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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海桑田，文思更應神遠。於是我下了決心，來寫作五個上海八九十年代不同層次的家庭。這些家庭的主人，都曾經當過知青，都有過一段難以忘懷的往事。而今天，他們卻又在上海，代表著不同的生活層次和階層。無情的歲月和時間已把當年還是以為平等的知識青年們拉開了距離。由於所處社會地位的不同，對於找上門來的孩子，自己親生的骨肉，他們的態度也必然是不同的。這麼一想，創作的視野頓時豁然開朗，很多人物和故事湧上心頭。他們聯繫著西雙版納的昨天和今天，他們也聯繫著上海這座城市的昨天和今天。而在昨天與今天之間，展示的是一代知青的感情經歷。對於我這個作家而言，格外有利的也許正是這一點，我曾在西南山鄉生活了二十一年，除了自己的生活體驗，我還因寫作的關係潛心入神地研究過西南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變遷、差別和他們獨特的風俗。同時我畢竟出生在上海，在這個城市整整生活了十九年，以後又因出差、開會、改稿不時地回歸故里，興味濃郁地以一個遊子的目光和作家的目光，見到了上海那些年裡的變化。於是乎新的構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當把這些人物放在西雙版納和上海的各個層次上展現時，多少藝術的亮點閃爍起來。
前面我提到“下了決心”四個字。在形成構思的時候，我為什麼要下決心呢？
原因是極為簡單的。那就是在沒寫之前，我已經看出了這一構思的缺陷，儘管成千上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有過類似的故事，儘管有的故事本身還要悲慘，但是五個來自雲南西雙版納的孩子，約好了一同到上海來尋找他們的生身父母，這樣的故事是不存在的，這樣的巧合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不可能有的。她只能產生在我的構思之中，只能發生在我的小說里。
《孽債》出爐前(2)
這只是虛構。
既然知道這一點，我為什麼還要下決心這樣構思呢？
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這樣的構思來自於生活的真實。儘管生活中不可能會發生相同的事，但是這樣寫出來，讀者是會認同的，這恐怕也在間接地回答了藝術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
之間的關係吧。
構思已經形成，我按捺不住創作的激情，開始寫作這一部新的長篇小說。
（2001年4月）
《孽債》和老謝(1)
提筆寫作《孽債》這一本書的時候，正逢我面臨著奉調回上海作協工作。誰都知道，調動和搬遷帶來的是多少繁瑣不盡的具體事兒，我整個人都處在生活、工作、環境、人際關係的變動和適應之中。但我還是分兩次將這本書寫出來了。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孩子10歲了。他是在山鄉里出生、在省城裡長大的。那裡有山有水有河流，有他的小夥伴和習以為常了的一切。他對我們執意要回歸是不理解的，當然我們在省城裡的生活條件比較優越，他曾經幾次鬧過情緒。他不止一次地問過我：為什麼非要回到上海去？我為了說服他還真傷了不
少腦筋。
但是傷這些腦筋是值得的，在寫作《孽債》時我也面臨著那些到上海尋找生身父母的孩子要問出的同樣的問題。這個問題答不好，小說就無法感人。幸好我有了一些深切的體驗，在寫到這樣的感情領域時，我把握住了小說。另一個題目是當年那些知識青年們今天怎麼樣了？他們回歸了城市之後，今天已散布在社會的各個階層，而今天的社會各個階層，已經令人眼花繚亂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人物、新的價值倫理觀念、新的交際領域、新的感情生活。無情的歲月和時間本身已把當年互為平等的知識青年們拉開了距離。我在寫作他們的今天時，必須把這個題目做好。做不好這個題目，那麼很可能將把這部小說寫成個陳舊的倫理故事：沒有歷史的縱深感、沒有寬廣的社會面、沒有時代氣息。
我做到了嗎？
小說上半部分剛剛在上海的《小說界》雜誌上發表一兩個月時間，親朋好友們都關切地詢問那幾個跑來上海找父母的娃娃的遭遇怎麼樣了。在為賑災簽名售書的那天，人頭簇擁的讀者中冒出一張臉來鄭重其事地詢問我書中的一個孩子到底有沒有人收養。甚至一些同樣在搞創作的同行也問“那些孩子後來將怎麼生活？”仿佛我構思的這些娃娃真存在似的。最為令人驚奇的是1991年9月17日的《新民晚報》上刊出了一篇真實的通訊報導《孩兒找媽淚花流》，寫的是一個北方少數民族的男孩到上海尋找父母的真實事件。我的一位同學給我打來電話說：“真稀奇……”
那麼，《孽債》這一部書，為什麼上、下兩部分，會隔開一年多的時間，才在《小說界》雜誌發表的呢？只因為這部書的上半部分，我是在貴州寫成的。而下半部分，則是我在調回上海一年半之後，才寫出來的。
那是1990年的春天，在我獲知貴州方面已同意調動，手續正在辦理之中時，我趁著貴州的工作已經交代出去，而人還沒回到上海的這一段空隙時間，起筆寫作《孽債》。
稿子帶到上海，怎麼會在下半部分還沒寫出的情況下，先發表出來了呢？這就不能不提到老謝了。寫下本篇文字的時候，正逢老謝猝然去世一周年。這一年裡，我時常想，要等心情安定下來，好好地寫一篇文章，來紀念老謝。現在，請原諒我稍稍多占一點篇幅，寫一寫和老謝交往的那些日子。
前面我提到“下了決心”四個字。在形成構思的時候，我為什麼要下決心呢？
原因是極為簡單的。那就是在沒寫之前，我已經看出了這一構思的缺陷，儘管成千上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有過類似的故事，儘管有的故事本身還要悲慘，但是五個來自雲南西雙版納的孩子，約好了一同到上海來尋找他們的生身父母，這樣的故事是不存在的，這樣的巧合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不可能有的。她只能產生在我的構思之中，只能發生在我的小說里。
《孽債》出爐前(2)
這只是虛構。
既然知道這一點，我為什麼還要下決心這樣構思呢？
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這樣的構思來自於生活的真實。儘管生活中不可能會發生相同的事，但是這樣寫出來，讀者是會認同的，這恐怕也在間接地回答了藝術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
之間的關係吧。
構思已經形成，我按捺不住創作的激情，開始寫作這一部新的長篇小說。
（2001年4月）
《孽債》和老謝(1)
提筆寫作《孽債》這一本書的時候，正逢我面臨著奉調回上海作協工作。誰都知道，調動和搬遷帶來的是多少繁瑣不盡的具體事兒，我整個人都處在生活、工作、環境、人際關係的變動和適應之中。但我還是分兩次將這本書寫出來了。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孩子10歲了。他是在山鄉里出生、在省城裡長大的。那裡有山有水有河流，有他的小夥伴和習以為常了的一切。他對我們執意要回歸是不理解的，當然我們在省城裡的生活條件比較優越，他曾經幾次鬧過情緒。他不止一次地問過我：為什麼非要回到上海去？我為了說服他還真傷了不
少腦筋。
但是傷這些腦筋是值得的，在寫作《孽債》時我也面臨著那些到上海尋找生身父母的孩子要問出的同樣的問題。這個問題答不好，小說就無法感人。幸好我有了一些深切的體驗，在寫到這樣的感情領域時，我把握住了小說。另一個題目是當年那些知識青年們今天怎麼樣了？他們回歸了城市之後，今天已散布在社會的各個階層，而今天的社會各個階層，已經令人眼花繚亂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人物、新的價值倫理觀念、新的交際領域、新的感情生活。無情的歲月和時間本身已把當年互為平等的知識青年們拉開了距離。我在寫作他們的今天時，必須把這個題目做好。做不好這個題目，那麼很可能將把這部小說寫成個陳舊的倫理故事：沒有歷史的縱深感、沒有寬廣的社會面、沒有時代氣息。
我做到了嗎？
小說上半部分剛剛在上海的《小說界》雜誌上發表一兩個月時間，親朋好友們都關切地詢問那幾個跑來上海找父母的娃娃的遭遇怎麼樣了。在為賑災簽名售書的那天，人頭簇擁的讀者中冒出一張臉來鄭重其事地詢問我書中的一個孩子到底有沒有人收養。甚至一些同樣在搞創作的同行也問“那些孩子後來將怎麼生活？”仿佛我構思的這些娃娃真存在似的。最為令人驚奇的是1991年9月17日的《新民晚報》上刊出了一篇真實的通訊報導《孩兒找媽淚花流》，寫的是一個北方少數民族的男孩到上海尋找父母的真實事件。我的一位同學給我打來電話說：“真稀奇……”
那麼，《孽債》這一部書，為什麼上、下兩部分，會隔開一年多的時間，才在《小說界》雜誌發表的呢？只因為這部書的上半部分，我是在貴州寫成的。而下半部分，則是我在調回上海一年半之後，才寫出來的。
那是1990年的春天，在我獲知貴州方面已同意調動，手續正在辦理之中時，我趁著貴州的工作已經交代出去，而人還沒回到上海的這一段空隙時間，起筆寫作《孽債》。
稿子帶到上海，怎麼會在下半部分還沒寫出的情況下，先發表出來了呢？這就不能不提到老謝了。寫下本篇文字的時候，正逢老謝猝然去世一周年。這一年裡，我時常想，要等心情安定下來，好好地寫一篇文章，來紀念老謝。現在，請原諒我稍稍多占一點篇幅，寫一寫和老謝交往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