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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魯迅對中國的記者發出告誡：千萬不要忘記，中國的報章“它還能為惡，自然也還能為善。‘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採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41〕所謂“純客觀”並不存在，每一個參與媒體者就必須考慮“為誰說話”，做出“為惡還是為善”的選擇。作為一種報刊文體，魯迅的雜文的真正特別之處，就在於他是自覺地為被剝奪了發言權的被壓迫、被侮辱的“弱者”說話的，〔42〕因此，他註定是中國媒體中的異類。
四
魯迅也必然在報刊上不斷遭到“圍剿”。只要翻翻魯迅為他的雜文集所寫的《前記》、《序言》和《後記》，就不難看出，魯迅是怎樣艱難地進行著論者所說的“現代都市叢林”中的“游擊戰”的〔43〕：怎樣使用某一固定筆名，在《自由談》上投稿，又怎樣被“告發”;〔44〕如何因“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而“接連的不能發表”，又如何被“公開告密”，變成“日本的間接偵探”;〔45〕怎樣“另用各種的筆名，障住了編輯先生和檢察老爺的眼睛”，在《自由談》上繼續發文，但“不及半年，就得著更厲害的壓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筆，證明了我的筆墨，實在敵不過那些帶著假面，從指揮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又怎樣被某“鷹犬”以“軍事裁判”相威脅，“含著甚深的殺機”，“受著武力征伐”的同時，又“得到文力征伐”，終於到了“我不批評社會，也不論人，而人論我的時期了”。〔46〕魯迅於是發出這樣的感慨：在中國向日報副刊投稿，“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而實際上作者自己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發表出來的文章有被抽四次的可能”，“因此除了官準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只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魯迅說得很沉重：“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苟延殘喘，和讀者見面的，那麼，非奴隸文章是什麼呢?”〔47〕
儘管是不自由的奴隸，卻也要掙扎，做哪怕是最微弱的抗爭。魯迅的辦法是，儘可能地把這段奴隸的歷史記錄下來，“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48〕魯迅說，“這其實也並非專為我自己，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對於別人的攻擊，想來也還要用這一類的方法，但自然要改變了所攻擊的人名。將來的戰鬥的青年，倘在類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見這記錄，我想是必能開顏一笑，更明白所謂敵人者是怎樣的東西的”。〔49〕——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們今天的讀者，正是魯迅當年所期待的“將來的戰鬥的青年”，面對魯迅刻意留給我們的這些歷史的“記錄”，面對自己當下的“境遇”，我們會有怎樣的思考呢?
因此，每到年終，魯迅都要把他所寫的雜文編輯成集，並採取種種編輯手段，將他的雜文在報刊上發表的原生形態，儘可能地保存下來。——今天，我們讀魯迅的雜文，也就不能孤立地讀，而要放到他的雜文集的整體中，進入寫作與發表雜文的那個時代的大環境與小環境中，也就是進入特定的歷史情境，儘可能地去捕捉原生形態的新鮮感、現場感，才可能有設身處地的感悟與理解。
首先要注意每一本雜文集的“前記”(或“序言”)與“後記”。魯迅說：“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加上“後記”，是為了使全書“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而魯迅的後記的特點，是常常抄錄、“補敘”每篇雜文引發的“糾紛”的有關材料，魯迅說，這“同時也照見了時事，格局雖小，不也就描出了或一形象了麼?”〔50〕魯迅對有關材料，基本上原文照錄，但有時也略加點評，其本身就是很好的雜文，讀時不可輕輕放過。
在“前記”與“後記”的基礎上，魯迅總是給他的雜文集取一個獨特而又傳神的書名，以“畫龍點睛”。因此，我們幾乎可以根據他的書名而勾畫出一幅20世紀30年代魯迅的寫作圖景：他是在“且介亭”(半租界)里，懷著對同階級的“二心”，〔51〕背著“革命文學家”賜予的“三閒”罪名，〔52〕以“不入調，不入流”的“南腔北調”，寫著“偽自由書”，因禁論國事風雲而作“准風月談”，卻被“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譏為“花邊文學”。〔53〕——魯迅的寫作環境、邊緣位置，為各方面所不容，不得不“橫站”的苦況中的堅守……都盡在其中了。
大可琢磨的還有所用的筆名。化用各種筆名，以“障住編輯先生和檢察老爺的眼睛”，這也是魯迅所說的“鑽文網”的法子。魯迅說，這也是為了“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但“這樣一來，卻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於是，乾脆在編集時，“將當時所用筆名，仍舊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負著應負的責任”。〔54〕關於魯迅在這一時期所用的筆名，許廣平寫過一篇文章，有詳細的考察，〔55〕這裡抄錄幾段：《偽自由書》里“用得最多的是何家干三字。取這名時，無非因為姓何的最普通，家字排也甚多見，如家棟、家駒，若何作誰解，就是‘誰家做’的，更有意思了”。《准風月談》的《推》、《“推”的余談》等用的“豐之餘”，“是對那些說他是‘封建餘孽’而起的名字”;《“抄靶子”》、《“吃白相飯”》等署的“旅隼”，“隼，‘箋：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旅隼，和魯迅音相似，或者從同音蛻變。隼性急疾，則又為先生自喻之意”;《各種捐班》署名“洛文”，是“隋洛文”這一筆名的縮寫，“不用說是為了1930年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而起的了”;《夜頌》用“游光”的名字，類似的幾篇如《秋夜紀游》、《談蝙蝠》也用此名，顯然與談的“多半是關於夜的東西”有關。《花邊文學》里《〈如此廣州〉讀後感》里用“越客”的筆名，是強調自己的“浙江人”身份。而《論“人言可畏”》署名“趙令儀”，類似的還有“黃凱音”、“張沛”等，“蓋取其通俗，以掩耳目”。正如許廣平所說：“我們要了解某一時代的思潮，某一時代的文學背景，和產生這文學的關係，研究這特殊的，作者幻化許多名字，冀圖表達其意見的苦衷，對於將來從事文學的人們，或者不無裨益罷。”〔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