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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我剛寫了家信,告訴父母,今年分紅到手現金390多元,不回上海過年了。

  這是我下鄉快八年來,第一次收到父母的電報。

  估計父母一收到我的信,就打來了這封電報。什麼要事?還要電匯50元讓我速回?

  我不願從壞的方面想,也不敢從壞的方面想。

  我今年本來沒有回上海的打算,一是因為今年3月剛從上海探親回來,按慣例當年就不回去了。二是因為北面水利工程要開始規劃第二期,過兩天縣裡又要開四級幹部會,今年冬天生產隊的事太多。

  但家裡有“要事”,父母在召喚,不回去能行嗎?

  晚飯後,我找大隊書記老郭匯報此事。

  老郭關心地問:“家裡出了什麼大事?”

  我說:“我一點兒也不清楚。”

  老郭沉默了一會兒,對我說:“那就回去一次吧。”

  當晚我立即召開隊委會,安排三件事:一、獎勞模、困難戶補助和特種工工分補助。二、78年生產指標和種植地塊落實。三、針對壓縮生產成本,制定一些規章制度。

  會後,我和曉晗整理行裝到深夜。

  我在開會的時候,曉晗已經四下里去幫我弄了一些瓜子豆油,把兩隻旅行袋塞得滿滿的,這時,她用忐忑不安的眼神望著我說:“你一個人上路,自己要千萬小心。”

  我說:“還是一起回上海吧。我的錢夠倆人走兩個來回了。”這話我說了好幾遍。

  曉晗堅持說今年冬天要製作35噸腐殖酸銨肥,回不去。其實,我知道她把分紅的錢全寄回了家,身上已經沒有路費。

  聽我又在說這話,曉晗搖搖頭說:“你有急事,我又沒什麼事,別浪費錢。”

  自從談戀愛以後,我們還是第一次分離,心裡都有些不好受。默默地對望了一陣,我對曉晗說:“別想我,我處理好家事會很快回來的。”

  曉晗勉強地一笑:“但願家裡都平安,你也能……”話沒說完,眼淚撲簌簌地掉了下來,說了句:“明早我不送了”便轉身離去。

  東北農村有“上馬餃子下馬面”的習慣。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老吳把我叫到家裡,吃了一頓餃子,挺鹹的,又喝了點酒,挺悶的。

  7點半,我獨自一人上了去黑河的客車。

  我這次去黑河,經熟人介紹,搭上去罕達氣拉糧的便車,再從罕達氣搭車,晚上19:50分到嫩江,正好有20:01分從嫩江直達上海的火車,趕緊買票進站,隨著車輪的轟轟聲,我疲倦地進入了夢鄉。

  一路上心事重重,除了吃飯上廁所,就悶頭大睡,不言不語。快到上海了,我打開窗戶,讓清涼的風吹進混濁的車廂。好舒服呀,這南方的風!濕潤的風!

  一個在安徽蚌埠上車的知青說話了:“冷呀!把窗關上吧。”

  我依然無語,把窗關上,心裡不由覺得好笑,幾年的不同生活,已經使我們這些原來生活在一個城市的人產生南北差異了。

  冬天一月的風,當然是冷的,但對我們這些闖蕩在冰天雪地零下30多度的東北知青來講,上海的風,就如同春天一般。

  回到家,我一路懸著的心才放下來,家裡沒有發生任何事!

  晚上,父母找我談話,問我為什麼不參加12月份的高考?

  原來,他們是為了動員我參加高考而把我緊急召回的。

  我說,我已經被推薦讀過一次中專了。父母問,這次恢復高考公布的招生對象條件中,哪一條限制了你?

  我說,我不想離開還留在農村的那些知青。父母問,恢復高考是對知青“一片紅”上山下鄉的糾正,你以為那些知青將來還會留在農村?

  父母問我:“你不是不滿意僅僅讀中專嗎?現在恢復高考,給了你公平公正讀大學的機會,你要從自我束縛中走出來。以後幹什麼都不要緊,先完成大學學業再說。”

  與父母一夜長談後,我一人走在無人的馬路上,插隊八年來渴望讀書的一幕幕場景在腦海中再現:

  出發黑龍江插隊前,我日以繼夜地手抄王力的《詩詞格律》和少兒讀本《古代詩歌三百首》,想手裡能有多一些的可讀的書。

  從下鄉的第一天起,多少個深夜,別人皆睡,唯我獨醒,在艱苦的勞動後還在超支自己的體力,記日記,背詩,看書做筆記,不想荒廢了大好年華。

  下鄉兩年後,被推薦去讀黑河師範中專,我陷入去與不去的兩難困境,不知心裡多少次問自己:“我能提出不去讀中專嗎?我想去上大學!”

  直到去黑河師範讀書時,我還不甘心地問老師:“一個人應該完成的最基本學業是什麼?”

  沒讀大學,成為我心中一個死結,我選擇了重回農村,想用高爾基的“社會大學”來安慰自己,夢想去做一個農民作家。

  不知怎麼搞的,當了隊長後,糧食生產、基建規劃、分紅收入……就像草甸子裡一層又一層的枯葉,覆蓋了以前沒讀大學的遺憾,淹埋了以前想讀大學的欲望。

  讀大學這事,已經在我心中腐爛得無影無蹤。

  本已無望的高考,現在突降面前,沉埋了八年的種子,褪化了硬殼,拱出了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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