強調我的不滿，才改稱“將軍先生”。可是，當他的事情進展順利時(大多數情況下是這樣)，我就稱他“將軍同志”或“斯沃博達同志”。
在許多戰鬥中，我真正了解了斯沃博達將軍這個戰鬥的組織者。斯沃博達走過了從獨立營長(1943年春在哈爾科夫)到軍長的道路，他符合對戰場上帶領大兵團的人所提出的要求。他很堅定，能堅持執行自己的命令，但這並不妨礙他謙虛地對待部屬。
在同蘇軍首長的關係上，斯沃博達總是坦率、友好、真誠的，我們也是同樣對待他。
5月10日這一天，我只是走馬觀花地看了一下布拉格。這時，我總的感覺是愉快的，因為布拉格受到的破壞比較小，我們完好地保住了這座城市。
晚上，在布拉格近衛第3集團軍的司令部，我和軍事委員會委員М·В·克賴紐科夫一起，會見了我們的勇敢作戰的集團軍司令員——雷巴爾科、列柳申科、戈爾多夫和這幾個集團軍軍事委員會的委員。我們向全體軍事首長衷心祝賀勝利。他們也同樣祝賀我們。
然而，沒有時間去長時間地互相祝賀，必須考慮恢復正常生活的問題，居民的供應問題，還要考慮任命布拉格衛戍司令和城防司令的問題。在這件事上，也出現了人們生活中常有的事，即使現在，過了二十多年，這些事還使我發笑。
我坐在戈爾多夫的司令部里，談著剛剛結束的戰役的結局時，當了一次雷巴爾科和列柳申科激烈爭論的見證人。他們爭論的問題是誰先進入布拉格。按照從蘇沃洛夫時代開始的我們俄國的軍事傳統，形成了這樣一個習慣，哪位將軍先進城，通常就任命他為城防司令。由於這一原因，使這場爭論變得激烈起來。
兩位英雄的坦克將軍，無論如何也不相讓第一的榮位，聽到他們之間的這場爭論，我認為，不應加深他們的“內訌”，於是，我當即任命近衛第3集團軍司令員戈爾多夫上將為衛戍司令。這樣，一下於就使兩位坦克集團軍司令員的希望失去了意義。接著我又任命一位可以說是中間人物的人為城防司令，他就是近衛第5集團軍副司令員帕拉姆津將軍。
就在這天晚上，在我用高頻電話向史達林報告任命戈爾多夫為布拉格衛戍司令的時候，我遭到了意外的反對。史達林不明白，為什麼要說衛戍司令，而他比較喜歡“警備司令”這個詞。我只好在電話里向他解釋，按照條令，在相應區域內的所有部隊，都隸屬衛戍司令，而警備令司則聽命於他，主要負責衛兵勤務，維持內部秩序。
聽完我的解釋，史達林才批准戈爾多夫為衛戍司令，並指示我，對貝奈斯總統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從科希策遷回布拉格，給予必要的協助。
我執行了這一指示。貝奈斯總統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坐飛機從利希策飛回布拉格。我們派了接運他們的飛機。
那天，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員到達布拉格時，在布拉格機場上，列隊站著烏克蘭第1方面軍部隊的儀仗隊。裝甲坦克兵上將雷巴爾科、城防司令帕拉姆津少將和其他官員——烏克蘭第1方面軍的將軍和軍官，代表了我們軍事當局。
第二天，我又去布拉格，在那裡會見了捷克斯洛伐克部長會議主席茲德尼克·費林格，克利門特·哥特瓦爾德和政府其他成員。在友好氣氛中，討論了布拉格和整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生活正常化的問題，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我們給了捷克斯洛伐克朋友們盡力的援助。
我特別親切地回憶起當時我同我的戰友盧德維克·斯沃博達將軍的會見，他曾領導過捷克斯洛伐克國防部。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1944年喀爾巴阡—杜克拉戰役的時候。當時，我們實施該戰役的目的在於支援斯洛伐克的民族武裝起義。戰役初期，斯沃博達是一名旅長，後來開始指揮整個捷克斯洛伐克軍，取代了因不稱職而停止了指揮的克拉托赫維爾將軍。
在殘酷的流血戰役中，盧德維克·斯沃博達表現突出，他是一位具有組織才能而又十分勇敢的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講，在戰場上，他決不會在敵人面前屈服。可是，有時他簡直是太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了。我甚至不得不多次指示斯沃博達同志，讓他不要經常出現在自己部隊的戰鬥隊形中，並請他即使在緊急時刻也還是不要成為一名衝鋒鎗手，因為作為一名軍長，他對我們來說是很寶貴的。
戰爭期間，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駐在倫敦的時候，正規地講，斯沃博達對於我們，只是一位外國的代表，而且是一位資產階級國家的代表。我正式稱呼他為“將軍先生”，但在內心裡，我無論怎樣也不習慣這樣對待他。對我來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和戰友，因此，在非官方和非外交需要時，在戰鬥情況下，我總是稱他為同志。實際上，是和捷克斯洛伐克軍的所有其他軍官一樣稱呼的。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當我對他的行為不太滿意時，為了強調我的不滿，才改稱“將軍先生”。可是，當他的事情進展順利時(大多數情況下是這樣)，我就稱他“將軍同志”或“斯沃博達同志”。
在許多戰鬥中，我真正了解了斯沃博達將軍這個戰鬥的組織者。斯沃博達走過了從獨立營長(1943年春在哈爾科夫)到軍長的道路，他符合對戰場上帶領大兵團的人所提出的要求。他很堅定，能堅持執行自己的命令，但這並不妨礙他謙虛地對待部屬。
在同蘇軍首長的關係上，斯沃博達總是坦率、友好、真誠的，我們也是同樣對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