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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世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其實，長夜可以比夏商和西周時代，孔子所生存的春秋戰國，是文明曙光出現的時刻。大秦帝國的建立，則是文明進入光天化日。
不過，把秦始皇視為我國古代罕見的一世雄主，也過譽了。他不過是踩在秦昭王五十六年經營的肩膀上，用十幾年的摧枯拉朽，收穫了輕而易得的帝國——大秦朝。
正文 話題二
話題二 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
六國傳統的貴族政治是這樣的：王族貴族擔任朝廷要職，這些人攥著印把子，低能糜爛，又不肯假借別人，壟斷世襲，政治普遍黑暗。
譬如趙國，趙武靈王以後，世掌趙國軍政大權的都是貴族，安平君（公子成）、平原君 （勝）、陽文君（趙豹），都是王室公子擔任相國；公子花、公子刻、公子章，則是王室公子擔任大將；其餘趙奢、趙括、趙忽、趙初等將官無不是宗室貴族。這些貴族通常庸碌鄙陋，趙武靈王當初改革失敗身死，就是由於公子成一夥貴族的反攻，終於餓死了他。在貴族政治的夾縫中，偶有個別廉頗、李牧、司馬尚等布衣英豪，雖然才幹超群，也不免被誅、被免。
韓國的情況和趙相似。擔任韓國相國的約有十四人，其中六人是宗室貴族。齊國除了鄒忌以外，封君也都是田氏宗族中人。楚國就更加厲害了，前文已經說過，不再重複。
秦國的君王雖是世襲的，但官僚多是遴選和考核出來的，跟秦王沒有血緣關係，這是與六國不同的地方。秦王靠法家的“法”來約束管理官員，這就是本書所謂的布衣政治，也可以叫做職業官僚政治。而六國的貴族政治，靠家族的血緣紐帶來結合君臣，級別最高的大臣多是貴族子弟，憑著DNA上的特別標誌而當了官，往往沒什麼本事，只是不斷丟失城邑和民眾生命罷了，史書上只留下他們一些乾巴巴的名字。其中“最賢者”也不過四人，即所謂“戰國四君子”：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都是矮子裡拔將軍，只是差強人意罷了，實際上傻事一點都沒少干，而且專權誤國。
而秦自法家商鞅改革以來，消除大批貴族世家，給布衣人才也騰出了地方。張儀、公孫衍、樂池、甘茂、樓緩、金受、杜倉、壽燭、范雎、蔡澤、呂不韋、徐詵、昌平君、隗狀、王綰、馮去疾、李斯等等歷屆將相，基本上都是布衣的外來人才，經過立功、選拔、晉升而成為卿相，個個有不凡的事跡並垂名青史。韓非子說：“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人才都是從基層布衣來的。秦國人民樂耕，戰士樂戰，天下士人多願意為秦國所奔走，就是因為秦國法家的職業官僚政治優越。而六國軍隊戰鬥力虛弱，就是由於他們對自己的貴族政府的不信任和無熱情。
六國不斷流失了諸如孫臏、吳起、商鞅、張儀、范雎等等人才，這些人才在六國得不到發展，就是因為六國推行貴族政治。吳起在魏國，被大貴族田文排擠走，在楚國，最終被貴族們殺死；孫臏不容於魏國，在齊國最終又以造反罪名被驅逐；商鞅在魏國雖經推薦但得不到官；張儀在楚國得不到官；廉頗在趙國失意；李牧被斬於朝堂等等這些英豪們的個人悲劇，在六國屢見不鮮的，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六國的貴族政治，排斥了布衣們的進身之路。
時間是一把篩子，最終會淘去一切歷史的陳渣。秦國的統一歷程，就是職業官僚政治（布衣政治）對六國貴族政治戰勝和取代的過程，是進步的政治取代落後的政治。
同時，秦國對六國的勝利，也是布衣人才對六國以“四君子”為代表的貴族子弟的勝利。
正文 話題三
話題三 春秋戰國時代人們的性格光輝
中國的歷史，和許多地區的歷史一樣（譬如英國），都是從多元的散，匯聚成一元的專。
所謂多元的散，是指諸侯時代，每個諸侯國內的權力，被諸侯國君和貴族（與國君一族 有血緣關係的家族）或者沒有血緣關係的貴重大家族，所分享。這就是“散”。
那時候，諸侯國君的權力有限，而貴族們、大家族們則擁有封地和武裝，可以對抗君權，這造就了一種自由、平等精神和獨立的人格認識，所以，“自由”一詞，最早是從這些貴族和大家族那裡打造的。春秋戰國時代人們那古樸直烈、信守獨立人格、維護個性尊嚴、追求名譽理想的人格魅力，就是在這種“散”的統治構架下，必然形成的，而且突出體現在這些貴族、大家族的掌門人身上。
當帝國時代臨近，一元的“專”萌芽了，不知從哪裡冒出了一些法家改革者，他們使那些貴族、大家族失去了世襲的權力，失去了封地，失去了貴族政治的經濟基礎，從而使國君擺脫了尸位素餐、動輒被弒、說話沒人聽的悲慘地位而獲得了絕對的權威。一元的王權專制出現了。
王權下面，還得有人幹活啊，於是布衣政治（職業官僚政治）出現了。一元的王權，控制著千百的布衣官僚而不是從前的貴族家族。這一嬗變過程，是從戰國開始，到秦帝國時代完成，尤其以秦國的變革為徹底。
此後建立的職業官僚政治，雖然比從前的貴族政治進步，但缺點是人們喪失了貴族時代的自由精神和氣質——換句話說，貴族時代的貴族有封地和實力，脾氣大，可以打造出古樸直烈，也玩得起自由和個性尊嚴。但是後來的職業官僚們沒有自己的實力了（封地都被法家們革掉了，法家們還用法束縛著這些官吏，儒家們用忠孝強化著皇帝的權威），他們失去了經濟和人格獨立性，只能仰仗王，依附皇上，靠皇上的賞賜吃一口飯，對皇帝的意識形態惟命是從，失去了春秋戰國時代人們的個性光輝。這種趨勢越來越不可逆轉，一直到了“皇帝是真龍天子、臣子是豬狗奴才”的“我大清”，皇權專制走到了極致，也走到了盡頭。
不過，把秦始皇視為我國古代罕見的一世雄主，也過譽了。他不過是踩在秦昭王五十六年經營的肩膀上，用十幾年的摧枯拉朽，收穫了輕而易得的帝國——大秦朝。
正文 話題二
話題二 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
六國傳統的貴族政治是這樣的：王族貴族擔任朝廷要職，這些人攥著印把子，低能糜爛，又不肯假借別人，壟斷世襲，政治普遍黑暗。
譬如趙國，趙武靈王以後，世掌趙國軍政大權的都是貴族，安平君（公子成）、平原君 （勝）、陽文君（趙豹），都是王室公子擔任相國；公子花、公子刻、公子章，則是王室公子擔任大將；其餘趙奢、趙括、趙忽、趙初等將官無不是宗室貴族。這些貴族通常庸碌鄙陋，趙武靈王當初改革失敗身死，就是由於公子成一夥貴族的反攻，終於餓死了他。在貴族政治的夾縫中，偶有個別廉頗、李牧、司馬尚等布衣英豪，雖然才幹超群，也不免被誅、被免。
韓國的情況和趙相似。擔任韓國相國的約有十四人，其中六人是宗室貴族。齊國除了鄒忌以外，封君也都是田氏宗族中人。楚國就更加厲害了，前文已經說過，不再重複。
秦國的君王雖是世襲的，但官僚多是遴選和考核出來的，跟秦王沒有血緣關係，這是與六國不同的地方。秦王靠法家的“法”來約束管理官員，這就是本書所謂的布衣政治，也可以叫做職業官僚政治。而六國的貴族政治，靠家族的血緣紐帶來結合君臣，級別最高的大臣多是貴族子弟，憑著DNA上的特別標誌而當了官，往往沒什麼本事，只是不斷丟失城邑和民眾生命罷了，史書上只留下他們一些乾巴巴的名字。其中“最賢者”也不過四人，即所謂“戰國四君子”：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都是矮子裡拔將軍，只是差強人意罷了，實際上傻事一點都沒少干，而且專權誤國。
而秦自法家商鞅改革以來，消除大批貴族世家，給布衣人才也騰出了地方。張儀、公孫衍、樂池、甘茂、樓緩、金受、杜倉、壽燭、范雎、蔡澤、呂不韋、徐詵、昌平君、隗狀、王綰、馮去疾、李斯等等歷屆將相，基本上都是布衣的外來人才，經過立功、選拔、晉升而成為卿相，個個有不凡的事跡並垂名青史。韓非子說：“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人才都是從基層布衣來的。秦國人民樂耕，戰士樂戰，天下士人多願意為秦國所奔走，就是因為秦國法家的職業官僚政治優越。而六國軍隊戰鬥力虛弱，就是由於他們對自己的貴族政府的不信任和無熱情。
六國不斷流失了諸如孫臏、吳起、商鞅、張儀、范雎等等人才，這些人才在六國得不到發展，就是因為六國推行貴族政治。吳起在魏國，被大貴族田文排擠走，在楚國，最終被貴族們殺死；孫臏不容於魏國，在齊國最終又以造反罪名被驅逐；商鞅在魏國雖經推薦但得不到官；張儀在楚國得不到官；廉頗在趙國失意；李牧被斬於朝堂等等這些英豪們的個人悲劇，在六國屢見不鮮的，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六國的貴族政治，排斥了布衣們的進身之路。
時間是一把篩子，最終會淘去一切歷史的陳渣。秦國的統一歷程，就是職業官僚政治（布衣政治）對六國貴族政治戰勝和取代的過程，是進步的政治取代落後的政治。
同時，秦國對六國的勝利，也是布衣人才對六國以“四君子”為代表的貴族子弟的勝利。
正文 話題三
話題三 春秋戰國時代人們的性格光輝
中國的歷史，和許多地區的歷史一樣（譬如英國），都是從多元的散，匯聚成一元的專。
所謂多元的散，是指諸侯時代，每個諸侯國內的權力，被諸侯國君和貴族（與國君一族 有血緣關係的家族）或者沒有血緣關係的貴重大家族，所分享。這就是“散”。
那時候，諸侯國君的權力有限，而貴族們、大家族們則擁有封地和武裝，可以對抗君權，這造就了一種自由、平等精神和獨立的人格認識，所以，“自由”一詞，最早是從這些貴族和大家族那裡打造的。春秋戰國時代人們那古樸直烈、信守獨立人格、維護個性尊嚴、追求名譽理想的人格魅力，就是在這種“散”的統治構架下，必然形成的，而且突出體現在這些貴族、大家族的掌門人身上。
當帝國時代臨近，一元的“專”萌芽了，不知從哪裡冒出了一些法家改革者，他們使那些貴族、大家族失去了世襲的權力，失去了封地，失去了貴族政治的經濟基礎，從而使國君擺脫了尸位素餐、動輒被弒、說話沒人聽的悲慘地位而獲得了絕對的權威。一元的王權專制出現了。
王權下面，還得有人幹活啊，於是布衣政治（職業官僚政治）出現了。一元的王權，控制著千百的布衣官僚而不是從前的貴族家族。這一嬗變過程，是從戰國開始，到秦帝國時代完成，尤其以秦國的變革為徹底。
此後建立的職業官僚政治，雖然比從前的貴族政治進步，但缺點是人們喪失了貴族時代的自由精神和氣質——換句話說，貴族時代的貴族有封地和實力，脾氣大，可以打造出古樸直烈，也玩得起自由和個性尊嚴。但是後來的職業官僚們沒有自己的實力了（封地都被法家們革掉了，法家們還用法束縛著這些官吏，儒家們用忠孝強化著皇帝的權威），他們失去了經濟和人格獨立性，只能仰仗王，依附皇上，靠皇上的賞賜吃一口飯，對皇帝的意識形態惟命是從，失去了春秋戰國時代人們的個性光輝。這種趨勢越來越不可逆轉，一直到了“皇帝是真龍天子、臣子是豬狗奴才”的“我大清”，皇權專制走到了極致，也走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