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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柴契爾夫人即將登機飛返倫敦時，卻出現了一幕動人的情景：只見雅魯澤爾斯基將軍乘車疾趨而來機旁，車上跳下來手捧一大束鮮花的將軍。他是特來為“鐵娘子”送行的。
雅魯澤爾斯基這一異常的舉動，即預示著波蘭政府已經開始向西方作最後的讓步了。英國首相回國才一個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召開了十屆十中全會。全會宣布承認團結工會為波蘭合法組織，並開始了波蘭政治多元化的進程。緊接著，團結工會決定參加政府召開的圓桌會議，甚至成立了“全國公民委員會”，以作為波蘭影子內閣的雛形。1989年2月，波蘭舉行了圓桌會議，波蘭統一工人黨宣布放棄對權力的壟斷。這次波蘭的圓桌會議實際上起到了制憲會議的作用，因為它確立了波蘭新政府的產生方式與基本原則。4個月之後，波蘭舉行40年來的頭一次全國大選，團結工會在決選中大獲全勝。這樣，波蘭便成為東歐第一個“和平演變”了的國家。
柴契爾夫人足堪自慰的是，她的“執意影響國際事態發展”的戰略，在她1988年11月對波蘭的專訪中已結出了第一個碩果了。
伴隨著波蘭團結工會於1989年6月取得大選勝利後，東歐國家出現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個個地先後“和平演變”了過去。對這樣一些頗具戲劇性的變化，柴契爾夫人在目不暇接之餘，既有喜來又有憂。喜的是眼看昔日咄咄逼人的前華約國家“不戰自潰”，憂的是德國的重新統一即將成為現實。
原來，在柴契爾夫人“執意影響國際事態發展”的總戰略中，最放心不下的是德國的迅速統一。她甚至認為，一個統一起來的強大的德國是前景堪虞又可畏的。她在自己的《唐寧街歲月》一書中曾這樣寫道：
“我並不相信集體犯罪：在道義上應該為他們行為負責的是單個的人，但我卻相信由一系列複雜因素構成的民族特性。由於德意志的統一是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實現的(也許部分地是因為民族統一來得這麼遲)，德意志一直在難以預料的侵略和自我懷疑之間來回搖擺。德國的近鄰，如法國人和波蘭人，遠比英國人更深刻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只是美國人不一樣;而相同的關心則經常使德國的近鄰忍不住從看似麻木的言論中解脫出來。俄國人實際上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儘管由於他們需要德國人的信貸和投資而一直保持沉默。但也許最早意識到這個‘德國’問題的是現代德國人，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堅持德意志不應成為能夠以犧牲別人換取自己利益的大國。德國人焦慮不安的真正原因是自我意識的極端痛苦。如我曾論證的，這就是許多德國人為什麼真正地(我相信是錯誤地)想要德國被限制於一個聯邦式的歐洲之中。事實上，德國更願意在這個框架之內發揮支配作用，因為重新統一起來的德國簡直是太大，太有威力，以致不能在歐洲之內只是簡單地成為另一個角色。進而言之，德國人總是盯著東面和西面，儘管體現這種趨勢的現代方式是其經濟擴張，而不是領土侵略。這樣，就其本質而言，德國在歐洲是一個製造不穩定的力量。只有美國對歐洲的軍事和政治介入和歐洲另兩個最強大的主權國家(英國和法國)的緊密關係才能夠平衡德國的勢力。”
柴契爾夫人在這裡把統一的德國視為歐洲的“一個製造不穩定的力量”，這種憂深思遠的話當然不是空口無憑，因為“德意志一直在難以預料的侵略和自我懷疑之間來回搖擺”。說穿了，“鐵娘子”是怕兩德迅速統一後，又重蹈其“領土侵略”的老路。
柴契爾夫人的這種憂慮，在1989年9月東歐一系列戲劇性變化發生之前，在從日本訪問的歸途中去莫斯科會晤戈巴契夫時，也直言不諱地表露無遺了。她對戈巴契夫說道：“儘管傳統上北約一直聲明支持德國統一，但實際上我們是相當擔憂的。”戈巴契夫對此也自然心領神會。柴契爾夫人至此不由興高采烈地表示：“德國鄰國們的利益和其他大國的願望必須給予充分的考慮。”
但是，形勢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就在柴契爾夫人正在努力“影響”兩德迅速走向統一的同時，東西方的幾個大國紛紛“易幟”：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為了換取來自西鄰的一筆巨額援助，公開表態支持德國人民對自己未來的選擇權;美國總統布希為了削減成天文數字的防務開支，以降低政府的巨額預算赤字，也不反對兩德儘快統一;法國總統密特朗表面上雖與柴契爾夫人唱一個調，但骨子裡卻對嚴酷的現實作出了讓步;至於西德總理科爾更是把暗中阻撓兩德迅速走向一體化的不列顛首相視同寇讎，他公開聲明：“東德人民自己決定他們未來的機會”和“德意志整體統一的問題”都是“德國問題的核心”所在，是兩德人民的“自由”，“無需別人的勸告”。
最後，柴契爾夫人在反對兩德統一的問題上只落得個“孤家寡人”、孑然無助的下場。科爾總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竭力推動德國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只專注於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打交道，而有意無意地冷落英法等歐洲盟國。
1990年10月3日，這個被分裂了45年之久的德國終於實現了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統一。從此時此刻起，柴契爾夫人對歐洲的前景就更加擔憂，這也就構成了這位英國女首相拒絕讓英國加入歐洲貨幣同盟、反對歐洲成為“聯邦制合眾國”的政策基礎。殊不知這也就埋下了她與其內閣成員在歐洲政策上的嚴重分歧、並最終被攆下首相寶座的種子，從而給這位以強硬作風著稱的“鐵娘子”帶來了始料未及的特大災難。
第六章 無可奈何花落去
柴契爾夫人在其第三屆首相任期內，與歐洲共同體維繫著一種若即若離、捉摸不定的關係。她既想堅持自己的固有立場，又刻意要在特定時刻(為英國下一屆大選準備和出於對英國經濟利益的考慮)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她一方面堅持不列顛的主權，維護英國的“自由”和捍衛英國的利益，不甘心英國就此迅速融入歐洲共同體政治經濟的一體化中，而執意要在英美“特殊關係”的基礎上重新樹立大英帝國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英國已喪失“超然”於歐洲共同體之外的歷史條件的現實，被迫參加歐洲共同體的一體化進程，並在國內外反對她奉行對歐洲共同體政策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在一定範圍內和在一定程度上與歐洲共同體其他成員國進行合作和協調。這樣，她的政策便不可避免地出現左右搖擺，令人難以捉摸。
柴契爾夫人的這種矛盾多於合作、僵硬多於靈活的政策，在她於1988年9月布魯日歐洲學院的一次演講中，已表露得一清二楚。在那次演講中，她明確反對共同體委員會主席德洛爾關於建立聯邦主義的統一歐洲觀點。她認為歐洲的統一應是在獨立主權國家的聯合，而且不能損害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這樣雙重原則。
後來，柴契爾夫人又抨擊聯邦主義者說：我也許在歐洲共同體內會被孤立，但從更廣泛的前景來看，聯邦主義者才是真正的孤立主義者。當歐洲作為整體被解放時，他們卻冷酷地堅持半個歐洲聯合;當真正的全球市場正在出現時，他們仍遊戲於保護主義之中;世界上最集權的蘇聯已經垮了，他們卻還被集權的方案所束縛。如果說有一種意識已經過時了的話，那就是靠人為的力量來創造一個巨大的國家。”
雅魯澤爾斯基這一異常的舉動，即預示著波蘭政府已經開始向西方作最後的讓步了。英國首相回國才一個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召開了十屆十中全會。全會宣布承認團結工會為波蘭合法組織，並開始了波蘭政治多元化的進程。緊接著，團結工會決定參加政府召開的圓桌會議，甚至成立了“全國公民委員會”，以作為波蘭影子內閣的雛形。1989年2月，波蘭舉行了圓桌會議，波蘭統一工人黨宣布放棄對權力的壟斷。這次波蘭的圓桌會議實際上起到了制憲會議的作用，因為它確立了波蘭新政府的產生方式與基本原則。4個月之後，波蘭舉行40年來的頭一次全國大選，團結工會在決選中大獲全勝。這樣，波蘭便成為東歐第一個“和平演變”了的國家。
柴契爾夫人足堪自慰的是，她的“執意影響國際事態發展”的戰略，在她1988年11月對波蘭的專訪中已結出了第一個碩果了。
伴隨著波蘭團結工會於1989年6月取得大選勝利後，東歐國家出現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個個地先後“和平演變”了過去。對這樣一些頗具戲劇性的變化，柴契爾夫人在目不暇接之餘，既有喜來又有憂。喜的是眼看昔日咄咄逼人的前華約國家“不戰自潰”，憂的是德國的重新統一即將成為現實。
原來，在柴契爾夫人“執意影響國際事態發展”的總戰略中，最放心不下的是德國的迅速統一。她甚至認為，一個統一起來的強大的德國是前景堪虞又可畏的。她在自己的《唐寧街歲月》一書中曾這樣寫道：
“我並不相信集體犯罪：在道義上應該為他們行為負責的是單個的人，但我卻相信由一系列複雜因素構成的民族特性。由於德意志的統一是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實現的(也許部分地是因為民族統一來得這麼遲)，德意志一直在難以預料的侵略和自我懷疑之間來回搖擺。德國的近鄰，如法國人和波蘭人，遠比英國人更深刻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只是美國人不一樣;而相同的關心則經常使德國的近鄰忍不住從看似麻木的言論中解脫出來。俄國人實際上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儘管由於他們需要德國人的信貸和投資而一直保持沉默。但也許最早意識到這個‘德國’問題的是現代德國人，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堅持德意志不應成為能夠以犧牲別人換取自己利益的大國。德國人焦慮不安的真正原因是自我意識的極端痛苦。如我曾論證的，這就是許多德國人為什麼真正地(我相信是錯誤地)想要德國被限制於一個聯邦式的歐洲之中。事實上，德國更願意在這個框架之內發揮支配作用，因為重新統一起來的德國簡直是太大，太有威力，以致不能在歐洲之內只是簡單地成為另一個角色。進而言之，德國人總是盯著東面和西面，儘管體現這種趨勢的現代方式是其經濟擴張，而不是領土侵略。這樣，就其本質而言，德國在歐洲是一個製造不穩定的力量。只有美國對歐洲的軍事和政治介入和歐洲另兩個最強大的主權國家(英國和法國)的緊密關係才能夠平衡德國的勢力。”
柴契爾夫人在這裡把統一的德國視為歐洲的“一個製造不穩定的力量”，這種憂深思遠的話當然不是空口無憑，因為“德意志一直在難以預料的侵略和自我懷疑之間來回搖擺”。說穿了，“鐵娘子”是怕兩德迅速統一後，又重蹈其“領土侵略”的老路。
柴契爾夫人的這種憂慮，在1989年9月東歐一系列戲劇性變化發生之前，在從日本訪問的歸途中去莫斯科會晤戈巴契夫時，也直言不諱地表露無遺了。她對戈巴契夫說道：“儘管傳統上北約一直聲明支持德國統一，但實際上我們是相當擔憂的。”戈巴契夫對此也自然心領神會。柴契爾夫人至此不由興高采烈地表示：“德國鄰國們的利益和其他大國的願望必須給予充分的考慮。”
但是，形勢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就在柴契爾夫人正在努力“影響”兩德迅速走向統一的同時，東西方的幾個大國紛紛“易幟”：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為了換取來自西鄰的一筆巨額援助，公開表態支持德國人民對自己未來的選擇權;美國總統布希為了削減成天文數字的防務開支，以降低政府的巨額預算赤字，也不反對兩德儘快統一;法國總統密特朗表面上雖與柴契爾夫人唱一個調，但骨子裡卻對嚴酷的現實作出了讓步;至於西德總理科爾更是把暗中阻撓兩德迅速走向一體化的不列顛首相視同寇讎，他公開聲明：“東德人民自己決定他們未來的機會”和“德意志整體統一的問題”都是“德國問題的核心”所在，是兩德人民的“自由”，“無需別人的勸告”。
最後，柴契爾夫人在反對兩德統一的問題上只落得個“孤家寡人”、孑然無助的下場。科爾總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竭力推動德國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只專注於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打交道，而有意無意地冷落英法等歐洲盟國。
1990年10月3日，這個被分裂了45年之久的德國終於實現了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統一。從此時此刻起，柴契爾夫人對歐洲的前景就更加擔憂，這也就構成了這位英國女首相拒絕讓英國加入歐洲貨幣同盟、反對歐洲成為“聯邦制合眾國”的政策基礎。殊不知這也就埋下了她與其內閣成員在歐洲政策上的嚴重分歧、並最終被攆下首相寶座的種子，從而給這位以強硬作風著稱的“鐵娘子”帶來了始料未及的特大災難。
第六章 無可奈何花落去
柴契爾夫人在其第三屆首相任期內，與歐洲共同體維繫著一種若即若離、捉摸不定的關係。她既想堅持自己的固有立場，又刻意要在特定時刻(為英國下一屆大選準備和出於對英國經濟利益的考慮)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她一方面堅持不列顛的主權，維護英國的“自由”和捍衛英國的利益，不甘心英國就此迅速融入歐洲共同體政治經濟的一體化中，而執意要在英美“特殊關係”的基礎上重新樹立大英帝國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英國已喪失“超然”於歐洲共同體之外的歷史條件的現實，被迫參加歐洲共同體的一體化進程，並在國內外反對她奉行對歐洲共同體政策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在一定範圍內和在一定程度上與歐洲共同體其他成員國進行合作和協調。這樣，她的政策便不可避免地出現左右搖擺，令人難以捉摸。
柴契爾夫人的這種矛盾多於合作、僵硬多於靈活的政策，在她於1988年9月布魯日歐洲學院的一次演講中，已表露得一清二楚。在那次演講中，她明確反對共同體委員會主席德洛爾關於建立聯邦主義的統一歐洲觀點。她認為歐洲的統一應是在獨立主權國家的聯合，而且不能損害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這樣雙重原則。
後來，柴契爾夫人又抨擊聯邦主義者說：我也許在歐洲共同體內會被孤立，但從更廣泛的前景來看，聯邦主義者才是真正的孤立主義者。當歐洲作為整體被解放時，他們卻冷酷地堅持半個歐洲聯合;當真正的全球市場正在出現時，他們仍遊戲於保護主義之中;世界上最集權的蘇聯已經垮了，他們卻還被集權的方案所束縛。如果說有一種意識已經過時了的話，那就是靠人為的力量來創造一個巨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