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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艾緒強穿了一件白色背心，外套紅色號服，他的雙手包在背心裏面，面無表情地被帶上法庭。面對媒體頻頻閃動的閃光燈，艾緒強一臉的不在乎。審判長宣讀艾緒強的犯罪事實時，旁聽的田長元憤怒地瞪著艾緒強，劉榮霞眼睛紅紅的，死死盯住這個殺死自己老公的兇手。最後，當聽見“死刑”兩個字從審判長的口中讀出，艾緒強頭扭了一下，抿了抿嘴。聽見賠償家屬100多萬元，艾緒強竟然冷笑了一下。
對於這個死刑結果，艾緒強在宣判後沒有表示是否上訴。而旁聽的家屬中很多人表示，不希望這個被告人被判死刑。“他死了，拿什麼賠我們?”
幾乎所有被害人的家屬對艾緒強被判處極刑的這個結果並不滿意。“雖然他死了，但是我們並不滿意。他是‘一命抵三命’，他的死根本不足以彌補我們死去的親人。”劉榮霞說:“從出事以來我瘦了20多斤，他倒是一死了之，我和家裡的老人、孩子以後的生活怎麼辦?現在判他賠100萬，賠1000萬有什麼用?”劉榮霞哽咽著，手裡依然摩挲著自己和丈夫已經發黃的結婚證。
在法庭上，情緒激動的劉榮霞甚至提出賣掉艾緒強的器官賠償他們的要求，但是，劉榮霞自己也知道，這不過是一時的氣話而已。
宣判結束後，主審法官表示，從現在的情況看，沒有發現艾緒強有什麼可供執行的財產，判賠的100多萬元很可能執行不了，只能由被害人承擔自己的損失。按照法律規定，犯罪行為人罪責自負。對於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國家賠償的要求，並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
的確，即便是艾緒強沒有被判處死刑，他也無法賠償，因為艾緒強一無所有，他拿什麼來賠償?難怪聽見賠償家屬100多萬元時，艾緒強臉上竟露出了冷笑。
宣判結束後，艾緒強臉上冷漠的笑容讓我久久不能忘懷。這令我想到了他那份被撕碎的遺書，正是這份遺書揭示了艾緒強為什麼會犯罪。他的遺書中這樣寫道：“不可天下人負我……”根據上下文的意思來看，他的上一句話應該是“寧可我負天下人”。
這種“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我認為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終極根源。誰都不能對不住他艾緒強，但他艾緒強可以隨意濫殺無辜，甚至可以對無辜受戮者毫不懺悔、報以冷笑，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學。艾緒強在留下遺書的時候就已經選擇了自殺，但“臨死要拉幾個墊背的”。至於為什麼他想自殺，因其性無能妻子離異時他就想自殺，失去月薪3000元的工作，加上被拖欠工資，已經使得這個信奉“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的傢伙認為所有人都在虧欠他，他所考慮的根本就不是他人的痛苦，而僅僅是自身的感受。但就是死，他也要實踐“寧可我負天下人”的人生信條。艾緒強濫殺無辜，儘管也有社會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個人變態因素，我們不能把社會因素無限放大，來掩蓋艾緒強的心理變態。
至於艾緒強在法庭上的關於犯罪的起因是“為河南人出氣”，或者說“報復社會”，以及被媒體廣泛認可的“仇富心理”，不過是艾緒強的說辭而已。但是，媒體和社會大眾輕信了艾緒強的這種犯罪動因，所以在對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種“泛社會化”的責任，把一切的罪責統統歸咎於社會，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缺陷。我們可以對弱者施以同情，但這不意味著是非不分，善惡倒置。對一個濫殺無辜的惡棍，無論他擺出何種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也絲毫不能彌補他的罪惡。要讓變態殺手不僅為他的惡行遭受法律的懲處，而且還應該讓他們遭到道義上的唾棄。我們在表達自己的同情心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對象。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濫施同情，才使得這些惡棍在地獄邊緣尋找到了那麼一點“道義優勢”。
我們並不否認社會上有很多不公的地方，而且我們對“弱者的反抗”，從來都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但是這種同情只適用於那些原本善良，卻被逼迫對那些壓迫者、剝削者進行反抗的人們，而對濫殺無辜、道德淪喪者的犯罪者並不適用。
作為個體來說，無論社會制度如何黑暗與暴虐，個體都應恪守人性的底線：那就是不助紂為虐，不殘害無辜。這不是對個體過高的道德訴求，而是個體對自身起碼的要求。造成艾緒強屠殺無辜的主要根源，並不在於社會，而在於艾緒強自身。艾緒強是弱勢群體，但他同時也是一個人格猥瑣、道德缺失，信奉“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的狂徒，正是這種極端的個人恐怖主義，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製造了如此駭人聽聞的殺戮。
按理說“黃泉路上人為大”，對一個即將失去生命的人我不該冷嘲熱諷，但是這個人的行為，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學，卻引起我的陣陣厭惡，絲毫引不起我的同情。
貧窮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與善良無關一樣。可以說，這個叫艾緒強的人，是一個徹底的流氓無產者，一個變態的反社會分子，一個道德卑猥的惡棍。他的殘暴，他的濫殺，他對那些無辜的受害者絲毫沒有懺悔之心的態度，證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類和社會。他的冷笑只是那種心理極度自卑的流氓無產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種覺得自己殺人夠了本，甚至賺了的冷笑，這種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樣一錢不值。如果說，艾緒強的行為能給人們帶來什麼樣的反思的話，那就是無論何時，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線。
第二章：北大學子橫刀相向(1)
被稱作象牙塔的大學校園與社會上一樣，越是在工作和生活中交往密切的人，相處越難。尤其那些在對外交往中被認為是和藹可親的社會精英，但是在同宿舍或者同辦公室這樣狹小的空間裡，卻往往變得水火不容甚至引發莫名的仇恨，這在我們的生活中仿佛是一種普遍現象。而北大學子安然和他的同學崔一平，更是把這種狹小空間裡莫名的仇恨，一步步發展到了橫刀相向的極致。
2005年6月25日﹐一起令人震驚的血案發生北京大學，醫學部預防醫學2002級學生安然向同班同學崔一平砍下80餘刀。兩個孩子﹐兩個家庭從此再也無法安然。2006年2月10日﹐崔一平的父母夫婦將安然與北京大學告上法院﹐要求依法追究安然的刑事責任，同時要求北京大學承擔違約責任﹐與被告人安然共同賠償損失。
2006年3月14日，雙方家長就民事賠償部分達成調解，安然賠償死者崔一平父母40萬元，崔家自願撤訴。3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安然殺人案的刑事部分作出判決，一審判處安然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同是單親娃，相逢皆是緣
2002年8月﹐從小生長在北京的安然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部預防醫學專業。安然所在的班級共有32個學生﹐男女各半。學生宿舍為四人一間，安然宿舍里另外三個同學分別來自新疆、福建和河南。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安然並沒有表現出皇城根下長大的優越感，給人的最初印象挺好﹐同學們都認為安然雖是北京人﹐但是對外地同學很熱情，會說話﹐懂禮貌，比較討人喜歡。安然和同學的關係一度不錯，可惜好景不長。
對於這個死刑結果，艾緒強在宣判後沒有表示是否上訴。而旁聽的家屬中很多人表示，不希望這個被告人被判死刑。“他死了，拿什麼賠我們?”
幾乎所有被害人的家屬對艾緒強被判處極刑的這個結果並不滿意。“雖然他死了，但是我們並不滿意。他是‘一命抵三命’，他的死根本不足以彌補我們死去的親人。”劉榮霞說:“從出事以來我瘦了20多斤，他倒是一死了之，我和家裡的老人、孩子以後的生活怎麼辦?現在判他賠100萬，賠1000萬有什麼用?”劉榮霞哽咽著，手裡依然摩挲著自己和丈夫已經發黃的結婚證。
在法庭上，情緒激動的劉榮霞甚至提出賣掉艾緒強的器官賠償他們的要求，但是，劉榮霞自己也知道，這不過是一時的氣話而已。
宣判結束後，主審法官表示，從現在的情況看，沒有發現艾緒強有什麼可供執行的財產，判賠的100多萬元很可能執行不了，只能由被害人承擔自己的損失。按照法律規定，犯罪行為人罪責自負。對於有的被害人提出希望國家賠償的要求，並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
的確，即便是艾緒強沒有被判處死刑，他也無法賠償，因為艾緒強一無所有，他拿什麼來賠償?難怪聽見賠償家屬100多萬元時，艾緒強臉上竟露出了冷笑。
宣判結束後，艾緒強臉上冷漠的笑容讓我久久不能忘懷。這令我想到了他那份被撕碎的遺書，正是這份遺書揭示了艾緒強為什麼會犯罪。他的遺書中這樣寫道：“不可天下人負我……”根據上下文的意思來看，他的上一句話應該是“寧可我負天下人”。
這種“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我認為才是他走向犯罪道路的終極根源。誰都不能對不住他艾緒強，但他艾緒強可以隨意濫殺無辜，甚至可以對無辜受戮者毫不懺悔、報以冷笑，這就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學。艾緒強在留下遺書的時候就已經選擇了自殺，但“臨死要拉幾個墊背的”。至於為什麼他想自殺，因其性無能妻子離異時他就想自殺，失去月薪3000元的工作，加上被拖欠工資，已經使得這個信奉“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的傢伙認為所有人都在虧欠他，他所考慮的根本就不是他人的痛苦，而僅僅是自身的感受。但就是死，他也要實踐“寧可我負天下人”的人生信條。艾緒強濫殺無辜，儘管也有社會不公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個人變態因素，我們不能把社會因素無限放大，來掩蓋艾緒強的心理變態。
至於艾緒強在法庭上的關於犯罪的起因是“為河南人出氣”，或者說“報復社會”，以及被媒體廣泛認可的“仇富心理”，不過是艾緒強的說辭而已。但是，媒體和社會大眾輕信了艾緒強的這種犯罪動因，所以在對此案的分析中，存在有一種“泛社會化”的責任，把一切的罪責統統歸咎於社會，而忽略了犯罪者本身的道德及性格缺陷。我們可以對弱者施以同情，但這不意味著是非不分，善惡倒置。對一個濫殺無辜的惡棍，無論他擺出何種理由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也絲毫不能彌補他的罪惡。要讓變態殺手不僅為他的惡行遭受法律的懲處，而且還應該讓他們遭到道義上的唾棄。我們在表達自己的同情心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楚對象。而正是一些人士的濫施同情，才使得這些惡棍在地獄邊緣尋找到了那麼一點“道義優勢”。
我們並不否認社會上有很多不公的地方，而且我們對“弱者的反抗”，從來都予以同情，理解，甚至支持和敬意。但是這種同情只適用於那些原本善良，卻被逼迫對那些壓迫者、剝削者進行反抗的人們，而對濫殺無辜、道德淪喪者的犯罪者並不適用。
作為個體來說，無論社會制度如何黑暗與暴虐，個體都應恪守人性的底線：那就是不助紂為虐，不殘害無辜。這不是對個體過高的道德訴求，而是個體對自身起碼的要求。造成艾緒強屠殺無辜的主要根源，並不在於社會，而在於艾緒強自身。艾緒強是弱勢群體，但他同時也是一個人格猥瑣、道德缺失，信奉“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流氓哲學的狂徒，正是這種極端的個人恐怖主義，才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製造了如此駭人聽聞的殺戮。
按理說“黃泉路上人為大”，對一個即將失去生命的人我不該冷嘲熱諷，但是這個人的行為，以及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學，卻引起我的陣陣厭惡，絲毫引不起我的同情。
貧窮不是暴虐的理由，正如同富裕與善良無關一樣。可以說，這個叫艾緒強的人，是一個徹底的流氓無產者，一個變態的反社會分子，一個道德卑猥的惡棍。他的殘暴，他的濫殺，他對那些無辜的受害者絲毫沒有懺悔之心的態度，證明了他仇恨的不是不公正，而是仇恨人類和社會。他的冷笑只是那種心理極度自卑的流氓無產者玩世不恭的冷笑，那種覺得自己殺人夠了本，甚至賺了的冷笑，這種冷笑和他自己的生命一樣一錢不值。如果說，艾緒強的行為能給人們帶來什麼樣的反思的話，那就是無論何時，都不可逾越人性的底線。
第二章：北大學子橫刀相向(1)
被稱作象牙塔的大學校園與社會上一樣，越是在工作和生活中交往密切的人，相處越難。尤其那些在對外交往中被認為是和藹可親的社會精英，但是在同宿舍或者同辦公室這樣狹小的空間裡，卻往往變得水火不容甚至引發莫名的仇恨，這在我們的生活中仿佛是一種普遍現象。而北大學子安然和他的同學崔一平，更是把這種狹小空間裡莫名的仇恨，一步步發展到了橫刀相向的極致。
2005年6月25日﹐一起令人震驚的血案發生北京大學，醫學部預防醫學2002級學生安然向同班同學崔一平砍下80餘刀。兩個孩子﹐兩個家庭從此再也無法安然。2006年2月10日﹐崔一平的父母夫婦將安然與北京大學告上法院﹐要求依法追究安然的刑事責任，同時要求北京大學承擔違約責任﹐與被告人安然共同賠償損失。
2006年3月14日，雙方家長就民事賠償部分達成調解，安然賠償死者崔一平父母40萬元，崔家自願撤訴。3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安然殺人案的刑事部分作出判決，一審判處安然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同是單親娃，相逢皆是緣
2002年8月﹐從小生長在北京的安然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部預防醫學專業。安然所在的班級共有32個學生﹐男女各半。學生宿舍為四人一間，安然宿舍里另外三個同學分別來自新疆、福建和河南。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安然並沒有表現出皇城根下長大的優越感，給人的最初印象挺好﹐同學們都認為安然雖是北京人﹐但是對外地同學很熱情，會說話﹐懂禮貌，比較討人喜歡。安然和同學的關係一度不錯，可惜好景不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