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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我將頭天的晚報裝進書包，計劃趁工作閒暇瞜兩眼，可到了單位根本就沒看的時間，上旬的報紙我會放到中旬才趁著上廁所的時間翻翻，成了名副其實的晚報。可回頭再想，沒時間看報說明我工作繁忙，但一個月下來，我真是沒幹什么正經活兒，時間都哪兒去了。
老闆有個愛開會的毛病，除了每周五例會，一個禮拜還要隨機開至少兩次會。好在上學的時候每周都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這類課程，我也算訓練有素，習慣了。上課的好處在於，我可以想睡就睡，開會卻不行，但如此冗長乏味的會議難免不讓人哈欠連天。
老闆開會的目的無非是勾勒出公司的美好前景，以此為誘餌，籠絡人心，讓大家有力出力，有勁使勁，奉獻青春。但他越是這樣說，我越認為這只是個水中的月亮，我不願做一隻與他人首尾相連的傻猴子，拉幫結夥地去撈影子，到頭來竹籃打水，空歡喜一場，弄不好胳膊再抽了筋，一不留神掉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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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的時候珍妮瑪莎總是在本上記錄不停，我心說，真能領會領導精神。直到有一次開會我坐她旁邊，才發現她在本上只是反覆寫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這9個字，它們包含了橫豎撇捺點折勾等筆劃，若適當寫幾個連筆字，足能以假亂真，讓人以為是在做會議記錄。
老闆在會上說，我們對待工作必須極其認真負責，要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我沒有孩子，不知道這是怎樣一種感覺，我卻認為現在工作成了我老子，我已完全受制於它，就差真管工作叫爹了。老闆還說，希望各位愛崗敬業。敬業精神在這裡越來越多地被提及，是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不敬業了。
老闆說公司對員工的要求是具備跟著公司往前走的能力，否則只能被淘汰。可我現在卻感覺公司只是在原地踏步，奉養著一群閒人，工作時間上網、玩遊戲、打情罵俏，到點就走，完全把這裡當作既掙錢又娛樂的場所。
不久後，我熱愛上開會，上午一個會、幾杯水就到飯點了，下午兩個會、幾根煙就可以下班回家，一天就是這麼過來的。一周5天，說話就過去。生活就是一個5日接著又一個5日。
入職前，老闆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來我們公司工作，我心想，多廢話呀，我需要一份工作，而工作又需要有人來干，就像jì女賺錢，嫖客取樂一樣，互相需要唄。但我的回答是，貴公司是我認為能夠體現自身價值並大展鴻圖、實現夢想的地方。看來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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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時節，我收到單位發放的一百元防暑降溫補助，雖然酷暑已經遠去，但在這個深秋之夜，我還是感受到一絲春天般的溫暖，當晚便夢到春暖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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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工作的概念模稜兩可，有時，我告誡自己——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也有時，我寬慰自己——瞎混吧，干一天是一天：還有時，我勸自己精明些——領導在，好好干，若不在，則不干；更有時，我說服自己——這樣的工作有什麼值得留戀的，趁早辭職換個新的。
經常看到一些專欄作家寫的“我工作我快樂”的文章，感覺就是扯淡，對我而言，工作和快樂是水火不容的兩件事，怎可同時而語，但為了金錢，我還是能夠痛並工作著。
一天我拖著疲倦的身體去上班，以為是星期四，後來聽辦公室的人議論明後天幹什麼，才意識到禮拜五了，於是心中一陣狂喜，又到周末了，頓感全身充滿力量。兩天後，也就是周日的晚上，失落感油然而生，自由時間竟如此短暫，明早又要套著夾板過活，新的乏味的一周又將開始，於是愈發渴望自由生活，有點懷念待業的日子。
自由誰都嚮往，然而為了自由我們不得不先忍受不自由，要想當婆婆，只能先從媳婦做起。
待業在家的時候，感覺時間過得真慢；有了工作，看著太陽遲遲不下山，感覺時間過得更慢了。
操，怎麼還不到五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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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習慣之物都在我們周圍織成越來越堅固的蜘蛛網，而我們很快就發現，蛛絲變成了繩索，以上之話出自尼采之口，我要補充的是，繼而繩索變做帆布，帆布變成帳篷，將我們嚴嚴實實地包裹在裡面，我們卻不渴望掙脫，還自以為特舒服地住在裡面，這就是我對每天上班、打卡、工作、下班、吃飯、睡覺周而復始生活的描述。
有些時候人的奴性跟驢一樣，天一亮讓主人套上嚼子不用抽就自覺地拉開了磨，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人各有志，拉一輩子磨並不丟人，只是要提防著卸磨殺驢。
我若渾然不覺倒也省事，無奈心有餘而力不足，真是悲哀，只能以每晚睡覺前看十分鐘尼采或卡夫卡的方式結束苦悶而無聊的一天。
工作榨乾我最後一絲力氣，耗盡我最後一點智慧，我每晚倒頭便睡，不再思考，一個月沒寫幾個字。
的哥說他們每天一睜眼就欠人家一百五十塊車份兒錢，我是每天晚上一閉眼睡覺，就算掙到四十塊錢，明天愛誰誰。
睡覺，這一生存需要，在我看來已成為莫大享受，是支撐我一天天生活下去的動力。
操，又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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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因為下雪，街上堵車，我晚了一個小時到單位，珍妮瑪莎就說，你怎麼才來呀，也不請個假。然後就低頭看書，故意不聽我解釋。
我心說，不是你丫讓我替你打卡的時候了，媽了個逼的，現在說這種話，不就今兒比我早到兩分鐘嗎，腦袋上的雪還沒化呢（我確信是雪不是頭皮屑，當然也有頭皮屑，但正是大片微黃的頭皮屑才襯托出雪花的潔白），一看就是剛進來。
我沒理會她，放下書包開始啃一個作為早點的麵包，不知道她給誰撥了電話，柔聲細語，賤了吧唧，麻得我誤認為吃的不是麵包，而是嚼了一嘴花椒。她也有溫柔的一面呀，對我怎麼就那操行呢，每天我看見的都是一張苦瓜臉，有時候我真想把她清炒了。
後來她說了一句“經理再見”，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給老闆打的電話，怪不得，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淤泥。我就是一攤捏不成個兒的稀泥。
每次珍妮瑪莎給我交待完工作，總拿“一會兒經理要看”說事兒，起初，我還真以為“經理一會兒要看”，認真做好每件事情，可經理沒一次看過，於是我如夢初醒，這句話僅是被珍妮瑪莎用來像“狼來了”一樣嚇唬小孩一樣地拿了我一把。
我在屢次的謊言中覺醒了，就像孩子必然要長大，知道除了動物園，再就是電視裡才有狼，我也知道經理就像狼不會從動物園和電視裡跑出來一樣，他不會動輒就檢查我的工作，一切“狼來了”都是危言聳聽，於我不再起任何作用，卻體現出說話人的力所不能及與狐假虎威，哪怕說點兒別的，譬如“色狼來了”，也不至於像給成人講童話一樣讓人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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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的時候我經常干自己的事兒，沒把老師和學習當回事兒，上了班就不一樣了，老闆說既然我給了你錢，你就要為我做事情，自己的事兒回家再說，說的在理，可有些人卻能既工作掙錢，又尋歡找樂，兩不耽誤，看來還是我功力不夠，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