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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制度——科舉制度,遂宣告結束。中華大地上歷史潮流的這種變化,對 於李大釗這個人物的一生,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當清王朝決定從1906年起即停止科舉考試的時候,按原定慣例1905年 乙已歲的各省科試,在各地正緊張進行。樂亭縣屬永平府(今盧龍縣)建制, 9月初,李大釗在10年苦讀準備的基礎上,滿懷信心地到達了永平府考場。 李大釗當然不知道科舉問題朝廷將有新的決定。他在考場上顯示才能, 進展順利。可是,就在他考試已經結束,只等最後張榜公布、拿回“府試中” 的喜報的時候,清王朝正式廢除科舉的的詔令也到達了永平府考場。幾天之 後,李大釗沒有拿到考上秀才的喜報,卻拿到了永平府中學堂一年級新生的 錄取通知書。 李大釗考上永平府中學堂,是他10年苦讀取得的成果。按照清政府政務 處和禮部1901年12月的規定,不同級別學校的畢業生可分別給予貢生、舉 人、進士等科舉出身。反過來說,不同科舉出身的人,也可相當於不同級別 學校學生的學歷。按等第系列,在當時,也只有被府試錄取夠上秀才資格的 人,才能被錄取進入永平府中學堂。所以,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李大釗參 加乙巳歲的府試,是考中了秀才的。他既是中國科舉制的最後一批秀才;又 是中國實行現代學校新制的第一批新生。新舊交替,在李大釗學習道路上反 映得竟如此尖銳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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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志士良友蔣衛平 李大釗進入永平府中學堂,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大轉折。他在這裡, 開始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以外的新學——西方的思想文化與自然科學。他第一 次學習 “夷人”的語言——英語。毫無疑問,使李大釗在思想上從此打開了 新的世界。 西方新思想新文化進入中國各級學校,使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愛國思想 在青少年一代中得以迅速地孕育和發展,使人們形成一種新的人生觀、世界 觀、價值觀。如果不是清政府當時立即廢科舉制度,那麼,李大釗就勢必繼 續按科舉制的道路走下去。如果是那樣,20世紀的中國歷史舞台上就決不會 有日後的李大釗。 李大釗在永平府中學堂政治意識日益提高,並第一次結識了革命志士, 這就是蔣衛平 (字大同)。蔣衛平少有大志,決心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獻身。 他非常敬慕譚嗣同為國捐驅的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改號恭譚。他是永 平府的蔣家莊人 (今屬灤縣),比李大釗大7歲。他常與李大釗等同學談論 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等的學說,與大釗的友情很深。為了進行革命活動, 蔣衛平中途輟學離校。1910年8月,到黑龍江國境一帶考察防務,以備抗俄, 不幸被沙俄軍隊當場殺害,屍體也被拋入江水中。 蔣衛平遇難,對於李大釗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悲痛,深切地懷念 這位志士好友。在李大釗現存的19首舊體詩詞中,就有3首是為悼念這位友 人而寫的,可見他們之間情誼之深。 在1911年寫的 《哭蔣衛平》的兩首七律中,有一首寫道: 國殤滿地都堪哭,淚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靈沈漠北,經年骸骨冷江頭。 遼東化鶴歸來日,燕市屠牛漂泊秋。 萬里招魂竟何處?斷腸風雨上高樓。 李大釗這首詩,熱烈地讚頌蔣衛平的愛國報國行動,稱頌他的死是 “國 殤”,是為國而捐軀的。詩中對這位英才的不幸遇難深為惋惜,而對其身後 的被冷落更為痛心。由於對亡友的思念情深,想像著有一天這位壯士能夠成 仙,從遼東乘鶴歸來,繼續能夠在燕趙一帶過著革命者的豪放生活。不過, 這一切只能是想像。即使是萬里招魂也找不到魂在何處。所以,作者只能忍 受著斷腸般的痛苦,在淒風苦雨中獨自登上高樓,默默地眺望著死者殉國立 地的遠方。 李大釗在 《題蔣衛平遺像》的五律中又寫道: 斯人氣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幾春花,零落一抔土。 不聞叱吒聲,但聽鳴咽水。 夜夜空江頭,似有蛟龍起。 前兩首詩,註明是寫於辛亥,即1911年。這一首詩,發表於 1913年6 月,是在前兩首之後。詩中說“碧血幾春花”,即是說,這位青年愛國志士, 離開人間已有好幾個春天了。但是,對於李大釗來說,這位英雄的浩氣卻和 江流一樣,永存千古。英雄叱吒強敵之聲,人們再也聽不到了,但江水嗚咽 之聲,卻永遠泣悼這位祖國的好男兒。就在那祖國的邊疆國境,夜夜都好像 有蛟龍般的人物,在守衛、在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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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釗悼蔣衛平的詩,是李大釗本人思想、志趣、品格、情懷的真實寫 照,反映著這位偉人成長過程中一段重要心靈歷程。其實,李大釗與蔣衛平 相處時間並不長。李大釗在永平府中學堂讀書只有兩年,而蔣衛平又是從永 平府師範中途轉學過來的。因此,他們在一起大約只有1年多時間。可是, 李大釗對於這位青年志士的認識和感情如此之深,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志趣 品格上的一致性。蔣衛平的品格精神,實質上也就是李大釗的品格精神。祖 國的盛衰安危,正是他們所最關心的。蔣衛平是為保衛祖國和反抗侵略而死 的,所以,李大釗在另一首七律中寫道: “千載胥靈應有恨,不教胡馬渡江 來。”——這應是生者與死者的共同心愿。中華男兒,決不許侵略者的鐵蹄 踏上中國的領土! 李大釗一生都崇尚英雄,學習英雄。凡是歷史的現實的英雄人物,無論 古今中外,他都從中汲取精神營養。他也善於學習書本以外有價值的東西, 從多方面豐富錘鍊自己。他與蔣衛平的友情與精神聯繫,就是一個突出的例 證。 按照清政府欽定的癸卯學制規定,中學堂的修業為5年,學生的年齡為 16—21歲。但是,由於形勢的變化,改革潮流的衝擊,特別是李大釗政治意 識的覺醒,使他不願意再按部就班地去讀完5年的中學。二年級剛讀完,即 1907年的暑假,他便和幾個同學一起去天津投考新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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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少年立志及與客觀現實的矛盾 李大釗離開永平府中學堂去天津投考新的學校,是他少年立志的主要標 志。 關於李大釗當時的這一抉擇,他自己在殉難前的 《獄中自述》中曾有所 說明。他說: 釗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 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李大釗這段話非常重要。它說明:第一,他這時已下決心以愛國和救國 為己任;第二,他已認識到,愛國救國在當時已不能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而應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探索。因為,如若不是這樣,當時人們提出的愛國 救國方案,可謂多矣,他隨便跟著擁護贊成也就夠了,何需自己再下決心去 探尋;第三,他已認識到,要想挽救民族危機,關鍵必須 “振奮國群”。自 鴉片戰爭以來,不甘心於中國落後、滅亡的人們,為挽救民族危機,早已在 提出種種改革方案和進行實踐的努力,但是,都還遠不能解決如何從根本上 “振奮國群”的問題。李大釗將挽救民族危機與“振奮國群”緊密聯繫起來, 從根本上尋求解決問題之良策,這正是他其後成為偉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重 要起點。 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侵入所起的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在知識青年面前 擺著種種可供選擇之路。但大體上說,主要有兩條路:一是追求真理,尋求 民族解放與振興之路;另一種,就是只為尋求個人升官發財之路。這也正是 每個青年在立志問題上崇高與卑俗的分水嶺。 李大釗離開永平府中學後,對於個人今後的人生道路確實面臨著一種抉 擇。當時,除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招生外,另有北洋軍醫學校和長蘆銀行專修 所也都在招生。李大釗說: “軍醫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銀行專修所我亦被 考取,但理財致個人之富,亦殊違我意。故皆決然棄之,乃入政法。”對於 軍醫,李大釗說: “非我所喜”;對於能“致個人之富”的銀行,“亦殊違 我意”——李大釗當時的志趣,在這裡應該說表現得是很明顯的。其實,這 兩者都是當時某些青年的嚮往追求之所。 但是,在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中國,有志青年所走的道路從來不可能是順 利的、平坦的。李大釗為尋求挽救民族危機、振奮國群之良策而進入北洋法 政專門學校,可是,這個學校的根本性質、任務以及當時整個的教育宗旨與 李大釗的抱負追求,卻又是恰恰相違背的。 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是清王朝培養 “佐理新政”官吏的一所學校,是直 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所創辦的,清政府明確規定,學生“不准妄干國政”, 只應該 “恪守學規,專精學業”,這就是學生的“本分”。否則,就是“妄 行干預國政”,就是 “躁妄之徒”,清政府表示“決不姑容”。李大釗的上 述追求抱負,很顯然恰恰超出了清王朝規定的學生的 “本分”。 清政府還規定 “經學為必修課”,以聖賢“經義”為指導思想,為“圭 臬”,聲稱這是 “立國之本”。同時又規定,學生不准妄談“進化”與“民 權自由”等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否則,清王朝稱這是 “搖惑人心”的“狂謬 之徒”,是 “亂黨險人”的行為,將決不給他們 “本於法律”的自由。李大 釗急思 “深研政理”所要研究的,很顯然決不是清王朝規定的聖賢經義,而 恰恰正是他們所最害怕並嚴加禁止的 “搖惑人心”的西方社會政治學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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