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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吧，親愛的朋友!請代表我向您的親愛的夫人致以衷心的問候，請代我這個常常為自己的孩子流淚的母親吻您的小寶貝……儘管有這一切的一切，我們的三個大孩子長得都非常好，女孩子們個個美麗、健壯、活潑、可愛，我們的小胖子十分滑稽和逗趣。這個小鬼整天興致勃勃地扯著嗓門唱些滑稽可笑的歌，當他用心全力高唱弗萊里格拉特的《馬賽曲》時，房子都顫動了。他唱道：
快來吧，六月，你這立功的時刻，
我們渴望建樹新的功績。
這個月份正如它的兩個不幸的先驅者一樣，它的
世界歷史使命也許就在於要開始巨大的鬥爭，而在這
個鬥爭中我將重新攜手戰鬥。
祝您健康!
一天，恩格斯拎著送給孩子的禮物找到了倫敦馬克思的住宅。
經過一場血與火的戰爭的洗劫，這位在戰場上敗下來的“副官”，還是那樣的穿著整齊，花格子的西服、亮直的發路也顯出其疲憊後的一種抖擻精神……
恩格斯明顯地消瘦了，因為瘦，個子更顯出其比粗獷、敦實的馬克思高出許多。
“您是從哪裡來的?”馬克思急忙問。
“從義大利來。”
“怎麼到義大利去了?”
暴動失敗後，恩格斯逃到義大利，從義大利才跑到馬克思身邊來的。
恩格斯很擔心地問：“您早就沒有錢用了吧?”
馬克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燕妮臉上微微地紅了，但在他面前用不著客氣，客氣反而覺得是侮辱了他。
恩格斯緊接著說：“走投無路的時候老頭子才給了我一點錢，先拿著這一點。”連個數字也不說，恩格斯就把錢交給了琳蘅，他又說：“黨和全人類勞動人民等著您的勞動;您只管做你的工作，相信我，錢是會有的!”
燕妮心中暗想，世界上再沒有這樣好的朋友了。
第22章 6年磨難
1850年底以後的6年，馬克思一家先後搬到倫敦貧窮的索荷區第恩街64號和28號，低矮、陰暗、潮濕的兩間一小廚。
錢，把這一家政治流亡者困得幾乎趨於絕境。馬克思在這裡創辦的《新萊茵報·政治經濟學評論》期刊每期印刷2500份，因政治理論刊而很難以發行，他只是憑藉經常為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寫文章獲取少量的稿酬，每篇文章的稿費很少超過20馬克。“美國佬”給“歐洲人”的稿酬低，馬克思也知道自己在受洋人的剝削，但是除此沒有了任何選擇的餘地，只有這樣才能把他的思想傳播到美洲，憑著這點稿酬，全家人過著極低下的生活。
這一年，連這一點僅有的小溪流也被堵塞了。民主主義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出版家德納不再刊登“馬克思”的文章，而一直把馬克思的所有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發表。因為這個原因，馬克思的名字當時在美國很少有人知道，因此他幾乎不可能很快找到另外一家報紙發表他的文章。
馬克思對德納的行為非常憤慨，坐在書房裡干著急，因錢的困惑，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來對付人家，就也只好如是作罷。
肝病開始折磨著馬克思，燕妮的健康也受到損傷。這時，8歲的埃德爾在貧困中死去，他是馬克思和燕妮在5年內失去的第三個親骨肉。
“母親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嗚咽，非常激動的馬克思斷然拒絕任何安慰……”
這時，馬克思只好向恩格斯寫信，“如果你心情好的話，請寫幾句給我的妻子，她已完全失常了。想不到，這個不幸的孩子成為家庭生活困難的犧牲品。”
恩格斯除寫信和來看望安慰外，為了這一家人的生活，他只好又去了他討厭的父親的工廠里去工作。他在曼徹斯特通過郵車給馬克思匯錢和送給他所需要的東西，信中還經常抱怨馬克思隱瞞自己的困難不向他明說。
面對生活上的絕境，馬克思不得不向恩格斯坦白地承認：
“我在圖書館的工作本來早就可以結束，但是，間斷太多，阻礙太大，而在家裡，由於一切總是處於緊急狀態，並且流不盡的眼淚使我整夜煩惱和生氣，自然幹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對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負擔都落在她的身上。實際上，她是對的，工作應該比婚姻更多產。儘管如此，你該記得，我生來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嚴厲，所以常常不夠冷靜。”
一段時間，馬克思連去英國博物館研究和查找資料也去不成了。他卻還風趣地說：“一星期以來，我已達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為外衣進了當鋪，我不能出門，因為不讓賒帳，我不能再吃肉。”他又說：“幾個星期以來，特別是最近兩個星期，我每天不得不奔走6小時找那倒霉的6個便士，為了能往牙齒上放點什麼……”
就連很少的稿費也斷流了。這個絕望的時候，恩格斯從曼徹斯特的回信中說：“這些美國佬簡直是非常可惡的傢伙，看來，《論壇報》的先生們認為，他們已經把你像檸檬一樣擠干，現在可以去擠另一個人。……2月初我特給你寄5英鎊，往後你每月都可以收到這個數字。……當然，你不要因為我答應每月寄5英鎊就在困難的時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寫信，因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辦……”
馬克思把信中的這幾行念給燕妮聽，燕妮激動得流出了熱淚，她說：“他之所以幹這個不喜歡的職業，完全是為了能夠幫助你，他是多麼喜愛研究哲學或文學啊!”
馬克思也流出了熱淚，藏進濃密的鬍鬚里……他曾經還最擔心燕妮，這個貴族家庭吃魚、吃肉、穿紅、戴綠的小姐，也同他一塊在艱難得如同乞丐般的生活里拖過來了。要不是有她，要不是恩格斯，還有琳蘅，他的一家早就得散夥，甚至餓死了。
這些年裡，倫敦的政治流亡者們不團結，窮困的生活更加劇他們的苦惱和怨恨。馬克思還要同流亡者中的蠱惑家、野心家和“大人物”們進行不倦的鬥爭。這些人對他中傷，馬克思毫不在意，只有燕妮和琳蘅非常惱火。
各國反動政府對1848—1849年所經歷的恐怖還心有餘悸，不遺餘力要消滅“禍根”，就是要消滅那些被他們稱作“頭目”和“鼓動家”的人。他們千方百計要促使英國把這些人驅逐出境，同時俄國沙皇、普魯士國王和路易·波拿巴派來倫敦的密探愈來愈多，這些傢伙們很內行。他們不把蠱惑家放在心上，而是死死盯住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他們也不嫌棄英國告密者的效勞。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給英國報紙寫信提出抗議，在一封刊登在《旁觀者》周報的信中，他們強調：
“我們住宅的門房，還有些樣子極其可疑的人經常守望著，他們非常耐心地記下我們的所有訪問者的來往情況，我們每走一步都有他們在跟蹤。我們無論是坐公共馬車或進咖啡館，都至少會有一個這種不相識的朋友跟隨而來，我們不知道作這種愜意事情的先生們是否‘在御前供職’，但是我們十分了解，他們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的和不怎麼受尊敬的人。”
快來吧，六月，你這立功的時刻，
我們渴望建樹新的功績。
這個月份正如它的兩個不幸的先驅者一樣，它的
世界歷史使命也許就在於要開始巨大的鬥爭，而在這
個鬥爭中我將重新攜手戰鬥。
祝您健康!
一天，恩格斯拎著送給孩子的禮物找到了倫敦馬克思的住宅。
經過一場血與火的戰爭的洗劫，這位在戰場上敗下來的“副官”，還是那樣的穿著整齊，花格子的西服、亮直的發路也顯出其疲憊後的一種抖擻精神……
恩格斯明顯地消瘦了，因為瘦，個子更顯出其比粗獷、敦實的馬克思高出許多。
“您是從哪裡來的?”馬克思急忙問。
“從義大利來。”
“怎麼到義大利去了?”
暴動失敗後，恩格斯逃到義大利，從義大利才跑到馬克思身邊來的。
恩格斯很擔心地問：“您早就沒有錢用了吧?”
馬克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燕妮臉上微微地紅了，但在他面前用不著客氣，客氣反而覺得是侮辱了他。
恩格斯緊接著說：“走投無路的時候老頭子才給了我一點錢，先拿著這一點。”連個數字也不說，恩格斯就把錢交給了琳蘅，他又說：“黨和全人類勞動人民等著您的勞動;您只管做你的工作，相信我，錢是會有的!”
燕妮心中暗想，世界上再沒有這樣好的朋友了。
第22章 6年磨難
1850年底以後的6年，馬克思一家先後搬到倫敦貧窮的索荷區第恩街64號和28號，低矮、陰暗、潮濕的兩間一小廚。
錢，把這一家政治流亡者困得幾乎趨於絕境。馬克思在這裡創辦的《新萊茵報·政治經濟學評論》期刊每期印刷2500份，因政治理論刊而很難以發行，他只是憑藉經常為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寫文章獲取少量的稿酬，每篇文章的稿費很少超過20馬克。“美國佬”給“歐洲人”的稿酬低，馬克思也知道自己在受洋人的剝削，但是除此沒有了任何選擇的餘地，只有這樣才能把他的思想傳播到美洲，憑著這點稿酬，全家人過著極低下的生活。
這一年，連這一點僅有的小溪流也被堵塞了。民主主義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出版家德納不再刊登“馬克思”的文章，而一直把馬克思的所有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發表。因為這個原因，馬克思的名字當時在美國很少有人知道，因此他幾乎不可能很快找到另外一家報紙發表他的文章。
馬克思對德納的行為非常憤慨，坐在書房裡干著急，因錢的困惑，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來對付人家，就也只好如是作罷。
肝病開始折磨著馬克思，燕妮的健康也受到損傷。這時，8歲的埃德爾在貧困中死去，他是馬克思和燕妮在5年內失去的第三個親骨肉。
“母親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嗚咽，非常激動的馬克思斷然拒絕任何安慰……”
這時，馬克思只好向恩格斯寫信，“如果你心情好的話，請寫幾句給我的妻子，她已完全失常了。想不到，這個不幸的孩子成為家庭生活困難的犧牲品。”
恩格斯除寫信和來看望安慰外，為了這一家人的生活，他只好又去了他討厭的父親的工廠里去工作。他在曼徹斯特通過郵車給馬克思匯錢和送給他所需要的東西，信中還經常抱怨馬克思隱瞞自己的困難不向他明說。
面對生活上的絕境，馬克思不得不向恩格斯坦白地承認：
“我在圖書館的工作本來早就可以結束，但是，間斷太多，阻礙太大，而在家裡，由於一切總是處於緊急狀態，並且流不盡的眼淚使我整夜煩惱和生氣，自然幹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對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負擔都落在她的身上。實際上，她是對的，工作應該比婚姻更多產。儘管如此，你該記得，我生來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嚴厲，所以常常不夠冷靜。”
一段時間，馬克思連去英國博物館研究和查找資料也去不成了。他卻還風趣地說：“一星期以來，我已達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為外衣進了當鋪，我不能出門，因為不讓賒帳，我不能再吃肉。”他又說：“幾個星期以來，特別是最近兩個星期，我每天不得不奔走6小時找那倒霉的6個便士，為了能往牙齒上放點什麼……”
就連很少的稿費也斷流了。這個絕望的時候，恩格斯從曼徹斯特的回信中說：“這些美國佬簡直是非常可惡的傢伙，看來，《論壇報》的先生們認為，他們已經把你像檸檬一樣擠干，現在可以去擠另一個人。……2月初我特給你寄5英鎊，往後你每月都可以收到這個數字。……當然，你不要因為我答應每月寄5英鎊就在困難的時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寫信，因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辦……”
馬克思把信中的這幾行念給燕妮聽，燕妮激動得流出了熱淚，她說：“他之所以幹這個不喜歡的職業，完全是為了能夠幫助你，他是多麼喜愛研究哲學或文學啊!”
馬克思也流出了熱淚，藏進濃密的鬍鬚里……他曾經還最擔心燕妮，這個貴族家庭吃魚、吃肉、穿紅、戴綠的小姐，也同他一塊在艱難得如同乞丐般的生活里拖過來了。要不是有她，要不是恩格斯，還有琳蘅，他的一家早就得散夥，甚至餓死了。
這些年裡，倫敦的政治流亡者們不團結，窮困的生活更加劇他們的苦惱和怨恨。馬克思還要同流亡者中的蠱惑家、野心家和“大人物”們進行不倦的鬥爭。這些人對他中傷，馬克思毫不在意，只有燕妮和琳蘅非常惱火。
各國反動政府對1848—1849年所經歷的恐怖還心有餘悸，不遺餘力要消滅“禍根”，就是要消滅那些被他們稱作“頭目”和“鼓動家”的人。他們千方百計要促使英國把這些人驅逐出境，同時俄國沙皇、普魯士國王和路易·波拿巴派來倫敦的密探愈來愈多，這些傢伙們很內行。他們不把蠱惑家放在心上，而是死死盯住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他們也不嫌棄英國告密者的效勞。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給英國報紙寫信提出抗議，在一封刊登在《旁觀者》周報的信中，他們強調：
“我們住宅的門房，還有些樣子極其可疑的人經常守望著，他們非常耐心地記下我們的所有訪問者的來往情況，我們每走一步都有他們在跟蹤。我們無論是坐公共馬車或進咖啡館，都至少會有一個這種不相識的朋友跟隨而來，我們不知道作這種愜意事情的先生們是否‘在御前供職’，但是我們十分了解，他們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的和不怎麼受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