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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父親正經、正確的外表下面，那溫柔、溫暖的一面，會在我們當中有人遇到麻煩的時候表現出來。這一點展現了在他的個性中對我來說十分珍貴的一個內容，從一個方面解釋了為什麼母親和父親之間將近50年的親密關係。我知道在我真正需要他的時候，我可以指望得上他的愛和支持，即便他可能並不贊成我做的有些事情。
父親是個複雜的人。祖父白手起家，自己創造了大量的財富，而這種成就父親是沒有機會效仿的。即便在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後，他還是被自嘆不如的情感困擾著。他曾經描述自己擔任標準石油公司副總裁時期短暫的商務生涯是“與我自己意識的一種賽跑”。從某種意義上說，父親一生都在掙扎著要配得上自己的名字和繼承的遺產。
早在30歲出頭的時候，父親就飽嘗“精神崩潰”的折磨—如今，我們稱之為抑鬱症。從那個時候起，他開始從積極介入標準石油公司的工作中脫離開來。為了恢復健康，父親帶著母親和我的姐姐阿比—當時她才1歲—到法國南部度假一個月。結果，他們在那裡休息了6個月，而且即便在他們回來以後，父親還是深居簡出。過了將近整整一年時間後，他才覺得自己能夠回到辦公室工作，即便如此，也只是上半班。
也許可以理解的是，他從來沒有直接對我說起過這段故事，雖然有一兩回他曾經暗示說，他年輕的時候遇到過一些感情問題。我第一次意識到他曾經經歷過困難時期，是在我大學畢業幾年以後，當時我有一個好朋友正經歷著類似的抑鬱。父親在他身上花了好幾個小時時間。我的朋友說，當父親說起自己的經歷時，淚水從他的臉上淌了下來。這時，我才明白他當時的抑鬱有多麼嚴重。
父親克服了自己的抑鬱症以後，立刻辭去了標準石油公司的職務，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業和祖父個人事務的管理上來。結果，在那10來年的時間裡，祖父開始將一些股票和其他資產轉給了父親。191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父親41歲。那年，他擁有的標準石油公司的股票只有25萬美元。
祖父在等什麼呢?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曾經打算把一大筆財產留給自己的孩子們。他原先計劃留給父親的遺產大概跟留給女兒們的一樣多。他會給父親留下足夠的財產，過上舒適的日子，按照大多數標準，可以算做“富人”，但從實質上說，比最後的結果少。祖父在談到慈善事業時所說的話是發自內心的：“給人帶來傷害的最便捷途徑就是給錢。”而且他覺得這句話特別適合他自己的孩子們。弗雷德里克•蓋茨在給祖父的一份備忘錄中，說祖父的財富正在“堆積成雪山”，會“崩塌而埋葬他和他的孩子們”。祖父也許有些驚訝地發現自己巨大的財富在他從標準石油公司退休很多年後還在繼續升值。他看到自己的兒子正掙扎著應付自己的感情問題，尋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肩負著超出他承受能力的責任已經垮了下來。他也許認定，把巨額財富放到他的身上也無濟於事。於是，直到1915年前，祖父可能計劃要在生前或通過遺囑將自己的大部分財產捐獻給慈善事業。讓他改變主意的是拉德洛。
11. 拉德洛
“拉德洛大屠殺”—這是後來歷史書上的用詞—是美國勞工史上最負盛名(或者說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也是我的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拉德洛是科羅拉多州南部的一個煤礦小鎮，那裡的科羅拉多燃油與鐵礦公司(Colorado Fuel & Iron, CF&I)—祖父在該公司擁有將近40%的股份—經營著幾座煤礦和其他設施。早已退休的祖父仍然持有許多公司的大量股份，但是他將那些股份看成是證券領域的被動投資，平時並不密切關注其管理情況。父親在CF&I的董事會上任職，但是，公司的會議在紐約舉行，而他從來沒有考察過公司在科羅拉多的經營情況。
1913年9月，礦工聯合會(United Mine Workers)所代表的科羅拉多州南部礦區—包括CF&I在內—的9 000多名礦工舉行罷工，提出了若干項條件，包括工資、勞動時間、安全條件以及—最重要的是—對工會的認可。幾個月來，罷工工人與各公司雇用的警衛之間的暴力事件，迫使科羅拉多州州長調來了國家衛隊。整個冬季期間，形勢進一步惡化。1914年4月20日，公開的戰爭爆發了。在罷工工人與衛兵之間的激戰中，有11名婦女和兒童在燃燒的小帳篷里窒息而死，雙方有幾十人在該事件發生後的幾天裡或死或傷，最後迫使威爾遜總統派遣聯邦軍隊強行鎮壓。
那是一場可怕的悲劇。由於洛克菲勒的名字引發了強烈的情感，因此祖父和父親都被拖進了衝突當中。甚至有人在我們西54大街的住家外示威遊行，斥責洛克菲勒家犯下了拉德洛“罪行”。
在拉德洛慘案前和慘案後，父親參加了調查科羅拉多局勢的幾個國會委員會。起先，他採取了反對罷工工人的強硬立場—毫無疑問，那是受了蓋茨的影響，因為蓋茨認為，那些罷工工人比無政府主義者強不了多少。拉德洛事件之後，父親開始懷疑蓋茨的立場。他開除了令人憎恨的CF&I的頭兒，聘用了艾維•李。李建議父親保留一個勞工專家，幫助他解決問題。李遠遠不止樹立了形象，他還說服父親相信，他必須應對導致礦工們不滿的根源問題。
接著，父親聘用了威廉•萊昂•麥肯齊•金—後來，金先生當上了加拿大的首相。金先生成了父親最親密的朋友。在他的建議下，父親在CF&I實施了一個“行業代表計劃”，成為勞工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父親與金一起到了科羅拉多，用了幾天時間與礦工們會談，甚至在方形舞會與礦工的妻子們跳舞。
父親的目標是，要通過解決勞工的困苦、說服商人認識到自己對其工人們負有的更加廣泛的責任，來改善美國的勞工關係。出於這個目的，他對勞工問題的介入並非到拉德洛就結束了，而是把它當做自己今後的中心興趣。在20世紀20年代初，他成立了一家公
司—行業關係顧問公司(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為各公司提供勞工關係方面的諮詢。公司很受人們的歡迎。美國的幾家大型公司集團—包括標準石油集團中的幾家公司—都應用了它的諮詢服務。
拉德洛事件標誌著父親進入了人生的一個新的階段。雖然無論從才華還是從意願上說，他都不是個商人，但是他表現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氣。給祖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父親在非常嚴峻的情形中表現出來的性格中的堅毅和力度。此外，在嚴重的個人悲劇期間，他也表現出了這些品質：1915年3月，他敬愛的母親蘿拉久病不愈去世了，而1個月後，他的岳父也死於大面積腦溢血。這些事都發生在我於1915年6月12日出生前很短的一段時間裡。對於我的父母親來說，那是一個痛苦的階段。
拉德洛事件以及後來發生的一切似乎讓祖父相信了，他的兒子完全有資格肩負管理他那巨大財富的職責。從1917年開始，祖父逐漸將自己的剩餘資產轉給了父親—當時大約有5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100億美元。父親立刻著手重新調整自己的生活，以便承擔起巨額資產帶來的責任。從根本上說，他的目標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座右銘完全一致：進一步“造福全世界的人民”。這就意味著他要繼續積極介入祖父創建的各個機構—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大眾教育委員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活動，而他在那些機構中已經承擔了主要領導職責。但是，他同時還有機會啟動他自己的項目—包含人類活動所涉及的幾乎所有領域，從宗教到科學、環境、政治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