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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將被允許維持其經濟和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之工業將被禁止。
七、在達到上述目的及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以後，同盟國占領軍隊當即撤退。
公告以非常強硬的口氣限令日本無條件投降：“吾人通告日本政府文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對此種行動誠意予以適當及充分保證。僅此一途，否則日本將迅速完全毀滅。”
日本國內一直存在著探求結束戰爭的政治力量。《波茨坦公告》發表後，促使他們更加公開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認為：日本的決底失敗已成定局，戰爭往後拖一天，日本就加大一天的災難，長此下去，日本將徹底毀滅。因此，日本只有選擇無條件投降，以保全大和民族。
但是，隨著蘇聯參戰的趨勢明朗化，他們又認為，這給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增加了一個選擇機會。他們看出，美、蘇將很快成為水火難容的兩大陣營，日本是向美國陣營投降還是向蘇聯陣營投降，這是決定日本民族將來前途命運的異常嚴肅的大事。
他們認為，就目前而言，美國是日本的頭號敵人，美國把日本炸得最慘，但是，鑑於前不久蘇軍占領半個德國後的一些做法，又使他們不寒而慄。經過反覆爭論，他們認為，鑑於蘇聯占領半個德國後的情況，日本情願向頭號敵人美國投降，情願讓美國人來占領日本本上。
日本軍方亦看到大勢已去，無力回天。但對無條件投降這一字眼諱漠如深。他們覺得，既然美、英、蘇、中各懷心計，那麼，總有空子可鑽，總還可以爭取到比“無條件”稍稍體面一點的結局。
他們主張在兩對矛盾的基礎上，展開外交斡旋：即美、蘇矛盾與中國的重慶方面和延安方面的矛盾。通過挑撥利用這些矛盾，使中國的民族抗戰分化瓦解；使盟國反法西斯陣營解體。因此，日本在這時的外交手腕是：準備對重慶和延安同時開展政治工作，對延安措施作為對重慶措施的牽制；離間美、英、蘇、重慶、延安，助長其互相爭執。
日本軍方由於對蘇聯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導致他們對戰爭形勢的判斷產生根本錯誤。他們認為蘇聯與日本是講信用的，因此不會對日開戰。這是因為，在中、日兩國長達八年的戰爭中，日本經常通過朝鮮半島經滿洲、華北調兵遣將。在與蘇聯鄰近的長長的“走廊”上，日軍進進出出，來去自由，與蘇軍相安無事，使日軍對中國的戰爭未受到干擾。其間雖然在“滿”、蘇邊境有那麼兩回大的摩擦，但都是莫斯科方面採取了高姿態，而使緊張局勢得以平息，同樣，在希特勒揮師從西線殺到莫斯科近郊，蘇聯處於生死存亡之時，日本人也信守了與蘇聯的友好“中立”，沒有趁火打劫，使蘇軍得以從容對付德軍。
另一方面，日本自以為深知中、蘇兩大鄰國的心底，認為蘇聯絕不會為了一個完全倒向美國的中國政府的利益，而向中國的敵人宣戰。在這方面，日本的判斷錯得更厲害，在錯誤的路上走得更遠。因為自從1945年2月雅爾達會議後，蘇聯恰恰是迫不及待地要履行密約條款，出兵中國打擊日軍，以換取在中國的權益，以致於會議結束後沒過多久，駐重慶的蘇聯大使就找到蔣介石門上，傳達史達林元帥的口信，要求宋子文前去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便使蘇聯出兵中國“名正言順”。很簡單，如果蘇軍不出兵中國，就無法兌現雅爾達會議上那些利益。
日本軍方根據他們錯誤估計行事。當4月5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召見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尚武，陰沉著臉宣布廢除《日蘇中立條約》，又不斷向西伯利亞增兵時，日軍中央統帥部仍十分肯定地認為：至少在1945年末，蘇軍不會向日軍開戰。
後來，隨著蘇軍向東線轉調兵力加速，日軍大本營才覺察到有點兒不對勁，但仍未改變以前的基本判斷。5月30日，才決定從派遣軍抽調四個師團，一部分充實到關東軍那座半空的架子內，一部分充實到朝鮮方面軍內。同時命令關東軍加強戰備，第一，準備反擊美軍從北韓登陸；第二，才是對付蘇軍進攻。
關東軍開始緊急擴充軍備。
首先是增加兵員。當時日本本上正受到美軍的大規模空中攻擊和日已迫近的海、陸軍事壓力，一個兵也抽不出來。中國華北方面的派遣軍受到已相當強大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全面反攻，而在長江方面則受到美式化後的重慶政府軍的層層攻擊，也是自顧不暇，無法抽兵北上。日軍大本營只得命令關東軍司令官，由滿洲自身實行全體動員。動員最大兵員指數為九十萬。實際上這隻。是個理論數字。
關東軍於6月初開始動員。對在滿洲的日本適齡男子，實行全體動員，好不容易才收羅了約二十五萬人。
關於武器裝備，那就更困難了。因為在這之前的幾個月內，中央統帥部為了進行本土決戰，就已將關東軍山炮以上的武器和剩餘的槍枝、彈藥，全部運回日本國內。現在新動員起來的二十五萬人，只好靠關東軍老部隊之間調整、挪用。同時，把偽滿軍儘量改為槁後勤，將他們手中的槍枝彈藥收歸關東軍新擴部隊。割肉補瘡，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關東軍司令官只得下令削竹槍裝備新編部隊。
新擴編部隊的軍官、戰鬥骨幹都等於零。統帥部一個軍官也抽調不出來，仍然全靠關東軍就地取材。這樣的軍隊能否進行現代化的大兵團作戰，不言而喻。
七、在達到上述目的及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以後，同盟國占領軍隊當即撤退。
公告以非常強硬的口氣限令日本無條件投降：“吾人通告日本政府文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對此種行動誠意予以適當及充分保證。僅此一途，否則日本將迅速完全毀滅。”
日本國內一直存在著探求結束戰爭的政治力量。《波茨坦公告》發表後，促使他們更加公開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認為：日本的決底失敗已成定局，戰爭往後拖一天，日本就加大一天的災難，長此下去，日本將徹底毀滅。因此，日本只有選擇無條件投降，以保全大和民族。
但是，隨著蘇聯參戰的趨勢明朗化，他們又認為，這給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增加了一個選擇機會。他們看出，美、蘇將很快成為水火難容的兩大陣營，日本是向美國陣營投降還是向蘇聯陣營投降，這是決定日本民族將來前途命運的異常嚴肅的大事。
他們認為，就目前而言，美國是日本的頭號敵人，美國把日本炸得最慘，但是，鑑於前不久蘇軍占領半個德國後的一些做法，又使他們不寒而慄。經過反覆爭論，他們認為，鑑於蘇聯占領半個德國後的情況，日本情願向頭號敵人美國投降，情願讓美國人來占領日本本上。
日本軍方亦看到大勢已去，無力回天。但對無條件投降這一字眼諱漠如深。他們覺得，既然美、英、蘇、中各懷心計，那麼，總有空子可鑽，總還可以爭取到比“無條件”稍稍體面一點的結局。
他們主張在兩對矛盾的基礎上，展開外交斡旋：即美、蘇矛盾與中國的重慶方面和延安方面的矛盾。通過挑撥利用這些矛盾，使中國的民族抗戰分化瓦解；使盟國反法西斯陣營解體。因此，日本在這時的外交手腕是：準備對重慶和延安同時開展政治工作，對延安措施作為對重慶措施的牽制；離間美、英、蘇、重慶、延安，助長其互相爭執。
日本軍方由於對蘇聯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導致他們對戰爭形勢的判斷產生根本錯誤。他們認為蘇聯與日本是講信用的，因此不會對日開戰。這是因為，在中、日兩國長達八年的戰爭中，日本經常通過朝鮮半島經滿洲、華北調兵遣將。在與蘇聯鄰近的長長的“走廊”上，日軍進進出出，來去自由，與蘇軍相安無事，使日軍對中國的戰爭未受到干擾。其間雖然在“滿”、蘇邊境有那麼兩回大的摩擦，但都是莫斯科方面採取了高姿態，而使緊張局勢得以平息，同樣，在希特勒揮師從西線殺到莫斯科近郊，蘇聯處於生死存亡之時，日本人也信守了與蘇聯的友好“中立”，沒有趁火打劫，使蘇軍得以從容對付德軍。
另一方面，日本自以為深知中、蘇兩大鄰國的心底，認為蘇聯絕不會為了一個完全倒向美國的中國政府的利益，而向中國的敵人宣戰。在這方面，日本的判斷錯得更厲害，在錯誤的路上走得更遠。因為自從1945年2月雅爾達會議後，蘇聯恰恰是迫不及待地要履行密約條款，出兵中國打擊日軍，以換取在中國的權益，以致於會議結束後沒過多久，駐重慶的蘇聯大使就找到蔣介石門上，傳達史達林元帥的口信，要求宋子文前去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便使蘇聯出兵中國“名正言順”。很簡單，如果蘇軍不出兵中國，就無法兌現雅爾達會議上那些利益。
日本軍方根據他們錯誤估計行事。當4月5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召見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尚武，陰沉著臉宣布廢除《日蘇中立條約》，又不斷向西伯利亞增兵時，日軍中央統帥部仍十分肯定地認為：至少在1945年末，蘇軍不會向日軍開戰。
後來，隨著蘇軍向東線轉調兵力加速，日軍大本營才覺察到有點兒不對勁，但仍未改變以前的基本判斷。5月30日，才決定從派遣軍抽調四個師團，一部分充實到關東軍那座半空的架子內，一部分充實到朝鮮方面軍內。同時命令關東軍加強戰備，第一，準備反擊美軍從北韓登陸；第二，才是對付蘇軍進攻。
關東軍開始緊急擴充軍備。
首先是增加兵員。當時日本本上正受到美軍的大規模空中攻擊和日已迫近的海、陸軍事壓力，一個兵也抽不出來。中國華北方面的派遣軍受到已相當強大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全面反攻，而在長江方面則受到美式化後的重慶政府軍的層層攻擊，也是自顧不暇，無法抽兵北上。日軍大本營只得命令關東軍司令官，由滿洲自身實行全體動員。動員最大兵員指數為九十萬。實際上這隻。是個理論數字。
關東軍於6月初開始動員。對在滿洲的日本適齡男子，實行全體動員，好不容易才收羅了約二十五萬人。
關於武器裝備，那就更困難了。因為在這之前的幾個月內，中央統帥部為了進行本土決戰，就已將關東軍山炮以上的武器和剩餘的槍枝、彈藥，全部運回日本國內。現在新動員起來的二十五萬人，只好靠關東軍老部隊之間調整、挪用。同時，把偽滿軍儘量改為槁後勤，將他們手中的槍枝彈藥收歸關東軍新擴部隊。割肉補瘡，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關東軍司令官只得下令削竹槍裝備新編部隊。
新擴編部隊的軍官、戰鬥骨幹都等於零。統帥部一個軍官也抽調不出來，仍然全靠關東軍就地取材。這樣的軍隊能否進行現代化的大兵團作戰，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