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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制度——科舉制度,遂宣告結束。中華大地上歷史潮流的這種變化,對 於李大釗這個人物的一生,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當清王朝決定從1906年起即停止科舉考試的時候,按原定慣例1905年 乙已歲的各省科試,在各地正緊張進行。樂亭縣屬永平府(今盧龍縣)建制, 9月初,李大釗在10年苦讀準備的基礎上,滿懷信心地到達了永平府考場。 李大釗當然不知道科舉問題朝廷將有新的決定。他在考場上顯示才能, 進展順利。可是,就在他考試已經結束,只等最後張榜公布、拿回“府試中” 的喜報的時候,清王朝正式廢除科舉的的詔令也到達了永平府考場。幾天之 後,李大釗沒有拿到考上秀才的喜報,卻拿到了永平府中學堂一年級新生的 錄取通知書。 李大釗考上永平府中學堂,是他10年苦讀取得的成果。按照清政府政務 處和禮部1901年12月的規定,不同級別學校的畢業生可分別給予貢生、舉 人、進士等科舉出身。反過來說,不同科舉出身的人,也可相當於不同級別 學校學生的學歷。按等第系列,在當時,也只有被府試錄取夠上秀才資格的 人,才能被錄取進入永平府中學堂。所以,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李大釗參 加乙巳歲的府試,是考中了秀才的。他既是中國科舉制的最後一批秀才;又 是中國實行現代學校新制的第一批新生。新舊交替,在李大釗學習道路上反 映得竟如此尖銳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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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志士良友蔣衛平 李大釗進入永平府中學堂,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大轉折。他在這裡, 開始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以外的新學——西方的思想文化與自然科學。他第一 次學習 “夷人”的語言——英語。毫無疑問,使李大釗在思想上從此打開了 新的世界。 西方新思想新文化進入中國各級學校,使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愛國思想 在青少年一代中得以迅速地孕育和發展,使人們形成一種新的人生觀、世界 觀、價值觀。如果不是清政府當時立即廢科舉制度,那麼,李大釗就勢必繼 續按科舉制的道路走下去。如果是那樣,20世紀的中國歷史舞台上就決不會 有日後的李大釗。 李大釗在永平府中學堂政治意識日益提高,並第一次結識了革命志士, 這就是蔣衛平 (字大同)。蔣衛平少有大志,決心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獻身。 他非常敬慕譚嗣同為國捐驅的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改號恭譚。他是永 平府的蔣家莊人 (今屬灤縣),比李大釗大7歲。他常與李大釗等同學談論 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等的學說,與大釗的友情很深。為了進行革命活動, 蔣衛平中途輟學離校。1910年8月,到黑龍江國境一帶考察防務,以備抗俄, 不幸被沙俄軍隊當場殺害,屍體也被拋入江水中。 蔣衛平遇難,對於李大釗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悲痛,深切地懷念 這位志士好友。在李大釗現存的19首舊體詩詞中,就有3首是為悼念這位友 人而寫的,可見他們之間情誼之深。 在1911年寫的 《哭蔣衛平》的兩首七律中,有一首寫道: 國殤滿地都堪哭,淚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靈沈漠北,經年骸骨冷江頭。 遼東化鶴歸來日,燕市屠牛漂泊秋。 萬里招魂竟何處?斷腸風雨上高樓。 李大釗這首詩,熱烈地讚頌蔣衛平的愛國報國行動,稱頌他的死是 “國 殤”,是為國而捐軀的。詩中對這位英才的不幸遇難深為惋惜,而對其身後 的被冷落更為痛心。由於對亡友的思念情深,想像著有一天這位壯士能夠成 仙,從遼東乘鶴歸來,繼續能夠在燕趙一帶過著革命者的豪放生活。不過, 這一切只能是想像。即使是萬里招魂也找不到魂在何處。所以,作者只能忍 受著斷腸般的痛苦,在淒風苦雨中獨自登上高樓,默默地眺望著死者殉國立 地的遠方。 李大釗在 《題蔣衛平遺像》的五律中又寫道: 斯人氣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幾春花,零落一抔土。 不聞叱吒聲,但聽鳴咽水。 夜夜空江頭,似有蛟龍起。 前兩首詩,註明是寫於辛亥,即1911年。這一首詩,發表於 1913年6 月,是在前兩首之後。詩中說“碧血幾春花”,即是說,這位青年愛國志士, 離開人間已有好幾個春天了。但是,對於李大釗來說,這位英雄的浩氣卻和 江流一樣,永存千古。英雄叱吒強敵之聲,人們再也聽不到了,但江水嗚咽 之聲,卻永遠泣悼這位祖國的好男兒。就在那祖國的邊疆國境,夜夜都好像 有蛟龍般的人物,在守衛、在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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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悼蔣衛平的詩,是李大釗本人思想、志趣、品格、情懷的真實寫 照,反映著這位偉人成長過程中一段重要心靈歷程。其實,李大釗與蔣衛平 相處時間並不長。李大釗在永平府中學堂讀書只有兩年,而蔣衛平又是從永 平府師範中途轉學過來的。因此,他們在一起大約只有1年多時間。可是, 李大釗對於這位青年志士的認識和感情如此之深,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志趣 品格上的一致性。蔣衛平的品格精神,實質上也就是李大釗的品格精神。祖 國的盛衰安危,正是他們所最關心的。蔣衛平是為保衛祖國和反抗侵略而死 的,所以,李大釗在另一首七律中寫道: “千載胥靈應有恨,不教胡馬渡江 來。”——這應是生者與死者的共同心愿。中華男兒,決不許侵略者的鐵蹄 踏上中國的領土! 李大釗一生都崇尚英雄,學習英雄。凡是歷史的現實的英雄人物,無論 古今中外,他都從中汲取精神營養。他也善於學習書本以外有價值的東西, 從多方面豐富錘鍊自己。他與蔣衛平的友情與精神聯繫,就是一個突出的例 證。 按照清政府欽定的癸卯學制規定,中學堂的修業為5年,學生的年齡為 16—21歲。但是,由於形勢的變化,改革潮流的衝擊,特別是李大釗政治意 識的覺醒,使他不願意再按部就班地去讀完5年的中學。二年級剛讀完,即 1907年的暑假,他便和幾個同學一起去天津投考新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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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少年立志及與客觀現實的矛盾 李大釗離開永平府中學堂去天津投考新的學校,是他少年立志的主要標 志。 關於李大釗當時的這一抉擇,他自己在殉難前的 《獄中自述》中曾有所 說明。他說: 釗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 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李大釗這段話非常重要。它說明:第一,他這時已下決心以愛國和救國 為己任;第二,他已認識到,愛國救國在當時已不能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而應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探索。因為,如若不是這樣,當時人們提出的愛國 救國方案,可謂多矣,他隨便跟著擁護贊成也就夠了,何需自己再下決心去 探尋;第三,他已認識到,要想挽救民族危機,關鍵必須 “振奮國群”。自 鴉片戰爭以來,不甘心於中國落後、滅亡的人們,為挽救民族危機,早已在 提出種種改革方案和進行實踐的努力,但是,都還遠不能解決如何從根本上 “振奮國群”的問題。李大釗將挽救民族危機與“振奮國群”緊密聯繫起來, 從根本上尋求解決問題之良策,這正是他其後成為偉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重 要起點。 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侵入所起的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在知識青年面前 擺著種種可供選擇之路。但大體上說,主要有兩條路:一是追求真理,尋求 民族解放與振興之路;另一種,就是只為尋求個人升官發財之路。這也正是 每個青年在立志問題上崇高與卑俗的分水嶺。 李大釗離開永平府中學後,對於個人今後的人生道路確實面臨著一種抉 擇。當時,除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招生外,另有北洋軍醫學校和長蘆銀行專修 所也都在招生。李大釗說: “軍醫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銀行專修所我亦被 考取,但理財致個人之富,亦殊違我意。故皆決然棄之,乃入政法。”對於 軍醫,李大釗說: “非我所喜”;對於能“致個人之富”的銀行,“亦殊違 我意”——李大釗當時的志趣,在這裡應該說表現得是很明顯的。其實,這 兩者都是當時某些青年的嚮往追求之所。 但是,在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中國,有志青年所走的道路從來不可能是順 利的、平坦的。李大釗為尋求挽救民族危機、振奮國群之良策而進入北洋法 政專門學校,可是,這個學校的根本性質、任務以及當時整個的教育宗旨與 李大釗的抱負追求,卻又是恰恰相違背的。 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是清王朝培養 “佐理新政”官吏的一所學校,是直 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所創辦的,清政府明確規定,學生“不准妄干國政”, 只應該 “恪守學規,專精學業”,這就是學生的“本分”。否則,就是“妄 行干預國政”,就是 “躁妄之徒”,清政府表示“決不姑容”。李大釗的上 述追求抱負,很顯然恰恰超出了清王朝規定的學生的 “本分”。 清政府還規定 “經學為必修課”,以聖賢“經義”為指導思想,為“圭 臬”,聲稱這是 “立國之本”。同時又規定,學生不准妄談“進化”與“民 權自由”等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否則,清王朝稱這是 “搖惑人心”的“狂謬 之徒”,是 “亂黨險人”的行為,將決不給他們 “本於法律”的自由。李大 釗急思 “深研政理”所要研究的,很顯然決不是清王朝規定的聖賢經義,而 恰恰正是他們所最害怕並嚴加禁止的 “搖惑人心”的西方社會政治學說,是
傳統制度——科舉制度,遂宣告結束。中華大地上歷史潮流的這種變化,對 於李大釗這個人物的一生,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當清王朝決定從1906年起即停止科舉考試的時候,按原定慣例1905年 乙已歲的各省科試,在各地正緊張進行。樂亭縣屬永平府(今盧龍縣)建制, 9月初,李大釗在10年苦讀準備的基礎上,滿懷信心地到達了永平府考場。 李大釗當然不知道科舉問題朝廷將有新的決定。他在考場上顯示才能, 進展順利。可是,就在他考試已經結束,只等最後張榜公布、拿回“府試中” 的喜報的時候,清王朝正式廢除科舉的的詔令也到達了永平府考場。幾天之 後,李大釗沒有拿到考上秀才的喜報,卻拿到了永平府中學堂一年級新生的 錄取通知書。 李大釗考上永平府中學堂,是他10年苦讀取得的成果。按照清政府政務 處和禮部1901年12月的規定,不同級別學校的畢業生可分別給予貢生、舉 人、進士等科舉出身。反過來說,不同科舉出身的人,也可相當於不同級別 學校學生的學歷。按等第系列,在當時,也只有被府試錄取夠上秀才資格的 人,才能被錄取進入永平府中學堂。所以,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李大釗參 加乙巳歲的府試,是考中了秀才的。他既是中國科舉制的最後一批秀才;又 是中國實行現代學校新制的第一批新生。新舊交替,在李大釗學習道路上反 映得竟如此尖銳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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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志士良友蔣衛平 李大釗進入永平府中學堂,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大轉折。他在這裡, 開始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以外的新學——西方的思想文化與自然科學。他第一 次學習 “夷人”的語言——英語。毫無疑問,使李大釗在思想上從此打開了 新的世界。 西方新思想新文化進入中國各級學校,使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愛國思想 在青少年一代中得以迅速地孕育和發展,使人們形成一種新的人生觀、世界 觀、價值觀。如果不是清政府當時立即廢科舉制度,那麼,李大釗就勢必繼 續按科舉制的道路走下去。如果是那樣,20世紀的中國歷史舞台上就決不會 有日後的李大釗。 李大釗在永平府中學堂政治意識日益提高,並第一次結識了革命志士, 這就是蔣衛平 (字大同)。蔣衛平少有大志,決心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獻身。 他非常敬慕譚嗣同為國捐驅的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改號恭譚。他是永 平府的蔣家莊人 (今屬灤縣),比李大釗大7歲。他常與李大釗等同學談論 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等的學說,與大釗的友情很深。為了進行革命活動, 蔣衛平中途輟學離校。1910年8月,到黑龍江國境一帶考察防務,以備抗俄, 不幸被沙俄軍隊當場殺害,屍體也被拋入江水中。 蔣衛平遇難,對於李大釗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悲痛,深切地懷念 這位志士好友。在李大釗現存的19首舊體詩詞中,就有3首是為悼念這位友 人而寫的,可見他們之間情誼之深。 在1911年寫的 《哭蔣衛平》的兩首七律中,有一首寫道: 國殤滿地都堪哭,淚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靈沈漠北,經年骸骨冷江頭。 遼東化鶴歸來日,燕市屠牛漂泊秋。 萬里招魂竟何處?斷腸風雨上高樓。 李大釗這首詩,熱烈地讚頌蔣衛平的愛國報國行動,稱頌他的死是 “國 殤”,是為國而捐軀的。詩中對這位英才的不幸遇難深為惋惜,而對其身後 的被冷落更為痛心。由於對亡友的思念情深,想像著有一天這位壯士能夠成 仙,從遼東乘鶴歸來,繼續能夠在燕趙一帶過著革命者的豪放生活。不過, 這一切只能是想像。即使是萬里招魂也找不到魂在何處。所以,作者只能忍 受著斷腸般的痛苦,在淒風苦雨中獨自登上高樓,默默地眺望著死者殉國立 地的遠方。 李大釗在 《題蔣衛平遺像》的五律中又寫道: 斯人氣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幾春花,零落一抔土。 不聞叱吒聲,但聽鳴咽水。 夜夜空江頭,似有蛟龍起。 前兩首詩,註明是寫於辛亥,即1911年。這一首詩,發表於 1913年6 月,是在前兩首之後。詩中說“碧血幾春花”,即是說,這位青年愛國志士, 離開人間已有好幾個春天了。但是,對於李大釗來說,這位英雄的浩氣卻和 江流一樣,永存千古。英雄叱吒強敵之聲,人們再也聽不到了,但江水嗚咽 之聲,卻永遠泣悼這位祖國的好男兒。就在那祖國的邊疆國境,夜夜都好像 有蛟龍般的人物,在守衛、在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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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悼蔣衛平的詩,是李大釗本人思想、志趣、品格、情懷的真實寫 照,反映著這位偉人成長過程中一段重要心靈歷程。其實,李大釗與蔣衛平 相處時間並不長。李大釗在永平府中學堂讀書只有兩年,而蔣衛平又是從永 平府師範中途轉學過來的。因此,他們在一起大約只有1年多時間。可是, 李大釗對於這位青年志士的認識和感情如此之深,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志趣 品格上的一致性。蔣衛平的品格精神,實質上也就是李大釗的品格精神。祖 國的盛衰安危,正是他們所最關心的。蔣衛平是為保衛祖國和反抗侵略而死 的,所以,李大釗在另一首七律中寫道: “千載胥靈應有恨,不教胡馬渡江 來。”——這應是生者與死者的共同心愿。中華男兒,決不許侵略者的鐵蹄 踏上中國的領土! 李大釗一生都崇尚英雄,學習英雄。凡是歷史的現實的英雄人物,無論 古今中外,他都從中汲取精神營養。他也善於學習書本以外有價值的東西, 從多方面豐富錘鍊自己。他與蔣衛平的友情與精神聯繫,就是一個突出的例 證。 按照清政府欽定的癸卯學制規定,中學堂的修業為5年,學生的年齡為 16—21歲。但是,由於形勢的變化,改革潮流的衝擊,特別是李大釗政治意 識的覺醒,使他不願意再按部就班地去讀完5年的中學。二年級剛讀完,即 1907年的暑假,他便和幾個同學一起去天津投考新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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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少年立志及與客觀現實的矛盾 李大釗離開永平府中學堂去天津投考新的學校,是他少年立志的主要標 志。 關於李大釗當時的這一抉擇,他自己在殉難前的 《獄中自述》中曾有所 說明。他說: 釗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 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李大釗這段話非常重要。它說明:第一,他這時已下決心以愛國和救國 為己任;第二,他已認識到,愛國救國在當時已不能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而應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探索。因為,如若不是這樣,當時人們提出的愛國 救國方案,可謂多矣,他隨便跟著擁護贊成也就夠了,何需自己再下決心去 探尋;第三,他已認識到,要想挽救民族危機,關鍵必須 “振奮國群”。自 鴉片戰爭以來,不甘心於中國落後、滅亡的人們,為挽救民族危機,早已在 提出種種改革方案和進行實踐的努力,但是,都還遠不能解決如何從根本上 “振奮國群”的問題。李大釗將挽救民族危機與“振奮國群”緊密聯繫起來, 從根本上尋求解決問題之良策,這正是他其後成為偉大思想家、革命家的重 要起點。 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侵入所起的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在知識青年面前 擺著種種可供選擇之路。但大體上說,主要有兩條路:一是追求真理,尋求 民族解放與振興之路;另一種,就是只為尋求個人升官發財之路。這也正是 每個青年在立志問題上崇高與卑俗的分水嶺。 李大釗離開永平府中學後,對於個人今後的人生道路確實面臨著一種抉 擇。當時,除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招生外,另有北洋軍醫學校和長蘆銀行專修 所也都在招生。李大釗說: “軍醫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銀行專修所我亦被 考取,但理財致個人之富,亦殊違我意。故皆決然棄之,乃入政法。”對於 軍醫,李大釗說: “非我所喜”;對於能“致個人之富”的銀行,“亦殊違 我意”——李大釗當時的志趣,在這裡應該說表現得是很明顯的。其實,這 兩者都是當時某些青年的嚮往追求之所。 但是,在封建主義統治下的中國,有志青年所走的道路從來不可能是順 利的、平坦的。李大釗為尋求挽救民族危機、振奮國群之良策而進入北洋法 政專門學校,可是,這個學校的根本性質、任務以及當時整個的教育宗旨與 李大釗的抱負追求,卻又是恰恰相違背的。 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是清王朝培養 “佐理新政”官吏的一所學校,是直 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所創辦的,清政府明確規定,學生“不准妄干國政”, 只應該 “恪守學規,專精學業”,這就是學生的“本分”。否則,就是“妄 行干預國政”,就是 “躁妄之徒”,清政府表示“決不姑容”。李大釗的上 述追求抱負,很顯然恰恰超出了清王朝規定的學生的 “本分”。 清政府還規定 “經學為必修課”,以聖賢“經義”為指導思想,為“圭 臬”,聲稱這是 “立國之本”。同時又規定,學生不准妄談“進化”與“民 權自由”等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否則,清王朝稱這是 “搖惑人心”的“狂謬 之徒”,是 “亂黨險人”的行為,將決不給他們 “本於法律”的自由。李大 釗急思 “深研政理”所要研究的,很顯然決不是清王朝規定的聖賢經義,而 恰恰正是他們所最害怕並嚴加禁止的 “搖惑人心”的西方社會政治學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