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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當這個作戰還正在進行之際，集團軍群與陸軍總部之間有關未來作戰問題的爭論也仍在繼續發展中。我們一再強調應給我們右翼以行動自由，並放棄對第聶伯河灣的戀棧之必要，從作戰的觀點來看，這早就已經是一個不適當的政策。在一封由總參謀長轉呈的信中，我又告訴希特勒說，決定土耳其、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態度者，不是克里米亞的存亡，而是德軍在後述兩國的東疆之前能夠維持一個完整的南翼。
集團軍群總部同時也強調整個德軍南翼的前途，最後就要看我們是否能在集團軍群左翼後方羅夫諾周圍適合時機的集中一支強大的兵力——要達到這個目的，則必須縮短右翼的正面，從北面集團軍群方面抽調兵力和從克里米亞撤回第17集團軍。除非我們能夠趕緊在羅夫諾周圍集中這個集團軍，否則敵人即將在我們的北側面執行一個大迂迴運動，迫使我們整個南翼向羅馬尼亞退卻。儘管總參謀長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並且也一再努力的說希特勒聽信它們，可是後者卻仍然固執其死守不動的原則。我們不可能獲得其對於長期作戰觀念的任何指示，除了再堅守下去以外。
甚至於事實上，陸軍總部也相信敵人尚有強大的戰略預備隊可供運用。這是遲早都會動用的，所以更使這種領導方式顯得不合理。希特勒既不將其對於作戰前途的一般看法告訴這些集團軍群總司令，那麼任何人又如何可以在戰場上作適當的指揮呢？敵人既然有預備兵力的存在，那麼又怎樣能夠不作較遠程的估計呢？我在下述的信件中，對於這種情況曾加強分析如下：
假使任何領導要想成功，其基礎就是在所有各階層上，一切政策都應有和諧的協調，這又有賴於上級應作明白的指示，並且對於從敵方獲得的情況報告，應有一致的研判。集團軍群不可以僅僅只從今天想到明天。它不可以只是奉命死守，而不考慮到敵人正在準備中的迂迴運動。
所以我要要求陸軍總部或者是採納集團軍群所早已呈報的情況研判，或者是明白的否決它，而把其自己對於前途的看法告訴下級。
假使最高統帥部對於集團軍群在其自己有限的活動範圍之內所作成的結論，故意裝聾作啞，那麼一個協調的政策也就完全不在考慮之列了。
當這一封信又不曾獲得答覆之後，我就又寫了一封給希特勒私人的長信。我又再度說明集團軍群的情況，敵人所具有的作戰可能性，和我方部隊的狀況。我認為假使不依照集團軍群的建議採取行動，則全盤情況將如何發展，那將是毫無疑問的。我又特別指出，應趕緊把兵力集中在集團軍群北翼的後方，對抗敵人的迂迴企圖。這是至為迫切的，所以我的結論是說：“我的元首，讓我這樣的作結論吧，專就我們而言，問題不是逃避一個危險，而是要採取步驟克服我們不久即可能要被迫面臨的危險。”
幾天之後，這封信對於我與希特勒之間所發生的一次衝突中，也發生相當的關係。
1月27日，他召集在東線上的全部集團軍群和集團軍指揮官，加上其他大批的高級軍官，到大本營中來聽訓。他要親自向我們說明在軍隊推行納粹黨化教育之需要。他認為軍事情況愈困難，則“信心”愈是獲得勝利的重要保證。他又認為高級軍官的選擇也就應以此為標準。
甚至於在訓話前的簡單會餐中，我就可以從他的致詞中感覺到他是並未忘記我在1月4日所作的批評。於是他在正式訓話的時候，他甚至於當著那些勞苦功高的陸軍將領們這樣的說著：“假使有一天末日來到了，最後保護國旗的人應該真正是這些元帥和將軍們。”
我從來不曾受過這樣的侮辱，而且希特勒的話也是故意侮辱所有的軍人。因為大家都是慣於沉默的聽訓，所以沒有人開口。但是我個人卻感覺到這種侮辱實在是太強烈，所以血液遂向我的頭上沖，因此當希特勒為了強調起見再度說出這句話時，我就衝口而出的喊著說：“他們將會如此的，我的元首！”
我這種表示自然與我對納粹黨的態度無關。我只是表示我們不願意接受任何人的侮辱，包括希特勒在內。以後我的同僚們也告訴我，他們心中的怒火正是像我一樣的高，所以當我開口說話時，他們都嘆了一口氣有如釋重負之感。
不過希特勒在以一國元首身份致詞時，也許從來不曾有過這樣被人打斷話頭的經驗。他很明顯吃了一驚，用冷冰冰的眼光朝我看去，喊著我說：“謝謝你，曼施坦因元帥！”於是他匆匆的結束了他的演講。
當我正在與柴茲勒爾一同吃茶的時候，有一個電話來說希特勒要當著凱特爾的面前召見我。當我走入室內時，他向我說：“元帥，當我向將領們致詞時，我不能容許你中途打斷我的話頭。假使你自己的下級如此，你也是一樣的不能容忍。”
這是無從答辯的，所以我不作聲。於是希特勒在盛怒之下又犯了一個錯誤。他說：“幾天之前，你送了一份情況報告書。我想你的目的是為了在戰爭日記上來證明你的看法正確。”
這的確是已經太過分了。我回答說：“我寫給你的信是私人性的，並不曾列入戰爭日記之中。你應該原諒我在這裡要用一句英國人的講法，我對於我的動機所能作的解釋就是我是一個君子(Gentleman)。”
集團軍群總部同時也強調整個德軍南翼的前途，最後就要看我們是否能在集團軍群左翼後方羅夫諾周圍適合時機的集中一支強大的兵力——要達到這個目的，則必須縮短右翼的正面，從北面集團軍群方面抽調兵力和從克里米亞撤回第17集團軍。除非我們能夠趕緊在羅夫諾周圍集中這個集團軍，否則敵人即將在我們的北側面執行一個大迂迴運動，迫使我們整個南翼向羅馬尼亞退卻。儘管總參謀長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並且也一再努力的說希特勒聽信它們，可是後者卻仍然固執其死守不動的原則。我們不可能獲得其對於長期作戰觀念的任何指示，除了再堅守下去以外。
甚至於事實上，陸軍總部也相信敵人尚有強大的戰略預備隊可供運用。這是遲早都會動用的，所以更使這種領導方式顯得不合理。希特勒既不將其對於作戰前途的一般看法告訴這些集團軍群總司令，那麼任何人又如何可以在戰場上作適當的指揮呢？敵人既然有預備兵力的存在，那麼又怎樣能夠不作較遠程的估計呢？我在下述的信件中，對於這種情況曾加強分析如下：
假使任何領導要想成功，其基礎就是在所有各階層上，一切政策都應有和諧的協調，這又有賴於上級應作明白的指示，並且對於從敵方獲得的情況報告，應有一致的研判。集團軍群不可以僅僅只從今天想到明天。它不可以只是奉命死守，而不考慮到敵人正在準備中的迂迴運動。
所以我要要求陸軍總部或者是採納集團軍群所早已呈報的情況研判，或者是明白的否決它，而把其自己對於前途的看法告訴下級。
假使最高統帥部對於集團軍群在其自己有限的活動範圍之內所作成的結論，故意裝聾作啞，那麼一個協調的政策也就完全不在考慮之列了。
當這一封信又不曾獲得答覆之後，我就又寫了一封給希特勒私人的長信。我又再度說明集團軍群的情況，敵人所具有的作戰可能性，和我方部隊的狀況。我認為假使不依照集團軍群的建議採取行動，則全盤情況將如何發展，那將是毫無疑問的。我又特別指出，應趕緊把兵力集中在集團軍群北翼的後方，對抗敵人的迂迴企圖。這是至為迫切的，所以我的結論是說：“我的元首，讓我這樣的作結論吧，專就我們而言，問題不是逃避一個危險，而是要採取步驟克服我們不久即可能要被迫面臨的危險。”
幾天之後，這封信對於我與希特勒之間所發生的一次衝突中，也發生相當的關係。
1月27日，他召集在東線上的全部集團軍群和集團軍指揮官，加上其他大批的高級軍官，到大本營中來聽訓。他要親自向我們說明在軍隊推行納粹黨化教育之需要。他認為軍事情況愈困難，則“信心”愈是獲得勝利的重要保證。他又認為高級軍官的選擇也就應以此為標準。
甚至於在訓話前的簡單會餐中，我就可以從他的致詞中感覺到他是並未忘記我在1月4日所作的批評。於是他在正式訓話的時候，他甚至於當著那些勞苦功高的陸軍將領們這樣的說著：“假使有一天末日來到了，最後保護國旗的人應該真正是這些元帥和將軍們。”
我從來不曾受過這樣的侮辱，而且希特勒的話也是故意侮辱所有的軍人。因為大家都是慣於沉默的聽訓，所以沒有人開口。但是我個人卻感覺到這種侮辱實在是太強烈，所以血液遂向我的頭上沖，因此當希特勒為了強調起見再度說出這句話時，我就衝口而出的喊著說：“他們將會如此的，我的元首！”
我這種表示自然與我對納粹黨的態度無關。我只是表示我們不願意接受任何人的侮辱，包括希特勒在內。以後我的同僚們也告訴我，他們心中的怒火正是像我一樣的高，所以當我開口說話時，他們都嘆了一口氣有如釋重負之感。
不過希特勒在以一國元首身份致詞時，也許從來不曾有過這樣被人打斷話頭的經驗。他很明顯吃了一驚，用冷冰冰的眼光朝我看去，喊著我說：“謝謝你，曼施坦因元帥！”於是他匆匆的結束了他的演講。
當我正在與柴茲勒爾一同吃茶的時候，有一個電話來說希特勒要當著凱特爾的面前召見我。當我走入室內時，他向我說：“元帥，當我向將領們致詞時，我不能容許你中途打斷我的話頭。假使你自己的下級如此，你也是一樣的不能容忍。”
這是無從答辯的，所以我不作聲。於是希特勒在盛怒之下又犯了一個錯誤。他說：“幾天之前，你送了一份情況報告書。我想你的目的是為了在戰爭日記上來證明你的看法正確。”
這的確是已經太過分了。我回答說：“我寫給你的信是私人性的，並不曾列入戰爭日記之中。你應該原諒我在這裡要用一句英國人的講法，我對於我的動機所能作的解釋就是我是一個君子(Gentl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