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頁
初次相識，我對他說，上半部分我是寄給北京的王扶的，她也催過我，但她沒說要把稿子直接交你。
他說讀完上半部分，社裡已決定儘快出書，故而特派他前來上海，不要把稿子再寄來寄去了。
我想這也很有道理，但作為朋友，我總得給王扶打個招呼。
於是就在辦公室給北京打電話。中午時分，第三個電話打過去，總算在家裡把王扶找到了。她很爽快，一口答應讓我把稿子交給老周。
周鴻鑄拿了書稿，一點也沒耽擱，匆匆就趕回南京去了。
一個多星期之後，他給我來了信，說書稿他已全部讀完，這是一部好稿子，相信社裡的領導也都會這麼認為，待他們看完，他就會把出書合同什麼的，一起給我寄來。讓我吃驚的是，他以十分肯定的語氣寫道：這本書出版以後，一定會有影響，並且不是在這裡，就是在那裡會獲獎。
我想這話我自己是不敢說的。
但我仍十分高興他能對我的書稿說這樣的話。
從這以後，我就和《孽債》單行本的責任編輯開始了正式的交往。
屈指算來，《孽債》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三十本書了。每本書有一個責任編輯，我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各種性格的責任編輯，都打過不少交道了。
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孽債》在編輯、發排、設計封面、校對的過程中，我不斷地收到老周來信或是來電。每次有信息傳來，他都是極為細微地告知我這本書在出版過程中的進度。進而就針對我書稿中寫到的西南風情，生僻的字眼，以及口語作進一步的探討。讓我深為感動的是，有時候為了一字或字眼，他會翻查幾種字典和辭典，然後在電話里一一把幾種解釋講給我聽，最後和我商量著，確定該用哪一個詞。當書稿製版印刷時，他對我說，他敢保證這本書是不會有一丁點差錯的。我想如果他沒有為書稿付出大量的心血，是決不會這麼說的。幾年以後，《孽債》出現了大量的盜版本，裡面錯別字連篇，標點符號亂點，老周氣得話都講不出來，一再地說，抓到了盜版者一定要繩之以法，繩之以法。那年南京判決了一個盜版者，他高興地把刊有審判盜版者的報紙給我寄了來。
《孽債》要正式印刷了，初版印數是二萬冊。在1992年長篇小說印數處於低迷時期，有這樣的征訂數已經不錯了。他卻在電話里給我說，遠遠不夠，不夠。過了半年，果然又印了一萬冊……
讀者諸君可以看出，在頻繁的書信往來和電話交談中，我們已經逐漸地熟悉起來。1994年秋天，當他得知我在寫作一部新的長篇小說《眩目的雲彩》時，幾次打來電話，讓我繼續把書稿交給他，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而且他說，在出版之際，他們會為之宣傳。第二年秋，《眩目的雲彩》在“十一”前夕推出了，第一次就印了五萬冊。
由於整整地當了十年知青，根據知青生涯的深切體驗和親歷，我寫下了六部和知識青年有關的長篇小說。我很想把這六部書集中起來，統一格式、統一裝幀設計推出。當我把這一想法和幾個出版社商談時，幾家出版社都怕舊作重印，銷路不佳，造成誰都不願看到的虧損。而當我把這一想法給老周說時，他從一開始就表示積極支持，但他又說也得從實際出發，了解一下市場的情況。經他和社裡同志商量，並作了預測以後，修訂了我的想法，先出版三部改編為電視劇並有廣泛影響的代表作。於是乎，《蹉跎歲月》、《家教》、《孽債》三部書，作為“葉辛代表作系列”推出。1994年秋天書稿發排，1995年春季書印出來時，恰逢《孽債》電視連續劇在全國各地播出並引起轟動，代表作系列三卷本一印再印，共印出六萬套，仍供不應求。這一次，老周又不失時機地代表出版社主動給我打來電話，說由於《孽債》的轟動效應，書印出20多萬冊，三卷本又取得成功，經他和社裡領導商定，決定給我出版10卷本的《葉辛文集》。
《孽債》和另一位責編(2)
這消息於我無疑是天大的喜訊。一個作家，還有比出版10卷本的文集更高興的事嗎？
於是我專程去了一趟南京，和出版社簽訂了出版《葉辛文集》的合同，和老周一卷一捲地擬訂了文集的具體內容。回上海以後的那些天裡，我天天夜裡重讀和修訂近二十年來陸陸續續出版的那些作品，從近30本書稿中編選出一套文集來。白天要上班，晚上常常工作到下半夜，連續幾個月時間，我自己都奇怪身體竟然也挺過來了。
一年之後，10卷本的《葉辛文集》印了1．3萬套，正式出版了。除了大眾化的平裝本，還印了精裝本，紅、白兩色的豪華珍藏本。凡是看到書的人，都說這書出得精美漂亮。老周告訴我，為了保證書的質量，他除了自己埋頭校改、跑印刷廠、叮囑美編之外，還發動自己的老伴老楊同志（也是一位編輯），和他一道來看校樣。兩雙眼睛校改，總比一雙眼睛更為細緻罷。
老周不但是一位認真負責、充滿責任感的編輯，還是一位熱心於學習，孜孜不倦的知識分子。他年紀比我大，但卻比我早學會了電腦。還把他初識電腦以後列印得十分漂亮的書信、合同文本及他業餘寫作的小說，寄給我看。鼓勵我也儘快地掌握這一新的表達方式。
由於《孽債》的轟動效應，出版社發行科應各地新華書店的邀請，安排我去往全國各地大中城市與讀者見面並簽名售書有十幾次。幾乎每次都是通過老周和我商量，並作出安排。只要他工作上安排得開，他也總是陪同我前往。事前和書店的同志一起布置店堂，叮囑他們該注意的事項和安全措施。簽書過程中他則不時充當攝影師拍照，接受記者的採訪，幫助維持秩序，徵求讀者對書籍的意見。同時他也做一個有心人，記下很多感人的瞬間。回南京以後，寫下一篇又一篇見聞和隨想，受到讀者的歡迎。
他說讀完上半部分，社裡已決定儘快出書，故而特派他前來上海，不要把稿子再寄來寄去了。
我想這也很有道理，但作為朋友，我總得給王扶打個招呼。
於是就在辦公室給北京打電話。中午時分，第三個電話打過去，總算在家裡把王扶找到了。她很爽快，一口答應讓我把稿子交給老周。
周鴻鑄拿了書稿，一點也沒耽擱，匆匆就趕回南京去了。
一個多星期之後，他給我來了信，說書稿他已全部讀完，這是一部好稿子，相信社裡的領導也都會這麼認為，待他們看完，他就會把出書合同什麼的，一起給我寄來。讓我吃驚的是，他以十分肯定的語氣寫道：這本書出版以後，一定會有影響，並且不是在這裡，就是在那裡會獲獎。
我想這話我自己是不敢說的。
但我仍十分高興他能對我的書稿說這樣的話。
從這以後，我就和《孽債》單行本的責任編輯開始了正式的交往。
屈指算來，《孽債》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三十本書了。每本書有一個責任編輯，我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各種性格的責任編輯，都打過不少交道了。
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孽債》在編輯、發排、設計封面、校對的過程中，我不斷地收到老周來信或是來電。每次有信息傳來，他都是極為細微地告知我這本書在出版過程中的進度。進而就針對我書稿中寫到的西南風情，生僻的字眼，以及口語作進一步的探討。讓我深為感動的是，有時候為了一字或字眼，他會翻查幾種字典和辭典，然後在電話里一一把幾種解釋講給我聽，最後和我商量著，確定該用哪一個詞。當書稿製版印刷時，他對我說，他敢保證這本書是不會有一丁點差錯的。我想如果他沒有為書稿付出大量的心血，是決不會這麼說的。幾年以後，《孽債》出現了大量的盜版本，裡面錯別字連篇，標點符號亂點，老周氣得話都講不出來，一再地說，抓到了盜版者一定要繩之以法，繩之以法。那年南京判決了一個盜版者，他高興地把刊有審判盜版者的報紙給我寄了來。
《孽債》要正式印刷了，初版印數是二萬冊。在1992年長篇小說印數處於低迷時期，有這樣的征訂數已經不錯了。他卻在電話里給我說，遠遠不夠，不夠。過了半年，果然又印了一萬冊……
讀者諸君可以看出，在頻繁的書信往來和電話交談中，我們已經逐漸地熟悉起來。1994年秋天，當他得知我在寫作一部新的長篇小說《眩目的雲彩》時，幾次打來電話，讓我繼續把書稿交給他，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而且他說，在出版之際，他們會為之宣傳。第二年秋，《眩目的雲彩》在“十一”前夕推出了，第一次就印了五萬冊。
由於整整地當了十年知青，根據知青生涯的深切體驗和親歷，我寫下了六部和知識青年有關的長篇小說。我很想把這六部書集中起來，統一格式、統一裝幀設計推出。當我把這一想法和幾個出版社商談時，幾家出版社都怕舊作重印，銷路不佳，造成誰都不願看到的虧損。而當我把這一想法給老周說時，他從一開始就表示積極支持，但他又說也得從實際出發，了解一下市場的情況。經他和社裡同志商量，並作了預測以後，修訂了我的想法，先出版三部改編為電視劇並有廣泛影響的代表作。於是乎，《蹉跎歲月》、《家教》、《孽債》三部書，作為“葉辛代表作系列”推出。1994年秋天書稿發排，1995年春季書印出來時，恰逢《孽債》電視連續劇在全國各地播出並引起轟動，代表作系列三卷本一印再印，共印出六萬套，仍供不應求。這一次，老周又不失時機地代表出版社主動給我打來電話，說由於《孽債》的轟動效應，書印出20多萬冊，三卷本又取得成功，經他和社裡領導商定，決定給我出版10卷本的《葉辛文集》。
《孽債》和另一位責編(2)
這消息於我無疑是天大的喜訊。一個作家，還有比出版10卷本的文集更高興的事嗎？
於是我專程去了一趟南京，和出版社簽訂了出版《葉辛文集》的合同，和老周一卷一捲地擬訂了文集的具體內容。回上海以後的那些天裡，我天天夜裡重讀和修訂近二十年來陸陸續續出版的那些作品，從近30本書稿中編選出一套文集來。白天要上班，晚上常常工作到下半夜，連續幾個月時間，我自己都奇怪身體竟然也挺過來了。
一年之後，10卷本的《葉辛文集》印了1．3萬套，正式出版了。除了大眾化的平裝本，還印了精裝本，紅、白兩色的豪華珍藏本。凡是看到書的人，都說這書出得精美漂亮。老周告訴我，為了保證書的質量，他除了自己埋頭校改、跑印刷廠、叮囑美編之外，還發動自己的老伴老楊同志（也是一位編輯），和他一道來看校樣。兩雙眼睛校改，總比一雙眼睛更為細緻罷。
老周不但是一位認真負責、充滿責任感的編輯，還是一位熱心於學習，孜孜不倦的知識分子。他年紀比我大，但卻比我早學會了電腦。還把他初識電腦以後列印得十分漂亮的書信、合同文本及他業餘寫作的小說，寄給我看。鼓勵我也儘快地掌握這一新的表達方式。
由於《孽債》的轟動效應，出版社發行科應各地新華書店的邀請，安排我去往全國各地大中城市與讀者見面並簽名售書有十幾次。幾乎每次都是通過老周和我商量，並作出安排。只要他工作上安排得開，他也總是陪同我前往。事前和書店的同志一起布置店堂，叮囑他們該注意的事項和安全措施。簽書過程中他則不時充當攝影師拍照，接受記者的採訪，幫助維持秩序，徵求讀者對書籍的意見。同時他也做一個有心人，記下很多感人的瞬間。回南京以後，寫下一篇又一篇見聞和隨想，受到讀者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