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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已經19歲了，但那是我和父親第一次單獨在一起。我們兩人都很放鬆，而且他也坦率地談到了他自己和他的童年。那是我們在一起的最好的時光之一。
1935年春天，我和迪克•吉爾德決定暑期駕車遊覽一下歐洲。促使我們做出這個決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我們上過的兩個藝術課程，希望能夠親眼看一看我們學習過的一些歐洲藝術大作。結果，我們在6個星期的時間裡參觀了大約30家博物館。然而，與此同時，我們被德國不祥的政治局勢所吸引，對未來感到深深的憂慮。
我們乘坐的是“奧林匹克號”(S.S. Olympic)的旅遊艙，並帶上了父親給我在大學期間使用的A型福特車。我們驅車穿過了低地國家後，在巴黎停留了幾天，然後再繼續開車前往德國，並在德國待了兩個星期。
這個國家已經明顯成了第三帝國。我們在驅車穿越德國的時候，看到公共廣場的杆子上貼著的標語將猶太人斥為德國的“禍根”。全國上下似乎有一半的人身穿某種制服。一天晚上，我和迪克在黑森林郊區的一家客棧里，這時一群士兵走進來，坐在鄰近的桌子旁，與我們交談起來。他們對美國很好奇，而且很善談。晚間快結束的時候，他們對我們說起了他們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們友好極了—直到在黑森林旅行的一對夫婦進了客棧。屋子裡仿佛蒙上了一片陰影。我們剛剛琢磨過來怎麼回事，這時士兵們明顯地朝新來的人背過身去，開始大聲談論猶太人，以及猶太人對德國構成的威脅。那對夫婦離開的時候，一個士兵轉過身，舉起右臂，說，“嗨，希特勒!”—這是德國的法定禮數。那個婦女非常客氣地說，她不使用這種官方的敬禮，不過還是祝他們晚安。接著，他們走出了門。我們感覺很不是滋味，沒過多會兒也離開了。
我和迪克經常在夜裡收聽電台廣播，而我會竭盡全力翻譯希特勒那慷慨激昂的鏗鏘之辭。儘管我們無法聽懂每一個詞，我們還是感覺到希特勒有力地控制了德國人民—這一點，我們從兵營式的日常生活中也看了出來。迪克只要聽到希特勒說話時的抑揚頓挫的節律和戲劇效果，就會又氣又怕。聽到他的講話結束的時候，迪克的眼裡會噙滿憤怒的淚花。迪克後來說，正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廣播讓他確信，我們最終將不得不與納粹作戰。他說，任何具有那種催眠般力量來驅使、改變他人的人都是十分危險的。
29. 拜會帕德雷夫斯基和弗洛伊德
離開黑森林，我們驅車進入了瑞士。我們跨過萊茵河，然後繼續前往日內瓦。途中，我們在莫日爾停了一下，拜見了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音樂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還當過一小陣子波蘭的總理。去年，他在我父母的紐約住家舉辦音樂會的時候，我就見過他，並為他的個性和演技所吸引。他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留著一頭蓬亂的白髮。他盛情、熱烈地接待了我們，帶我們參觀了他的家。離開帕德雷夫斯基的家以後，我們又參觀了父親在幾年前為國際聯盟建造的圖書館。
不久，我的嫂子托德加入了我們的旅程。那年夏天，托德和內爾森住在英國，內爾森在大通銀行倫敦分行工作。在離開紐約之前，我和迪克曾經邀請她跟我們一起旅遊一個星期，但並沒有指望她能來。當她表示同意的時候，我們喜出望外。她在琉森與我們會合，然後我們一起前往瑞士和奧地利交界處的阿爾卑斯山。我的A型福特車沒有行李箱，幾乎沒有多少地方容納托德和我們的行李，但我們將就得很好，一路非常愉快。這次快樂的旅行讓露西姨媽感到震驚。她認為一個已婚女子在沒有年長婦女陪伴的情況下與兩個年輕男子一起旅行是極其不合適的。實際上，那是很無辜的。我和托德在6年前的埃及之行中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而在大學假期期間，她和內爾森有好幾次為我在“阿比頓山莊”舉行家庭晚會時充當了監護人的角色。托德就像是我的大姐，我覺得她非常喜歡跟我們這兩個大學生一起嬉笑玩鬧。
結束了阿爾卑斯山的旅遊後，我們驅車穿過奧地利，來到維也納。在那裡，我們拜見了弗洛伊德。那次拜會是迪克的姨媽安排的。她曾經接受過弗洛伊德的分析，並一直住在他們家，陪伴安娜•弗洛伊德，並與她一起撰寫了許多有關兒童心理學的書。那個時候，弗洛伊德已經很老了，顎部的癌細胞正折磨著他。但儘管他表現出了明顯的不適，對我們卻是非常友好。對於討論弗洛伊德心理學—對此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他的興趣似乎不如談論他大量收集的、堆滿了他的書房和客廳的埃及、希臘和羅馬的藝術品。他對我去過埃及的事情非常感興趣，仔細地詢問了我的所見所聞。我後來發現，弗洛伊德幾乎迷上了無形事物發展史，尤其是人類自我的歷史沿革。我們還用了一些時間跟安娜一起討論了心理學中一些比較熟悉的內容。她一定很能說服人，因為我對我父母說：“顯然弗洛伊德的信念被半瓶子醋的批評家們曲解了，因為我們從她那裡聽到的東西是最神聖的。”
30. 洛克菲勒家族遺產
1934年秋天對於我，以及我的家族的未來而言，是個關鍵的時刻。父親決定要設立一系列不可更改的信託財產，為母親以及他的6個孩子每人留下6 000萬美元。通過這些1934年信託財產—我們家族裡是這麼稱呼父親的決定的—父親能夠至少將家族財富的一部分資產在免財產稅的情況下傳給了3代人。如今，這些信託財產構成了我們家族的主要財富。沒有這些信託財產，洛克菲勒家族的絕大部分財富就會要麼通過稅的形式交給了政府，要麼捐獻給了慈善機構。
聽起來可能不可思議，但我從來沒有想當然地以為自己會繼承巨大的財富。誠然，我知道父親非常富有，但我同時知道，大蕭條給他的財富以及所有人的財富都帶來了巨大損失。我清楚地記得，在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收到過父親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說，鑑於形勢的發展，我非常有可能不得不“打工謀生”。儘管大部分人都會作此打算，但此話出自全國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卻叫人有些驚異了。
我知道，父親在平衡處理相互競爭，甚至相互矛盾的各種金錢需求：有源自他大量的慈善承諾和洛克菲勒中心的經濟責任，也有家庭的經濟需求。父親明白，我們需要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性，而這是他必須滿足的需求。但是，他認為我們都還太年輕，太缺乏處理大量資金的能力，離不開專家的監督和指導。說到底，他的父親是在他到了40多歲的時候才開始將可觀的錢財傳給他的。而且，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那樣，祖父最初可能根本沒有打算給他留下大部分財產。我猜測，父親原本希望再等上幾年，然後再決定如何分配他的財產。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羅斯福總統針對富裕階層的稅收政策，說服了父親在這個時候採取如此行動。1934年，饋贈和財產稅稅率的大幅度提高讓父親相信，如果他希望讓我們能夠獨立起來的話，他別無選擇。但是，他對我們成熟程度和經驗程度的真正擔心，促使他設立了信託財產，嚴格限定任何一個受益人獲取收益、動用本金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