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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東條和及川還都表示應該把松岡的烏紗帽給摘了他,“找個不發瘋的人來當外務大臣”。但是到最後近衛文麿還是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罷了松岡的官是小事,萬一有什麼人來幫松岡打抱不平,這事就大了。

  近衛文麿在敗戰後自殺,但在日本同情他的人不多,同情廣田弘毅的人倒不少。大家都認為他才是該上絞刑台的文官,但逃得早,這才由廣田弘毅頂了缸的人不少。

  6月21日,美國的修改案終於送交日本,與此同時,赫爾國務卿發表口頭聲明說:“我們對野村大使和他的同事們的真摯熱誠的態度表示敬意,但是同時要表示極為遺憾的是:在日本領導人中是否有人和德國義大利的行動在遙相呼應,力圖使日美外交談判失敗。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日本追求和平的證據,美國不得不要求日本作出比現已表明的態度更為明確的表示。”

  這個聲明的含義就是美國無法信任作為日本外交最高負責人的外務大臣松岡洋佑。

  松岡洋佑也是個很獨特的人物,他1880年出生於山口縣的一個富有的船商家庭,不過他家的富有也就到此為止了。他的後媽帶來了兩個除了會用錢外一無所用的兄弟,沒幾年就把家產給玩了個精光錚亮。到他12歲時,只好跟著表哥遠渡重洋,去美國賭運氣了。在美國松岡洋佑一邊打工一邊學習,22歲時以第二名的成績從俄勒岡大學法學系畢業。

  俄勒岡大學,怎麼那麼偏僻?是偏僻了點,但首先是不能要求一個打工的學生能付得起哈佛,耶魯的學費,其次是後來松岡洋佑之所以能爬上高位,還全靠俄勒岡大學。哈佛耶魯見的人多了,不會對一個黃皮的畢業生感多大興趣,而俄勒岡大學不同,對一個有可能當上日本外相的畢業生是同學會作為後盾,全體一致地進行支援。

  1902年大學畢業後松岡回到日本,1904年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外交官考試。但要是根據現在的資料來看,松岡洋佑這個第一名有一大半是托福於英語,怎麼說也是從12歲開始使用英語的。

  松岡畢業於美國,母校對他又好,本人又長期從事外交官,好像應該親美才對。但有些事情就是邪門,這個松岡雖然不仇美,但絕對談不到親美。

  松岡進外務省後就派到了中國,作駐上海副領事,接著又是首任“關東都督府外事課課長”。這個“關東都督府”,就是關東軍的前身。松岡的整個年輕時代都是在中國渡過的,一直到第一次大戰時才離開中國去華盛頓任一等參贊。

  由於這種經歷,松岡在外務省被劃為“大陸派”,就是成天想著如何進出中國大陸那一撥,與此相對的是“穩健派”。外務省里穩健派多,所以松岡洋佑覺得在外務省不舒服,在1921年做到外務省情報部第二課課長這個要職的時候,突然辭職,去了他朝思暮想的滿洲,任滿鐵的理事。

  張作霖死後,東北一片混亂。松岡計劃的“滿洲五鐵道”也修不成了,這才回日本,當了政友會的議員,成天在議會裡鼓吹“滿蒙生命線”。

  這次松岡要把“日美諒解案”給攪黃的原因並不在松岡有多麼反美,而是出於兩點莫名其妙的考慮:

  1. 對美交涉居然不是他主宰。

  2. 進駐南部法屬印度支那以後,美國也不一定就會報復,說不定談判的條件還會更好。

  所以一直有人懷疑當時松岡洋佑和大川周明一樣已經得了腦梅毒,因為他已經不能正常思維了。

  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五十一)

  “日美諒解案”被松岡洋佑攪黃,6月11日芳澤謙吉的荷屬東印度工作也告最後失敗。

  這天,陸海軍聯合首腦會議上,提出了一份叫《關於促進南方施案的提案》。從現在起,要干正事了,不去搞唧唧歪歪的外交了,皇軍要用自己的雙手弄出石油來。

  一般有種看法,壞事全是日本陸軍乾的,海軍乾的壞事不多。叫做“陸軍壞,海軍好”。其實不完全是這樣,到現在為止,日本海軍確實幾乎沒有參加戰爭,但是從現在開始就不是這樣了。海軍已經不是米內光政海軍大臣,山本五十六海軍次官,井上晴美軍務局長那“三駕馬車”了,而是及川古志郎海軍大臣,永野修身軍務局長,岡敬純軍令部總長這“三駕馬車”了。

  老冰在這裡主要是講的是日本陸軍,但是談到對美開戰則無法略去海軍,因為他們是主要因素。

  就在這時候,岡敬純弄了一個“海軍國防政策委員會”出來,成員是陸軍省,軍令部的課長以上幹部。這個委員會分為四個委員會,其中最重要的負責戰爭指導方針的是第一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軍務局第一課課長高田利種,軍令部第一課課長富岡定俊,軍務局第二課課長石川信吾和軍令部作戰部高級部員大野竹二這四個大佐所組成。

  就是這個“第一委員會”進行了對美開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信性的論證。其中特別是石川信吾大佐,他和陸軍的佐藤賢了一樣都是最右翼的政治軍人。從1941年3月佐藤當上陸軍省軍務課長以後,這兩人走得特別勤。一唱一和,吭瀣一氣,結果是海軍也和陸軍一樣地走上了不歸路。

  戰後佐藤是甲級戰犯,而石川卻什麼事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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