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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先查挪用，後查貪污。而且，在追補賠償時，先賠挪用部分，後賠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無論貪污還是挪用，每一筆帳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這一下，貪官們最後一條退路也被堵死。
雍正的高明，還不僅於此。
就在舉國上下窮追贓款、整治貪官的同時，雍正也在思考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問題：怎樣才能從制度上杜絕貪墨，保住官員的清廉？
這個問題想得很深。我們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聯繫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沒有保證官吏清廉的制度，腐敗就會像割不盡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於是，雍正決定進行兩項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羨歸公和高薪養廉。
耗羨，也就是我們前一章說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種正常稅收外的附加稅。這是一種半公開、半合法的貪污，弊端甚多。
雍正規定，歸公的耗羨，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補虧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發放“養廉銀”。這是耗羨歸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為人雖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於權力鬥爭，也只施加於他仇恨和憎惡的人。對於一般人，他是通情達理的。他並不要求官員們餓著肚子辦公（也辦不到），相反還主張他們有體面的生活。他認為，大小官員，都應該“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乎濫”，既不可以盤剝百姓魚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貧沽名釣譽。但是，俸祿不能提高，而貪污又不允許，官員們怎樣才能保證生活的體面呢？這就要靠“養廉銀”。所以，耗羨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給官員們用，但要有規矩。一是要適度，二是要合理。其標準，則是官職的高低、政務的繁簡和賦稅的多寡。由這三個坐標系定出養廉銀的數額，多收就是貪墨。
現在雍正幾乎把所有導致腐敗的漏洞全堵住了。他應該成功了吧？可惜沒有。
雍正改革賴以成功的條件和他改革的目標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懲治的是腐敗，反腐敗的力量是他的特權，而特權又恰是腐敗之源。沒有特權，不會滋生腐敗；沒有特權，又無法懲治腐敗。這是一個死結。在封建專制的王朝時代，沒有人解得開，雍正也不例外。
還有一點，也是雍正想不到的。他改革的阻力，並非只是一批冥頑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員，還有強大的傳統勢力。這種勢力是一種文化力量，並百哪個人可以扭轉和對抗。比方說，他能不讓人們講人情，講面子，講世故嗎？不能。那他就無法根除這些現象：請客送禮、拍馬逢迎、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地、爭風吃醋、擔憂、損公肥私、敷衍搪塞、扯皮推諉、人情大於王法等等。這些東西不剷除，政治的清明和官吏的廉潔最終都只能是一句空話，被整治的腐敗遲早也會死灰復燃。
雍正當然不可能反對特權，反對人治，反對傳統文化。
所以雍正他成不了贏家。
七、誰是贏家一
雍正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
雍正總是那麼穩操勝券鬥志昂揚。前半生，他為奪取皇位而斗；後半生，倔為鞏固政權而斗。他鬥敗了兄弟，鬥敗了權臣，鬥敗了貪官，也鬥敗了被他認為是沽名釣譽的清官。最後，只剩下他一個孤家寡人，還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還算貼心的人。那麼，他感到勝利的喜悅了嗎？
不，他感到很窩囊，很委屈，還有點犯虛。
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滿自信問心無愧的嗎？是這樣。在所有的鬥爭中，這個滿族漢子都沒犯過怵。整治年羹堯時，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陝西稱兵作亂，勸雍正不可過嚴，雍正把這種勸告無識之見。他說："洞觀遠近情形，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雍正心裡有數，膽氣很足。他對自己的評價也不低："朕反躬自省，雖不能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後（元首），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倔認為自己比得上漢唐以來歷代君主。這不是大主不慚，是有事實做根據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編印什麼《大義覺迷錄》
《大義覺迷錄》堪稱奇書。它首先奇在皇帝與逆賊對簿公堂。中國古代，民千官的事都極為罕見了（告也可以，告贏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當被告，與謀逆的反賊一本正經一五一十地展開"法庭辯論"，真是千古奇聞！辯完了還不了事，還要把辯論公布於眾，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譚。只有雍正這樣的奇人才做得出這樣的奇事，也只有雍正這樣的奇人，才會製造這樣的奇案。
製造了這一奇案的《大義覺迷錄》大體上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收入鄭一的雍正特諭兩道。兩道特諭，都是針對曾靜的指控而來。第一道主要講清朝順天得民，是大一統的正統王朝，滿洲不過是清人的籍貫，清人從李自成手上奪取政權是為大明報仇等。這是為大清政權做辯護。第二道主要逐條駁斥曾靜對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yín色、誅忠、任佞十項指控，是為雍正自己作辯護。這兩道特諭，無妨看作是雍正作為"被告"的辯護詞。不過，第一道是作為帝國法人代表的陳述，第二道才是自己的答辯。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和收入卷二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二十四條"。前十三條，批駁曾靜寫給岳鍾琪的信中的主要觀點；後二十四條，批駁曾靜<知新錄>一書的主要觀點。這些批判，由內閣九卿大臣與刑部組成特別法庭，通過法官詢問口供的方式進行。法官問的問題，都是雍正親自擬定的，並以聖旨下達，故稱"旨意問你"。不過那些問題，又不是簡單的提問。有的長篇大論，實際上是闡述雍正的觀點。雍正闡述完畢，再問曾靜有何話說，因此無妨雍正與曾靜的法庭辯論。不過，這種法庭辯論，世界上獨一無二。被告並不出場，由法官代表被告發言，此奇一也。被告控制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問，原先回答，實則被告變原告，原告變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辯，只能贊同被告觀點，並批判自己，或為自己辯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辯論自始至終都沒有律師出場。中國古代沒有律師制度。即便有，也不會請。雍正沒有必要請律師，曾靜則沒有資格，也不敢。
三、刑部大臣杭亦祿詢問曾靜的供詞，內閣九卿對此案的審理意見，雍正對此的批覆決定。在這一部分，曾靜是被告，雍正又變成了法官。他的上諭和內閣的奏本，則無妨看作合議庭與最高法院大法官對量刑判決問題的討論。
四、曾靜、張熙等人思想履行的過程和心得體會，包括他們的一些供詞和曾靜新蓍《歸仁說》。這時，曾靜和張熙的身份，是免予刑事處分並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上述四個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辯論。比如"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的第一條就很有趣。針對曾靜對大清政權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別法庭的審判官們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國）提問說，奉旨問你：你在寫給岳鍾琪的信中有誰該得政權、誰該當皇帝之類的話。我朝（指清朝）積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創業，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繼統，太祖高皇帝（順治帝福臨）建國。這正是順天命、從民心、成大功、建大業、參天地、法尤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難道不知列祖列宗為天命民心所歸，卻說什麼"道義所在，天未嘗有違"。這是什麼意思？原告曾靜答辯說："彌天重犯（曾靜自稱）這些話是泛說。自古帝王之興與帝王這在位，皆是順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順、民心得，從而興起在位，即是道義之當然。彌天重犯生長楚邊山谷，本鄉本邑以及附近左右，並沒有達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遠，所以盛朝功績傳聞不到。"
雍正的高明，還不僅於此。
就在舉國上下窮追贓款、整治貪官的同時，雍正也在思考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問題：怎樣才能從制度上杜絕貪墨，保住官員的清廉？
這個問題想得很深。我們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聯繫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沒有保證官吏清廉的制度，腐敗就會像割不盡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於是，雍正決定進行兩項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羨歸公和高薪養廉。
耗羨，也就是我們前一章說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種正常稅收外的附加稅。這是一種半公開、半合法的貪污，弊端甚多。
雍正規定，歸公的耗羨，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補虧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發放“養廉銀”。這是耗羨歸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為人雖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於權力鬥爭，也只施加於他仇恨和憎惡的人。對於一般人，他是通情達理的。他並不要求官員們餓著肚子辦公（也辦不到），相反還主張他們有體面的生活。他認為，大小官員，都應該“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乎濫”，既不可以盤剝百姓魚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貧沽名釣譽。但是，俸祿不能提高，而貪污又不允許，官員們怎樣才能保證生活的體面呢？這就要靠“養廉銀”。所以，耗羨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給官員們用，但要有規矩。一是要適度，二是要合理。其標準，則是官職的高低、政務的繁簡和賦稅的多寡。由這三個坐標系定出養廉銀的數額，多收就是貪墨。
現在雍正幾乎把所有導致腐敗的漏洞全堵住了。他應該成功了吧？可惜沒有。
雍正改革賴以成功的條件和他改革的目標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懲治的是腐敗，反腐敗的力量是他的特權，而特權又恰是腐敗之源。沒有特權，不會滋生腐敗；沒有特權，又無法懲治腐敗。這是一個死結。在封建專制的王朝時代，沒有人解得開，雍正也不例外。
還有一點，也是雍正想不到的。他改革的阻力，並非只是一批冥頑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員，還有強大的傳統勢力。這種勢力是一種文化力量，並百哪個人可以扭轉和對抗。比方說，他能不讓人們講人情，講面子，講世故嗎？不能。那他就無法根除這些現象：請客送禮、拍馬逢迎、拉幫結派、黨同伐異地、爭風吃醋、擔憂、損公肥私、敷衍搪塞、扯皮推諉、人情大於王法等等。這些東西不剷除，政治的清明和官吏的廉潔最終都只能是一句空話，被整治的腐敗遲早也會死灰復燃。
雍正當然不可能反對特權，反對人治，反對傳統文化。
所以雍正他成不了贏家。
七、誰是贏家一
雍正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
雍正總是那麼穩操勝券鬥志昂揚。前半生，他為奪取皇位而斗；後半生，倔為鞏固政權而斗。他鬥敗了兄弟，鬥敗了權臣，鬥敗了貪官，也鬥敗了被他認為是沽名釣譽的清官。最後，只剩下他一個孤家寡人，還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還算貼心的人。那麼，他感到勝利的喜悅了嗎？
不，他感到很窩囊，很委屈，還有點犯虛。
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滿自信問心無愧的嗎？是這樣。在所有的鬥爭中，這個滿族漢子都沒犯過怵。整治年羹堯時，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陝西稱兵作亂，勸雍正不可過嚴，雍正把這種勸告無識之見。他說："洞觀遠近情形，深悉年羹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雍正心裡有數，膽氣很足。他對自己的評價也不低："朕反躬自省，雖不能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後（元首），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倔認為自己比得上漢唐以來歷代君主。這不是大主不慚，是有事實做根據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編印什麼《大義覺迷錄》
《大義覺迷錄》堪稱奇書。它首先奇在皇帝與逆賊對簿公堂。中國古代，民千官的事都極為罕見了（告也可以，告贏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當被告，與謀逆的反賊一本正經一五一十地展開"法庭辯論"，真是千古奇聞！辯完了還不了事，還要把辯論公布於眾，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譚。只有雍正這樣的奇人才做得出這樣的奇事，也只有雍正這樣的奇人，才會製造這樣的奇案。
製造了這一奇案的《大義覺迷錄》大體上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收入鄭一的雍正特諭兩道。兩道特諭，都是針對曾靜的指控而來。第一道主要講清朝順天得民，是大一統的正統王朝，滿洲不過是清人的籍貫，清人從李自成手上奪取政權是為大明報仇等。這是為大清政權做辯護。第二道主要逐條駁斥曾靜對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yín色、誅忠、任佞十項指控，是為雍正自己作辯護。這兩道特諭，無妨看作是雍正作為"被告"的辯護詞。不過，第一道是作為帝國法人代表的陳述，第二道才是自己的答辯。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和收入卷二的"奉旨問訊曾靜口供二十四條"。前十三條，批駁曾靜寫給岳鍾琪的信中的主要觀點；後二十四條，批駁曾靜<知新錄>一書的主要觀點。這些批判，由內閣九卿大臣與刑部組成特別法庭，通過法官詢問口供的方式進行。法官問的問題，都是雍正親自擬定的，並以聖旨下達，故稱"旨意問你"。不過那些問題，又不是簡單的提問。有的長篇大論，實際上是闡述雍正的觀點。雍正闡述完畢，再問曾靜有何話說，因此無妨雍正與曾靜的法庭辯論。不過，這種法庭辯論，世界上獨一無二。被告並不出場，由法官代表被告發言，此奇一也。被告控制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問，原先回答，實則被告變原告，原告變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辯，只能贊同被告觀點，並批判自己，或為自己辯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辯論自始至終都沒有律師出場。中國古代沒有律師制度。即便有，也不會請。雍正沒有必要請律師，曾靜則沒有資格，也不敢。
三、刑部大臣杭亦祿詢問曾靜的供詞，內閣九卿對此案的審理意見，雍正對此的批覆決定。在這一部分，曾靜是被告，雍正又變成了法官。他的上諭和內閣的奏本，則無妨看作合議庭與最高法院大法官對量刑判決問題的討論。
四、曾靜、張熙等人思想履行的過程和心得體會，包括他們的一些供詞和曾靜新蓍《歸仁說》。這時，曾靜和張熙的身份，是免予刑事處分並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上述四個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辯論。比如"奉旨問訊曾靜口供十三條"的第一條就很有趣。針對曾靜對大清政權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別法庭的審判官們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國）提問說，奉旨問你：你在寫給岳鍾琪的信中有誰該得政權、誰該當皇帝之類的話。我朝（指清朝）積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創業，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繼統，太祖高皇帝（順治帝福臨）建國。這正是順天命、從民心、成大功、建大業、參天地、法尤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難道不知列祖列宗為天命民心所歸，卻說什麼"道義所在，天未嘗有違"。這是什麼意思？原告曾靜答辯說："彌天重犯（曾靜自稱）這些話是泛說。自古帝王之興與帝王這在位，皆是順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順、民心得，從而興起在位，即是道義之當然。彌天重犯生長楚邊山谷，本鄉本邑以及附近左右，並沒有達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遠，所以盛朝功績傳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