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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學校不是那種典型的富家子女上學的私人學校，不像男孩的白朗寧(Browning)或聖伯納德(St. Bernard誷)，也不像女孩的蔡平(插pin)或布里爾利(Brearly)。那裡的學費相當低，具有競爭性，來自任何家庭背景的孩子都可以上。林肯學校對男女生都開放，其生源構成在市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的班裡，只有幾個孩子來自富裕商人或銀行家的家庭，大多數同學來自中產階級的學術界和藝術界家庭。其中之一是特西姆•佐拉奇，是著名雕塑家威廉•佐拉奇(William Zorach)的兒子;他的妻子瑪格麗特從事繪畫和掛毯的編織。有幾個孩子來自新近移民到美國的家庭，有一個還是白俄羅斯移民。我的同學們都很聰明，而且—跟我一樣—對活動的興趣大於體育。
當時，林肯學校與紐約所有其他學校不同的是其實驗教材和教學方法。父親熱烈支持約翰•杜威的教育方法和學校改革，並給予了慷慨的支持。父親和林肯學校的其他創始人們相信，現代學校必須不僅僅是公式數據和死記硬背的場所;學校必須成為人們學習如何自己動腦筋解決問題的地方。經營林肯學校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Teacher誷 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早年的相當一部分經濟支持來自大眾教育委員會，是實踐杜威教育思想的實驗學校。
林肯學校強調孩子們有學習和在自己的教育方面扮演積極角色的自由。在大多數課程中，我們沒有教科書上具體的閱讀作業，而是被要求自己去圖書館搜尋資料。從根本上說，老師教我們的是如何學習，而不是簡單地重複灌輸給我們的數據。但是，這種方法也有一些缺點。拿我來說，我在閱讀和拼寫方面很弱，而我的老師們根據“進步型”教育理論認為那是無關緊要的。他們認為我只是讀得比較慢，會自己成長起來的。結果，我的閱讀能力以及我的拼寫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只是略有提高。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除了巴布斯和約翰—在朗讀方面都多少有些困難。
在另一方面，我在林肯學校遇到了幾個非常好的老師。我終身對歷史的興趣歸功於我的六年級老師埃爾米納•勒克—是他把過去描繪得栩栩如生。雖然在某些方面，林肯學校造成了我後來的措手不及，我還是在17歲那年進了哈佛，並在那裡以良好的成績完成了學術課程。
15. 波坎蒂克
冬天的時候，全家到威斯特徹斯特縣波坎蒂克山上的宅子裡過周末，就在如今橫跨哈得孫河的塔潘齊橋的北面。我們開著一輛新普利斯(Crane Simplex)車上的山。車頂很高，一個中等身高的人完全可以站在車裡。車上有摺疊側座，連司機在內，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納7個人。對於孩子們來說，那條路似乎永遠走不完—當時沒有現代公路，從曼哈頓出發走了大約一個半小時，而且我清楚地記得座位上的長毛絨味道總是讓我感到有點暈車。
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祖父就在其兄弟威廉在哈得孫河邊地產附近的波坎蒂克購買房地產。威斯特徹斯特縣的西南部地區當時還是荒郊野外，有大片大片的樹林、湖泊、田野和河溪—到處都是野生動植物。最後，我們家買下了波坎蒂克山四周以及波坎蒂克山小村莊大部分地塊共計約3 400英畝的土地。那裡的大部分村民都為我們家族工作，住在祖父擁有的房屋裡。
我的祖父母住的木屋在1901年被大火燒毀。他們沒有就地重建，而只是搬進了山下面的一些小房子裡—名叫“肯特屋”(Kent House)。他們在裡面感覺心滿意足。在父親的再三催促下，他們最後在山頂原來木屋的旁邊建起了一棟更大、更結實的房子。祖父從1912年起住進了“基魁特”，直到他於1937年去世。在這之後，母親和父親搬了進去。
我父母在“公園”里的第一個家—“阿比頓山莊”—是“基魁特”往山下走的一個木結構房屋，很大、很凌亂。“阿比頓山莊”的內部裝修呈歡快格調，到處都是橡木面板和地面，給人以溫暖、舒適的感覺。寬寬的金色橡木樓梯從門廳引向二樓，一張巨大的橡木桌子幾乎占據了整個前廳。我記得自己正是在那張桌子上，在1929年股市崩潰的那天看到了《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Tribune)的封面。很多房間裡都有壁爐，包括幾間臥室。客廳的壁爐在寒冷氣候時總是燒著，為客廳營造了一種友善誘人的氛圍。帶有玻璃門的書架占了整整一面牆，存放著著名作家的成套圖書—包括狄更斯和斯蒂文森—以及紀念維多利亞時期美國的《鄉村生活》(Country Life)和《聖尼古拉斯》(St. Nicholas)雜誌的合訂本。房子裡惟一突出的繪畫是喬治•英尼斯的一幅大型風景畫。
在客廳和餐廳之間，有一條長長的走廊，兩邊的牆上掛滿了大型動物的腦袋。我不知道這些都是從哪兒來的，因為父親當然從來沒有參加過非洲的徒步旅遊，可是，羅斯福時代過去後沒多久，鑲嵌型動物紀念品就成了時尚。還有一個填充式大企鵝站在前廊。那是伯德少將送給父親的，感謝父親為他的極地探險所提供的經濟支持。在那些日子裡，伯德少將經常來我們家。他第一次去南極考察的時候，從小亞美利加給我發了一份電報，說他用我的名字給一個中轉營地命了名。這對於一個13歲的男孩來說是激動人心的。伯德在羅斯海附近發現了山脈，並將其中之一命名為洛克菲勒山脈—這個名字一直叫到了今天。另一位著名的客人是查爾斯•林德伯
格—1927年，他在獨自一人飛越大西洋後不久，就和我們一起度過了一個周末。
紐約中央鐵路(New York Central)的一條支線—帕特南支線—正好穿過祖父擁有的一塊地，就在大門的外面有一個小車站。我記得夜裡躺在床上就能聽到蒸汽火車的鳴笛和嘎吱嘎吱的車輪聲。在我臥室窗戶的外面有一棵大楓樹，秋天的時候一片艷紅。樹葉飄落的時候，我能看到斜坡上的草坪里，一群羊在高爾夫球場旁吃草—有個蘇格蘭牧羊人正在四周放牧，不讓草長得太高—抬頭眺望，是山上的“基魁特”。
我已經迷上了研究自然，尤其是收集甲殼蟲，那是有一年夏天，我和小亨利•福特在緬因州上了一堂自然歷史課的結果。在暖融融的春夜，我常常在臥室外門廊的灰泥牆上掛起一張床單，並在前面放一盞燈。甲殼蟲以及其他昆蟲就會成群結隊地蜂擁而來，用不了多會兒，單子上就會爬滿了昆蟲。我可以在一個晚上就輕而易舉地收集到30多種甲殼蟲。令人悲哀的是，如今已經不可能取得同樣的輝煌戰果了，顯然是由於過多地應用了殺蟲劑。作為一個孩子，美洲大螽斯、知了和其他昆蟲的大合唱常常令我夜不成眠。如今，在夏末季節，我們有時能聽到一些大螽斯的鳴叫聲，但是非常少見。令人悲傷的是，雷切爾•卡森在其《寂靜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中準確地描述了殺蟲劑會在全世界產生的影響。
有兩個電工住在山莊裡，名字起得非常貼切—貝爾先生和巴茨維爾先生(兩人的英文名字原意分別是“鈴”和“鈴聲”)。巴茨維爾先生的女兒路易絲與我同歲，而這一點在我5歲的時候曾經讓我確信，我們兩人命中注定會結婚。下雪的天氣里，“基魁特”四周無邊無際的斜坡草地最適合乘雪橇，我和路易絲經常一起衝下山坡。除了路易絲和莊園僱工的其他幾個孩子以外，我沒有多少夥伴。有時，我會帶朋友們出去度周末，但更多的時候，我是獨自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