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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大國之間爭論的情況。那時由於西方政策的愚蠢，德國政策的專橫無理和反覆無常，俄國政策的不可測知，力量均勢顯得是極不固定的。大國５２８關係陷入等邊三角形之中；而且不同的觀察家可以使他們各自相信，通過西方國家同俄國結盟來包圍德國，或是由俄國同德國結盟來壓倒西方國家，或是由西方國家同法西斯國家結盟來反對俄國的利益，都是天命所歸。上述聯合中的每一種在歷史上都有先例，所以德國人能指出法蘇條約和作為國際聯盟成員的俄國政策；西方國家能指出德蘇聯盟源於拉巴洛條約；俄國人能指出《我的奮鬥》的綱領，慕尼黑會議，四國公約，１９１８至１９２０年協約國對俄國的干涉，以及協約國根據１９１８年停戰條約利用德國軍隊防止布爾什維克入侵波羅的海國家。上述的每一個聯合都各有其從利害關係出發的論據。其中的兩個聯合不出三年就戲劇性地實現了。
第三個聯合——西方國家可能犧牲俄國來同軸心國結盟——從來不曾象另兩個聯合那樣真實，因為這個聯合主要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對力量均勢的任何計算中，都有兩個決定性因素。首先是軸心國正在領先。只有軸心國是擴張主義而又有侵略性的；西方國家和俄國一樣都採取守勢。對於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共同目的，連最極端的蘇聯說法也承認非侵略性民主國家同法西斯國家之間的區別。以李維諾夫在日內瓦和以邁斯基在倫敦為代表的蘇聯官方政策，五年來所根據的正是假定蘇聯和非侵略性民主國家在維護和平的事業中具有共同利益。相反地，對俄國政策最具敵意的西方解釋是看到了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和鼓動國外的騷亂，而不是俄國５２９的領土擴張。確實，當時那些最害怕作為革命國家的俄國的人幾乎有意誇大它的軍事弱點。這在當時是他們特有的錯誤。
其次，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大國之間的主要利害衝突是西方國家和軸心國之間的衝突。德國奪取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是法國的一大失敗，因為從 １９１９年以來正是法國而不是俄國在東歐占有優勢。這種情況使得法國的大國地位而不是俄國的大國地位立即處於危險狀態。西方國家或軸心國為一方，同俄國為另一方兩者之間的利害衝突還是潛在的。德國同俄國之間的衝突就現有形勢看只差一步，而西方國家同俄國之間的衝突則還差好幾步。如果軸心國同西方國家之間的是主要衝突，那麼俄國作為第三方就掌握了勢力的均衡。從１９３８年９月到１９３９年８月，世界政治的中心問題是，俄國將走哪條路，因此在德國奪取布拉格之後的六個月里英俄談判成為閱貝洛夫，ｉｉ．３０４—３０５）。西方各國政府比它們本國人民更清楚地置到俄國潛在的擴張傾向，正是因此才導致 １９３９ 年夏季西方國家同俄國未能就一旦發生德國侵略對俄國毗鄰國家進行援助事達成協議。
見上文，原著第２７６—２７７頁。邱吉爾以他關於力量均勢的的見認識到，慕尼黑以後英國也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岌岌可危。“依我之見，我們必須表決的問題就是：我們要作出進一步的最大努力來保持大國的地位呢，還是我們往下滑到一個似乎比較容易、舒適、不太費力、少受干擾的道路上去，同時承受這一決定所包含的各種巨大犧牲呢？”在下院的講話，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７日（下院辯論，第５輯，第３４１卷，第１１４５欄）。參閱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５日他在慕尼黑辯論中的講話：“……在這樣一個時刻，不論誰當大臣，只有聯合努力才能使我們安全。此際，如果本國在這個外交政策的致命問題上竟然分裂為二，那麼，對於我們作為一個強國而生存下來的最後機會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個更為致命的了。”
“外交史上的悲劇核心”。因為德國的侵略的直接方向是對著西方的利益而不是俄國的利益，德國可以向俄國提供西方國家不具備的直接好處——把它從即將來到的戰爭中排除在外。西方國家在請求組織一個防禦聯盟，而德國只要求中立。“英國能向俄國提供什麼呢？”德國外交部官員施努雷１９３９年７月在柏林對蘇聯貿易代表團團長這樣說。
至多是參加一場歐洲大戰，受到德國的敵視，但是連一個對俄國有好處的結果都沒有。另一方面，我們又能提５３０供什麼呢？中立，置身於可能發生的歐洲衝突之外，如果莫斯科願意的話，德俄可就彼此的利益取得諒解，就象以前一樣。這種諒解會對兩國都有好處。
這裡總結了各種因素：德國正在領先，它的直接利害衝突是同西方國家，俄國把握著平衡，德國可以向它提供從迫在眉睫的戰爭中排除在外的最大好處。兩方國家不能比德國出價更高，除非它們能說服俄國同它們結成防禦聯盟將徹底防止戰爭。這是集體安全的老話了，西方國家過去的所作所為的記錄使得俄國不大可能會再接受它。
俄國脫離西方國家，退居外交上行動自由的地位，這在慕尼黑以後立即開始了。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０日，史達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講話。他宣稱慕尼黑的綏靖時期已經結束。（這一天是捷克內閣撤銷梯索在斯洛伐克政府中的職務之後的第二天，是布克爾和賽斯—英夸特在布拉迪斯拉發進行干預，命令西多爾宣布斯洛伐克獨立的前一天。）他把法西斯國家描繪成侵略者的軍事集團，但他把德國對烏克蘭的計劃解釋為“英法美新聞界煽起的一陣喧囂，而且表示蘇聯要同一切國家加強貿易關係，（這可能是對德國做出的一種姿態。）他把西方國家說成是非侵略性和民主的，但是譴責它們的不干涉政策，而且表示蘇聯不會被戰爭販子捲入衝突中去，他們慣於讓別人為他們火中取栗。（這可能是對西方國家的警告。）這篇講話當時在德國經過仔細研究而且被認為是令人鼓舞的；五個月以後在德蘇條約簽訂完畢，里賓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宮同蘇聯要人們飲酒慶祝之時，莫洛托夫“向史達林舉杯，說到正是史達林——通過他今年３月５３１的講話，為德國所充分理解——才造成政治關係的轉折’。這就成為蘇聯政治家讚揚德蘇條約和聲名狼藉的德國政治家試圖諉罪俄國來開脫他們自己的那個演說的官方傳說。這種馬後炮式的解釋誇大了史達林對德國作出的姿態，因為那篇講話也同樣可用來證明他的政治家風度，如果事態向另一面發展而俄國同西方國家結盟的活。事實上那篇講話是小心謹慎的，並沒有承擔義務；講話強調了俄國的超然態度，而且表示它準備同任何一方進行談判。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還不能說對德國的正面活動已經開始；就所能估計的事情而言，成敗利鈍猶屬未定；正如德國那時作為侵略者擁有最大的行動自由，俄國作為力量均勢的掌握者或許也同樣地擁有最大的行動自由。
第三個聯合——西方國家可能犧牲俄國來同軸心國結盟——從來不曾象另兩個聯合那樣真實，因為這個聯合主要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對力量均勢的任何計算中，都有兩個決定性因素。首先是軸心國正在領先。只有軸心國是擴張主義而又有侵略性的；西方國家和俄國一樣都採取守勢。對於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共同目的，連最極端的蘇聯說法也承認非侵略性民主國家同法西斯國家之間的區別。以李維諾夫在日內瓦和以邁斯基在倫敦為代表的蘇聯官方政策，五年來所根據的正是假定蘇聯和非侵略性民主國家在維護和平的事業中具有共同利益。相反地，對俄國政策最具敵意的西方解釋是看到了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和鼓動國外的騷亂，而不是俄國５２９的領土擴張。確實，當時那些最害怕作為革命國家的俄國的人幾乎有意誇大它的軍事弱點。這在當時是他們特有的錯誤。
其次，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大國之間的主要利害衝突是西方國家和軸心國之間的衝突。德國奪取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是法國的一大失敗，因為從 １９１９年以來正是法國而不是俄國在東歐占有優勢。這種情況使得法國的大國地位而不是俄國的大國地位立即處於危險狀態。西方國家或軸心國為一方，同俄國為另一方兩者之間的利害衝突還是潛在的。德國同俄國之間的衝突就現有形勢看只差一步，而西方國家同俄國之間的衝突則還差好幾步。如果軸心國同西方國家之間的是主要衝突，那麼俄國作為第三方就掌握了勢力的均衡。從１９３８年９月到１９３９年８月，世界政治的中心問題是，俄國將走哪條路，因此在德國奪取布拉格之後的六個月里英俄談判成為閱貝洛夫，ｉｉ．３０４—３０５）。西方各國政府比它們本國人民更清楚地置到俄國潛在的擴張傾向，正是因此才導致 １９３９ 年夏季西方國家同俄國未能就一旦發生德國侵略對俄國毗鄰國家進行援助事達成協議。
見上文，原著第２７６—２７７頁。邱吉爾以他關於力量均勢的的見認識到，慕尼黑以後英國也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岌岌可危。“依我之見，我們必須表決的問題就是：我們要作出進一步的最大努力來保持大國的地位呢，還是我們往下滑到一個似乎比較容易、舒適、不太費力、少受干擾的道路上去，同時承受這一決定所包含的各種巨大犧牲呢？”在下院的講話，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７日（下院辯論，第５輯，第３４１卷，第１１４５欄）。參閱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５日他在慕尼黑辯論中的講話：“……在這樣一個時刻，不論誰當大臣，只有聯合努力才能使我們安全。此際，如果本國在這個外交政策的致命問題上竟然分裂為二，那麼，對於我們作為一個強國而生存下來的最後機會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個更為致命的了。”
“外交史上的悲劇核心”。因為德國的侵略的直接方向是對著西方的利益而不是俄國的利益，德國可以向俄國提供西方國家不具備的直接好處——把它從即將來到的戰爭中排除在外。西方國家在請求組織一個防禦聯盟，而德國只要求中立。“英國能向俄國提供什麼呢？”德國外交部官員施努雷１９３９年７月在柏林對蘇聯貿易代表團團長這樣說。
至多是參加一場歐洲大戰，受到德國的敵視，但是連一個對俄國有好處的結果都沒有。另一方面，我們又能提５３０供什麼呢？中立，置身於可能發生的歐洲衝突之外，如果莫斯科願意的話，德俄可就彼此的利益取得諒解，就象以前一樣。這種諒解會對兩國都有好處。
這裡總結了各種因素：德國正在領先，它的直接利害衝突是同西方國家，俄國把握著平衡，德國可以向它提供從迫在眉睫的戰爭中排除在外的最大好處。兩方國家不能比德國出價更高，除非它們能說服俄國同它們結成防禦聯盟將徹底防止戰爭。這是集體安全的老話了，西方國家過去的所作所為的記錄使得俄國不大可能會再接受它。
俄國脫離西方國家，退居外交上行動自由的地位，這在慕尼黑以後立即開始了。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０日，史達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講話。他宣稱慕尼黑的綏靖時期已經結束。（這一天是捷克內閣撤銷梯索在斯洛伐克政府中的職務之後的第二天，是布克爾和賽斯—英夸特在布拉迪斯拉發進行干預，命令西多爾宣布斯洛伐克獨立的前一天。）他把法西斯國家描繪成侵略者的軍事集團，但他把德國對烏克蘭的計劃解釋為“英法美新聞界煽起的一陣喧囂，而且表示蘇聯要同一切國家加強貿易關係，（這可能是對德國做出的一種姿態。）他把西方國家說成是非侵略性和民主的，但是譴責它們的不干涉政策，而且表示蘇聯不會被戰爭販子捲入衝突中去，他們慣於讓別人為他們火中取栗。（這可能是對西方國家的警告。）這篇講話當時在德國經過仔細研究而且被認為是令人鼓舞的；五個月以後在德蘇條約簽訂完畢，里賓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宮同蘇聯要人們飲酒慶祝之時，莫洛托夫“向史達林舉杯，說到正是史達林——通過他今年３月５３１的講話，為德國所充分理解——才造成政治關係的轉折’。這就成為蘇聯政治家讚揚德蘇條約和聲名狼藉的德國政治家試圖諉罪俄國來開脫他們自己的那個演說的官方傳說。這種馬後炮式的解釋誇大了史達林對德國作出的姿態，因為那篇講話也同樣可用來證明他的政治家風度，如果事態向另一面發展而俄國同西方國家結盟的活。事實上那篇講話是小心謹慎的，並沒有承擔義務；講話強調了俄國的超然態度，而且表示它準備同任何一方進行談判。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５日，還不能說對德國的正面活動已經開始；就所能估計的事情而言，成敗利鈍猶屬未定；正如德國那時作為侵略者擁有最大的行動自由，俄國作為力量均勢的掌握者或許也同樣地擁有最大的行動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