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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神話中有關於達蒙和芬蒂阿斯珍貴友誼的傳說,中國歷史上也有關於鮑叔牙義薦管仲和鍾子期與伯牙知音的佳話。然而,人們千百年來口頭上和筆墨下傳頌的這些動人的友情,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友誼面前,都不過是幽幽光火於燦燦陽光,全都顯得那麼黯談!

  為了讓馬克思在反動年代裡能比較順利地繼續進行科學研究和從事革命活動,恩格斯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1850年11月他回到曼徹斯特父親的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厭惡的“鬼商業”打交道。從那時起,20年仿佛過著兩重不同的生活。從上午10時到下午4時他是商人,職務主要是用幾種文字為公司起草與國外來往的信件並出入交易所。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他在市中心區設有一處專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朋友才能登門。恩格斯的夫人是愛爾蘭人,她是一位同燕妮一樣熱情的愛國者,當時在曼徹斯特住著許多愛爾蘭人,她始終和她的同胞保持著聯繫;她對恩格斯的一切革命秘密活動非常熟悉,不少愛爾蘭芬尼亞社社員把恩格斯家當作避難所,有一個被押赴刑場的芬尼亞社社員的領導人就是由恩格斯夫人的幫助才得以從警察手中溜走。只有到了傍晚,恩格斯才擺脫商業,回到自己的小房子裡成為自由人。20年裡的兩重人兩重生活,他心甘情願地給自己套上了這副可憎的枷鎖,為此可以在經濟上給馬克思一家儘可能的援助。

  開始時他只能不定期給馬克思寄去幾個英鎊,後來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匯款給馬克思,若干年後,恩格斯成為“歐門—恩格斯”公司的股東,不斷把大筆款子寄往倫敦,使馬克思在最困難的時候免於挨餓,在生活稍有改善時更加安穩地工作。

  不久,恩格斯去營業所時忍不住高興地喊道:“最後一次了!”他揮舞著手杖,唱著歌回到家裡,同親友們一起過節一樣地慶祝,自己最後擺脫了這種可惡的生活。因為恩格斯終於與公司達成了協議,讓他拿走一筆款子,足以保障他自己和馬克思全家今後起碼的生活開支。

  風華正茂的恩格斯能如此平靜地忍受他最討厭的生意經達20年之久,這“不僅是為了幫助朋友,而且是為了保存黨的最優秀的思想家”。馬克思非常理解恩格斯友誼的分量和價值,他在信中無不讓恩格斯反覺自己慚愧,有時激動得流出淚來。

  恩格斯堅持白天在營業所里安分多受些苦役,為馬克思一家多掙些錢來,晚上又把大部分時間用來幫助馬克思。馬克思當時還不能用英文熟練地寫文章,他給《紐約每日論壇》寫的德文通訊稿全部由恩格斯譯成英文。為了趕上郵船班子,及時把稿件寄到美國,恩格斯常常連夜把馬克思的文稿翻譯過來,有時還要對文章進行修改,最後親手在深夜裡把它送交郵局寄出。恩格斯1852年10月14日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要替你翻譯全篇文章,我的身體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辦事處,腦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點喝完茶才把這篇東西讀了一遍。然後動手翻譯。現在是11點半,我譯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並把譯好的這一部分寄給你。12點文章必須送到郵局。……其餘部分將很快譯完,下星期你經南普頓把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時你應該把你下一篇文章寫完。”後來馬克思雖然已經能夠用英文流暢地寫出通訊,但恩格斯為了讓馬克思有更多的時間專心致志研究政治學,早日結出豐碩的成果,乾脆代替馬克思給《論壇報》寫了大量文字,他根本不顧自己可能在學術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全心全意為馬克思進行研究工作創造一切條件。馬克思對恩格斯的這種高尚的自我犧牲精神深為感動和不安,他在信里對恩格斯說:“我的良心經常像夢魔一樣感到沉重,因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為了我才浪費在經商上面,才讓它們荒廢。”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長期兩地分離,但他們的心卻是息息相通的。頻繁的通信是聯繫他們的紐帶。在這20年間,他們來往書信1300多封。信中探討哲學、經濟、歷史、軍事、政治等方面的各種問題。

  馬克思自從和恩格斯交往後,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沒有一篇不經過恩格斯閱讀就發表,沒有一篇不徵求恩格斯的意思就付印,馬克思在各個領域的研究科目上總要聽恩格斯的意見才最後作出結論。馬克思曾對恩格斯說:“我對一切事物的理解是遲緩的,……我總是踏著你的腳印走。”但恩格斯認為“馬克思是人類的天才,而我們最多只是能者”。他始終謙遜地自稱是“第二把提琴手”,“我高興有像馬克思這樣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他們的風貌、氣質和個性雖各具一格,可思想、感情和志向完全融為一體。在政治風浪中並肩戰鬥,在科學煉爐里切磋互勉,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彼此激勵。馬克思在不幸的時刻,把恩格斯的友誼看成是人生最大的慰藉。在他痛失愛子之後寫信給恩格斯:“在這些日子裡,我之所以能忍受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為時刻想念著你,想念著你的友誼,時刻希望我們兩人還要在世間共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而恩格斯在他的夫人去世時也只有馬克思能為他分憂,馬克思寫信給他說:“回答吧,老夥計,如果你心裡有什麼疙瘩,那就像個男子漢那樣坦率地說出來;你要相信,世上沒有一個人這樣真心地關切你的憂樂,除了你的摩爾。”這種肝膽相照、親密無間,恩格斯幫助了馬克思在反動年代裡頂住了惡流,沿著崎嶇的陡坡登上科學的頂峰。

  1870年9月20日,恩格斯終於遷到了倫敦的瑞琴特公園路的寓所,從這裡到馬克思住的梅特公園路只要步行10分鐘就夠了。每天下午一時左右,他就到馬克思家裡來,如果天氣晴朗,馬克思的興致又很好的話,他們就一起到漢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們便在馬克思的工作室里,各自沿著一條對角線走來走去,接連談上一兩個小時。

  由於馬克思的建議,恩格斯在遷居倫敦後,馬上就被選進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他首先當比利時的通訊書記,不久又當了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和丹麥的通訊書記。

  恩格斯逃出了他辦事處那“埃及式的囚禁”以後,正如他寫給母親信中所說的那樣,感到“已經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年輕了10歲”。

  第28章 晚年·最後的歲月(2)

  他們的友誼都日漸影響了全家大小。馬克思的女兒也就成了恩格斯的孩子了,燕妮三姐妹都把“將軍”當作了第二父親。連琳蘅這位馬克思的朋友和管家在馬克思逝世後也把對馬克思一家的友愛轉移到了恩格斯家。

  1894年,恩格斯將自己的遺產的遺囑告訴蘿拉和杜西,他把自己的遺產分為三份,蘿拉和杜西各得一份,第三份留給已不在世的小燕妮的孩子們——“……你們可以按照你們對孩子的道義感和愛去安排使用。”

  連日來,馬克思心裡非常高興。恩格斯搬來倫敦前不久,馬克思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會關於普法戰爭第二篇宣言於9月9日正式通過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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