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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歹都是讀書種革命·詩·酒·佛·女人 將這樣幾個詞堆在一起,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似乎都有點不敬。但我下面要說的事情,的確跟這些詞都有關係,而且無論如何也提煉不出更合適的題目,所以,只好這樣將就了。記得好像“詩·酒·佛”這樣的堆砌,本是魯迅先生打算做論述六朝文學的題目,既然我素來景仰的魯迅先生都能如此用,我再堆上點別的,湊成一盤,估計也算不得什麼。 南社是清末江南文人結的詩社,從一開始就是個大雜燴。上面講的幾個詞彙所代表的東西,南社裡都有,而且革命,或者說反滿的內容,尤其濃烈。這也沒辦法,誰讓清朝皇帝在二百多年裡,老是對江南的文人看不上眼,治了又治,壓了還壓,那麼多文字獄,那麼多科場案。眼看滿清大廈將傾,又有上海的外國租界做掩護,不抓緊時間搗亂,更待何時?搗亂的詩人中,喜歡佛的不少,既喜歡佛也喜歡女人,或者說更喜歡女人的更多。不過,真的做了和尚的卻只有兩個:一個是蘇曼殊,一個是李叔同。 蘇曼殊是先做和尚,然後光著頭穿西裝、鬧革命、吃花酒、做詩弄畫。李叔同是先穿西裝(甚至穿西式的女裝演“茶花女”)、鬧革命、吃花酒、做詩做畫,然後出家當和尚。就做和尚的境界而言,蘇曼殊做的是花和尚,而李叔同做的是戒律嚴格的苦和尚。雖然有這樣的不同,但這倆人相同點更多,都才華橫溢,學什麼像什麼,於詩於畫,均有可觀者。當然,也都很有女人緣,走到哪兒都有女人圍著,李叔同出家後,還有女人找上山來,在山門苦等。 從古到今,詩人和詩,都離不開女人。唐朝是詩的王朝,害得後世怎麼做,都超不過去。其實,多虧了當時男女界限不嚴,男男女女湊到一塊,淺斟低唱,帽落襪滑,不惟妓家,良家婦女也樂在其中。女詩人魚玄機,跟男詩友唱和,可以涉及性器官(集句“山氣日夕佳,眾鳥欣有托”,說的是某詩人有疝氣並用了疝氣帶);公主可以帶著相好,招搖過市,甚至為相好求考官行方便;進士及第,放榜日,得意者一窩蜂擁進妓樓,歌伎舞兒,不僅床上功夫了得,做起詩來也不讓鬚眉,詩人浪漫的,居然有在妓女大腿上寫詩的。這種事如果放在後來,不進大獄也得終身禁錮。都說悲憤出詩人,其實女人也培育詩人,如果沒有女人,詩人多半是做不出詩來的。所以,蘇、李二位招女人喜歡,對近代詩與畫的繁榮,的確大有好處。 二位更有佛緣,畢竟他們都遁入了空門。無論是蘇曼殊這種花和尚,還是李叔同這種苦行的律宗和尚,在佛教的某種境界裡,都是可以成正果的,他們的確也成了正果。 當然,二位跟革命也有緣,他們都是反滿革命的鼓吹者,甚至在詩畫裡,都不忘滲透著革命的意義。顯然,革命從來都跟浪漫的詩人有著難解難分的緣分,只是,浪漫的詩人往往不知道革命完了之後做什麼。 同樣與革命、詩酒、女人和佛都有緣的南社詩人兼畫家是錢化佛。此公沒有出家,但特別喜歡畫佛,只是所畫的佛個個都閉著眼睛。人問為什麼?他說:我佛慧眼,不要看人間的牛鬼蛇神!錢化佛在辛亥革命時是員勇將,參加過攻打南京制高點天保城的戰鬥,殺進去的時候,清軍做的稀飯尚在,結果便宜了包括錢在內的敢死隊。 既然革命後的世界是個佛都不忍看、不願看的天地,那麼詩人皈依佛門,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好歹都是讀書種吳稚暉的兩次“冤”的際遇 吳稚暉是個民國怪人。在國民黨內,他無疑屬於元老級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現,卻總是二丑模樣,半是名士派頭,半是玩笑洋相,總也正經不起來。日俄戰爭期間,留學生在東京開會,吳稚暉上台大罵西太后,罵著罵著,肚子一鼓,褲子掉了下來,提上之後,面不改色,依舊是罵。北伐成功,國民黨當了家,吳稚暉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順,奔七十了,卻依然為老不尊,瘋癲如故。喜歡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車,睡大車店,還特別喜歡在住所周圍的空地上方便(吳《斗室銘》有句云:“聳臀草際白,糞味夜來騰”)。極其健談,話匣子一開,就關不住,所講的話莊諧雜出,格外喜歡在臍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場,就越是卵蛋、精蟲的說個不停。為文,最喜歡的東西,一個是嘲笑瘌痢頭的《瘌痢經》,一個是一開首便“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鬼話《何典》。西太后死的時候,吳稚暉寫文章去罵,要李蓮英伸手捫西太后“干軟的乳頭”,全不顧人家看了會不會嘔吐。 不過,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經,拿肉麻、下流當有趣的吳稚暉,也有不爽的時候。第一次是甲午之後,知識分子鬧變法,康有為叫得最凶。公車上書之後,同為舉人的吳稚暉慕名去見康有為,說起中國之病,公推“八股”、“鴉片”和“小腳”(纏足)為三害,由是約定,大家不再參加科舉考試。三年後,吳稚暉老實地遵守了約定,沒有下場,可是康有為和弟子梁啓超卻照考不誤,康有為還中了進士。吳稚暉一怒之下,一度憤而“反動”,故意跟進步潮流唱反調,為難追求新思潮的學生(時吳在北洋學堂教書),好不容易才回過味來,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們一起幹了,跑到家鄉,另起爐灶。後來吳稚暉從康黨變成革命黨,估計跟這次“上當受騙”很有關係。 吳稚暉的另一次不爽的經歷,跟《蘇報》案有關。亦宦亦商的陳范接手《蘇報》,半出於對朝廷的不滿,半出於銷路的考慮,將報紙交到了愛國學社裡筆和嘴巴都很厲害的一干人手裡,吳稚暉也算是其中的一個。這些人在報上大罵皇帝,罵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動用國家力量來懲辦“亂黨”,具體的經手人卻是很開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馬未動,卻先托關係找到了吳稚暉,在出示了朝廷要將《蘇報》同仁拿辦正法的諭旨之後,卻連說“笑話,笑話”,並說他們以後可以多聯繫,告知了聯繫的方式,最後暗示,吳稚暉可以出國避一避,去歐洲、美國均可。對於俞明震的賣好,吳稚暉和《蘇報》的同仁蔡元培、章士釗、章太炎和鄒容等人,開始是當笑話聽的,由於有租界的庇護,他們根本沒把北京那個老太婆的雷霆之怒當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當局已經找過他們若干次,並保證說,只要他們不私藏軍火,僅僅是批評清政府,沒有關係。但是,他們沒有估計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國家,國家的利益和言論自由的理念比起來,後者依然脆弱得很。當西太后很是認真的時候,已經跟清政府達成了協議,而且有四萬萬白銀的賠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國家,多少都是要給點面子的,儘管這個西太后,剛剛很不人道地把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杖斃掉了。於是,《蘇報》案發了,章太炎和鄒容進了租界的監獄,雖然在清政府看來是重罪輕判,但畢竟有人受了懲罰。在《蘇報》同仁大多避開的同時,吳稚暉走得最遠,真的去了英國,全不在意英倫居大不易的花費。 案發後,有消息傳出,說章太炎和鄒容的入獄,是吳稚暉告的密。當然,這是冤枉的。儘管吳稚暉走得遠了點,如果僅僅為了避難,似乎沒有必要,但章、鄒二人的落網,的確跟吳稚暉沒有任何關係。因為當時辦案的人,無論是中國方面的官員還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沒有任何的熱情,事還沒辦,空氣早就放了出去,咋呼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章與鄒的被捕,完全是這兩人的自投羅網,找上門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點事來,好擴大影響。這裡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沒有丁點的秘密可言,當然也就沒有密可以告。至於為什麼俞明震偏要找上吳稚暉,很可能是因為這些人里,只有吳稚暉是江蘇人(還是紳士),而俞恰在江蘇做官,身家事業都在江蘇。 吳稚暉這兩次際遇,的確有點冤,以至於事情過了很久,這位黨國的“稚老”,依然忿忿不平。不過,這個“冤”,也反映出吳稚暉其實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樣瀟灑和狂放,對於自己沒有拿到進士的頭銜,多少還是有點惋惜,對於清政府,或者說對一切大權在握的人,也有相當清醒的認識。一個《蘇報》案,章太炎自投羅網(還是有風險的,畢竟沈藎剛剛被杖斃),而吳稚暉卻遠走歐羅巴;回來以後,雖然身屬革命黨,信仰無政府主義,但暴動暗殺的事情(這恰是歐洲無政府主義者的拿手戲)卻一點也不沾邊,既比不上幕後策劃的蔡元培、陳獨秀,更比不上親自動手的吳樾和汪精衛。再以後,我們發現,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吳稚暉,對於最有權勢的那麼幾個人,卻連小罵都沒有,無災無害地做著國民黨的中常委。1949年江山易色,蔣介石周圍像吳稚暉這樣專門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殺了,陳布雷也自殺了,可吳稚暉卻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灣,活到自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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