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頁
但是，蘇聯政府對於本國的納粹戰犯，還是認真追查、從嚴懲處的。自1943年至1955年，是蘇聯審判戰犯的高潮時期。以後，審判納粹戰犯的次數和規模明顯減少，但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
第八節 阿報廷等拉美國家——納粹戰犯的理想避難所
在阿根廷，庇隆總統聘請到納粹德國的一批技術專家，幫助他實施雄心勃勃的國家航空工業計劃。
納粹科學家去阿根廷主要通過兩條道路：其一通過設在法蘭克福的旅遊服務局。這個旅遊服務機構實際上是一個秘密招募納粹科學家的據點。其二是通過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負責人是一個納粹德國軍隊駐丹麥總司令部的前丹麥幫辦。他幫助庫爾特·唐克等一百多名納粹科學家安全地通過哥本哈根國際機場的邊防檢查，順利抵達阿根廷。不久以後，又有60名唐克在納粹德國時期的同事，沿著他的足跡，通過丹麥這條非法的途徑來到阿根廷。這些人當中包括漢斯·伯特、威廉·班塞米爾、保羅·克拉蓋斯、路德維格·米泰爾胡勃、赫伯特·沃爾夫以及奧托·帕波斯特博士。他們所有的人都在阿根廷的航空研究所找到了專業對口。待遇優厚的崗位。
幾十名納粹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康拉德·唐克領導下，設計出阿根廷的新式“普爾吉”戰鬥機。另一名科學家戰犯、國際馳名的大眾汽車和虎式坦克的主要設計者之一菲迪南德·波爾什，同阿根廷政府簽定了為該國大規模生產汽車的協議。另據柏林《自由報》1951年1 月4 日報導，僅僅1950年10月底到11月底的一個月間，就有400 多個納粹德國時期的火箭和軍事化學方面的專家和黨衛軍軍官直接從阿根廷回國，其中有戈林在納粹空軍中的重要幫凶——加蘭特、盧德爾、鮑姆巴赫等，來到斯圖加特76號兵營要求參軍服役。這批人當中，大部分都是夠格的戰犯；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認為追捕納粹戰犯的“嚴冬”已過，於是便明目張胆地回國了。
1960年7 月，阿根廷司法當局拒絕了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引渡同處死5 萬名捷克斯洛伐克游擊隊員有牽連的前黨衛軍揚·杜爾坎斯基的要求，因為該國法律規定，對納粹戰犯可提出訴訟的決定期限只有15年，過期自然免予起訴。納粹戰犯在阿根廷找到收入有保障的職業後，安安穩穩地生活10年以上是不成問題的。只消追訴期一到，儘管踏踏實實地返回德國。阿根廷的警察當局也常常幫助納粹戰犯逃跑，使國際追捕組織的不少行動落空。1977年，阿根廷軍政府政府宣布已將“里加的屠戶”羅施曼抓獲，並準備引渡回國。但是，有關國家的起訴書尚未提出，羅施曼已經越獄成功，逃到了巴拉圭；後來又以弗里德里克·維格那的假名在此生活多年，直至患重病死於巴拉圭的一家醫院中。
其他的納粹德國和奧地利科學家也最終在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定居下來。弗朗茨·格拉赫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細菌研究所內領導了一個生物武器室。1945年戰爭結束後，格拉赫由於其在戰爭時期的納粹歷史，曾被他所在的奧地利獸醫學流行病研究所開除。他的同行弗里德里希·弗萊什哈克爾則在巴西的一家外資工廠工作。
第九節 西德政府如何對待納粹戰犯
德國是絕大部分納粹戰犯的故鄉。戰爭結束後，戰犯們不約而同地返回故鄉；然後，或者從德國起程出逃，或者潛藏到某個小城市甚至小山村，埋名隱姓深藏起來。絕大多數丙級戰犯和相當多的一批乙級戰犯，都沒有離開德國至少是沒有長期離開德國。因此，德國政府對待納粹戰犯的態度，就成為這些戰犯能否被繩之以法的關鍵。
前聯邦德國一西德，對納粹戰犯的審判和懲處，可以分四個階段來評價：一、50年代之前，德國各級司法機關在盟國軍管當局的監督下，還是將相當多的知名度較高的納粹戰犯繩之以法，處以比較嚴厲的懲罰。僅對在各個集中營犯下罪惡的納粹戰犯，就審判了1941人；其中1517人被宣判有罪，內324 人判處死刑，247 人判處終身監禁，946 人判處有期徒刑，367 人無罪釋放。
二、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忽緊忽松，各個地方法院寬嚴各異，整體上失於寬縱。直至身為社會民主黨黨魁的勃蘭特於1969年上台，政府對納粹戰犯和極右翼勢力的懲處，才趨於嚴厲。1945—1955年，西德處於被管制狀態，諸事均須聽命於美英法占領當局，沒有獨立審判和懲處納粹戰犯的資格和權力。1949年盟國開始將審判納粹戰犯的權力移交給西德兩個州的法院。1955年起三國逐步還政於西德，1958年12月1 日，西德司法機關開始獨立審判納粹戰犯。由於三國防範蘇聯甚於納粹的心態和原則立場，嚴重地影響著西德政府和司法界對納粹戰犯的公正審判；截止1982年底，西德聯邦政府司法部長宣布：在西德經過偵查或法庭審理的86463 名戰犯中，受到懲治的只有6432人，尚不足審理總數的8 ％。而且無論罪行多麼嚴重，只有十二人被判處死刑。而涉案的戰犯總數卻高達16萬人。這種根本不成比例的狀況背後，是美國占領當局的態度在起作用。早在1949年，在駐德美軍最高長官克萊將軍的縱容下，受右翼勢力強烈影響的西德當局作出廢止死刑的決定。在當時，其基本受益者只能是大批等待判決或負案在逃的納粹戰犯。此外，為取悅於西德右翼勢力，克萊將軍悍然下令，將黨衛軍系統的第二號戰犯卡爾·沃爾夫和血債纍纍的女戰犯伊爾絲·科赫減刑至釋放。
第八節 阿報廷等拉美國家——納粹戰犯的理想避難所
在阿根廷，庇隆總統聘請到納粹德國的一批技術專家，幫助他實施雄心勃勃的國家航空工業計劃。
納粹科學家去阿根廷主要通過兩條道路：其一通過設在法蘭克福的旅遊服務局。這個旅遊服務機構實際上是一個秘密招募納粹科學家的據點。其二是通過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負責人是一個納粹德國軍隊駐丹麥總司令部的前丹麥幫辦。他幫助庫爾特·唐克等一百多名納粹科學家安全地通過哥本哈根國際機場的邊防檢查，順利抵達阿根廷。不久以後，又有60名唐克在納粹德國時期的同事，沿著他的足跡，通過丹麥這條非法的途徑來到阿根廷。這些人當中包括漢斯·伯特、威廉·班塞米爾、保羅·克拉蓋斯、路德維格·米泰爾胡勃、赫伯特·沃爾夫以及奧托·帕波斯特博士。他們所有的人都在阿根廷的航空研究所找到了專業對口。待遇優厚的崗位。
幾十名納粹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康拉德·唐克領導下，設計出阿根廷的新式“普爾吉”戰鬥機。另一名科學家戰犯、國際馳名的大眾汽車和虎式坦克的主要設計者之一菲迪南德·波爾什，同阿根廷政府簽定了為該國大規模生產汽車的協議。另據柏林《自由報》1951年1 月4 日報導，僅僅1950年10月底到11月底的一個月間，就有400 多個納粹德國時期的火箭和軍事化學方面的專家和黨衛軍軍官直接從阿根廷回國，其中有戈林在納粹空軍中的重要幫凶——加蘭特、盧德爾、鮑姆巴赫等，來到斯圖加特76號兵營要求參軍服役。這批人當中，大部分都是夠格的戰犯；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認為追捕納粹戰犯的“嚴冬”已過，於是便明目張胆地回國了。
1960年7 月，阿根廷司法當局拒絕了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引渡同處死5 萬名捷克斯洛伐克游擊隊員有牽連的前黨衛軍揚·杜爾坎斯基的要求，因為該國法律規定，對納粹戰犯可提出訴訟的決定期限只有15年，過期自然免予起訴。納粹戰犯在阿根廷找到收入有保障的職業後，安安穩穩地生活10年以上是不成問題的。只消追訴期一到，儘管踏踏實實地返回德國。阿根廷的警察當局也常常幫助納粹戰犯逃跑，使國際追捕組織的不少行動落空。1977年，阿根廷軍政府政府宣布已將“里加的屠戶”羅施曼抓獲，並準備引渡回國。但是，有關國家的起訴書尚未提出，羅施曼已經越獄成功，逃到了巴拉圭；後來又以弗里德里克·維格那的假名在此生活多年，直至患重病死於巴拉圭的一家醫院中。
其他的納粹德國和奧地利科學家也最終在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定居下來。弗朗茨·格拉赫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細菌研究所內領導了一個生物武器室。1945年戰爭結束後，格拉赫由於其在戰爭時期的納粹歷史，曾被他所在的奧地利獸醫學流行病研究所開除。他的同行弗里德里希·弗萊什哈克爾則在巴西的一家外資工廠工作。
第九節 西德政府如何對待納粹戰犯
德國是絕大部分納粹戰犯的故鄉。戰爭結束後，戰犯們不約而同地返回故鄉；然後，或者從德國起程出逃，或者潛藏到某個小城市甚至小山村，埋名隱姓深藏起來。絕大多數丙級戰犯和相當多的一批乙級戰犯，都沒有離開德國至少是沒有長期離開德國。因此，德國政府對待納粹戰犯的態度，就成為這些戰犯能否被繩之以法的關鍵。
前聯邦德國一西德，對納粹戰犯的審判和懲處，可以分四個階段來評價：一、50年代之前，德國各級司法機關在盟國軍管當局的監督下，還是將相當多的知名度較高的納粹戰犯繩之以法，處以比較嚴厲的懲罰。僅對在各個集中營犯下罪惡的納粹戰犯，就審判了1941人；其中1517人被宣判有罪，內324 人判處死刑，247 人判處終身監禁，946 人判處有期徒刑，367 人無罪釋放。
二、整個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忽緊忽松，各個地方法院寬嚴各異，整體上失於寬縱。直至身為社會民主黨黨魁的勃蘭特於1969年上台，政府對納粹戰犯和極右翼勢力的懲處，才趨於嚴厲。1945—1955年，西德處於被管制狀態，諸事均須聽命於美英法占領當局，沒有獨立審判和懲處納粹戰犯的資格和權力。1949年盟國開始將審判納粹戰犯的權力移交給西德兩個州的法院。1955年起三國逐步還政於西德，1958年12月1 日，西德司法機關開始獨立審判納粹戰犯。由於三國防範蘇聯甚於納粹的心態和原則立場，嚴重地影響著西德政府和司法界對納粹戰犯的公正審判；截止1982年底，西德聯邦政府司法部長宣布：在西德經過偵查或法庭審理的86463 名戰犯中，受到懲治的只有6432人，尚不足審理總數的8 ％。而且無論罪行多麼嚴重，只有十二人被判處死刑。而涉案的戰犯總數卻高達16萬人。這種根本不成比例的狀況背後，是美國占領當局的態度在起作用。早在1949年，在駐德美軍最高長官克萊將軍的縱容下，受右翼勢力強烈影響的西德當局作出廢止死刑的決定。在當時，其基本受益者只能是大批等待判決或負案在逃的納粹戰犯。此外，為取悅於西德右翼勢力，克萊將軍悍然下令，將黨衛軍系統的第二號戰犯卡爾·沃爾夫和血債纍纍的女戰犯伊爾絲·科赫減刑至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