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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調整的過程要求節約能源、提高能源效用的科技進步和尋找新的石油來源的勘探工作。但是，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時間—在最理想狀況下，也需要幾年時間。世界金融系統面臨的是首當其衝的危機。必須找到某種方法將資本重新輸送到石油消費國家，以便“回收”石油美元，否則蕭條和停滯可能會演變成爆發性的全球大衰退。
87. 回收石油美元
回收美元和維持全球貿易與金融體制的任務落在了大型國際商業銀行的肩上，包括大通。石油輸出國家也面臨著嚴重的問題：他們賺取的巨額資金如何投資。對於中東地區的主要國家來說，他們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長們很願意在回收程序中給予合作。但是，每個國家採取的方式各不相同。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國沙烏地阿拉伯將其新產生的大部分巨額收入作為定期存款存進美國銀行，或者購買美國國債。他們的謹慎政策使我們能夠有效地將資金回收給石油消費國家。
不那麼保守的科威特將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投資於美國和歐洲的資本市場和股票市場，結果他們的資金儲備以超過沙烏地阿拉伯的速度成比例上升。伊朗國王把自己新獲得的石油財富的很大一部分進行有計劃的國內投資，包括經濟多元化、大規模的國防開支、建設新的水電網絡和國家教育系統的發展。
由於大通與沙烏地阿拉伯金融署和伊朗中央銀行保持著長期聯繫，因此，我們輕易地獲得了該地區的資金。我們在歐洲貨幣市場的牢固地位—大量剩餘資金通過該市場得到了回收—使得我們能夠讓資金避開聯邦儲備銀行制定的法規限制，對於防止資本市場的長期混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回收的大部分石油美元貸款給了外國企業和行業，雖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東亞的部分地區，大部分資金貸給了主宰這些地區經濟的國有企業。有時，我們直接貸款給各國政府，為他們的國際收支虧空提供資金。1974年年初，發生了一件令人難忘的事情。義大利面臨幾十億美元的帳目虧損，在為購買石油而提供融資方面遇到了麻煩。在義大利銀行舉辦的一次午餐過程中，該銀行的行長吉多•卡利要求我提供2.5億美元的緊急貸款。我必須說，我不習慣在喝咖啡的過程中就同意發放如此規模的貸款，我們也不鼓勵給政府貸款，除非這種貸款直接用於生產型投資。但在那種情況下，鑑於義大利局勢的緊迫性以及大通與義大利銀行的長期關係，我當場同意發放貸款。大通的迅速決策贏得了義大利的歡呼，而最重要的是，該貸款按期還清了。
大通以及其他國際銀行能夠預先阻止許多人害怕的全球金融系統的癱瘓。可是各銀行只能一時控制這個過程，更需要的是各國政府的協調行動，才能處理根本問題。但這種協調行動沒有出現，而更大範圍的全球經濟問題依然存在。
88. 債務危機
雖然大通的大部分外國貸款流向工業化世界和石油輸出國家，但有1/3的貸款對象是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截至1982年，大蕭條的殘餘影響和1979年的石油恐慌影響引發了流動資金從許多這類國家大規模抽撤。首先是墨西哥，接著是巴西，然後是許多其他國家，他們紛紛宣布延期償付債務的利息，從而突然造成了金融危機，對世界金融秩序構成了第二次，也是更加嚴重的威脅。
其中的一個後果是，大通以及其他正在回收美元的銀行在20世紀80年代期間蒙受了巨大損失。隨著該過程的繼續，由於給國有企業，而不是私人公司貸款，銀行家們備受指責。由於私人擁有的大型公司在拉丁美洲以及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中寥寥無幾，我們沒有其他辦法來回收石油美元。大多數批評家在努力證明商業銀行家不負責任的時候，卻輕而易舉地忽略了這一點。
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是1973年石油危機和該危機之後的突然性世界經濟結構重組帶來的較長期後果。事實上，在這兩個時期之間，無論是各國政府還是私營部門都有充足的時間進行艱難的預算削減和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以便最大程度地降低為未來生產力而產生大規模借款的影響。但是，世界上各大工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政府選擇了更為容易、對抗性較弱的步驟。儘管美國和歐洲的大型商業銀行在這些年裡扮演了中間協調的角色—我稱之為英雄角色，但還不足以推遲受“懲罰”的時間。
89. 在中東的擴張
雖然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的爭端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油價上漲給大通帶來了巨大的負擔，但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不同尋常的機遇。我們作出的反應是制定了在中東和北非大舉擴張的戰略。我們的基本目標是在所有允許的地方設點，只要當地的經濟條件適合這種努力和開銷。1970年，我們的區域網絡只包含黎巴嫩的一個分行、巴林的一個代表處和杜拜的一家合營銀行。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們在突尼西亞又開設了一個代表處，在約旦的安曼開設了一個新分行，在伊朗、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卡達和阿布達比成立了合營銀行。
由於頻繁出入該地區，我認識了那裡的統治者和政界的高級官員，他們允許大通在當地開設金融機構。比如，在埃及，在薩達特要我們開設分行後不到4個月時間，我便給了他一個肯定的答覆。
90. 複雜的個人關係
1974年1月，我在開羅見到薩達特的時候，他變得情緒高漲。那時，他已經見過了基辛格，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看法與我在1971年與他進行第一次談話時相比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我與他的第一次交談中，他曾經憤怒地譴責基辛格頑固的“強權政治”，譴責尼克森拒絕與埃及進行平等交往。“我喜歡亨利，”他說，“我們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他是我所見過的美國政治家中讓我尊敬的第一個人。”
薩達特急切地要討論他對埃及的計劃，包括沿蘇伊士運河的一個免稅區、從紅海到亞歷山大的一條石油管線，以及他口中的“規模夠洛克菲勒家人做的事情”—建設一條新的蘇伊士運河。突然，他身子往前一探，打斷了我的話，笑了笑，說道：“你知道，戴維，如果那天我們在談話時我說漏了嘴，我就會不得不把你留下來。我就不會讓你離開，把我的打算告訴所有人。”
我們回到了金融話題。我告訴他，大通認為最好的方法是與埃及國民銀行一起成立一家合營企業，而不是開設一個業務範圍比較有限的完全獨資的分行。薩達特說：“我覺得你在這裡的業務活動可能會給你在國內帶來麻煩。以色列人在美國會饒不了你。”我暗示說，到目前為止，情況正好相反：事實上，“以色列人對我們與埃及之間的經濟關係非常肯定。結果，以色列人已經向我們表達了他們的祝福”。
1975年1月，我們與薩達特簽署了成立埃及大通國民銀行(大通占49%的股份)的合營協議。在後來的幾年裡，我們在開羅、亞歷山大和塞得港開設了分支機構。
91. 複雜的銀行業務關係
我自己以及大通與以色列的關係仍然是紛繁複雜。1975年1月，在我訪問耶路撒冷期間，財政部長耶胡施瓦•拉比諾維茨讓我考慮在以色列開設一個大通分行。這使我處於一個難堪境地，因為我正要與薩達特完成埃及大通國民銀行的交易。儘管如此，我告訴財政部長，我們會考慮這個提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