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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想當然。
前面說過，文明是液態的。液態的文明，猶太像油，西方像酒，伊斯蘭像奶，中華像水。水，是開放的、兼容的、平和的，原本純淨而素樸。純淨，故天下皆能與之相和；素樸，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的確，上善若水。什麼信仰都沒有，反倒有可能容得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你要信上帝嗎？可以。你要信真主嗎？可以。你要信佛祖嗎？可以。你要我跟著你們信這個信那個嗎？也可以。反正祭神的時候，我們不過權當他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神叫什麼名字，是哪個教的，根本無所謂。
於是前有三教合流（儒、道、釋），後有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中華文明的大發展，中華民族的大團圓，就這樣實現。
南宋到明初五六百年間的中國福建泉州，甚至為世界各民族的宗教，創造了一個和平共處的環境，相互交流的平台。當時的泉州，方圓三里之內，佛寺（佛教）、道觀（道教）、神廟（印度教）、教堂（基督教）、清真寺（伊斯蘭教）、禮拜寺（猶太教），還有祭祀孔子的文廟、祭祀關羽的關帝廟、祭祀媽祖的天后宮，六大宗教九種廟宇比鄰而立，幾近摩肩擦背。摩尼教的糙庵雖然不在這三里之內，卻與華嚴寺共處同一山頭，只不過“你在這邊，我在那邊”。
◎泉州，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海上交通自古就非常發達，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與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通商。同時，世界各大宗教也隨著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而傳入泉州，使它成為一座具有世界性宗教文化特徵的城市。
山頭可以共享，寺廟也能。比如開元寺是佛教的，裡面卻有道教和印度教的神像，侍立在佛祖兩旁的則是黑人。真武廟是道觀，卻同時供奉佛像，還專為穆斯林辟出一塊做禮拜的地方。不同宗教的信徒甚至可以在同一個地方舉行各自的儀式，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沒有衝突，只有祥和。
這是怎樣的一種文明奇觀！
能創造這種奇觀的地方，豈非有著內在的神奇力量？有這樣神奇力量的民族，豈非應該為所有文明的對話，搭建一個開放平台？儘管這個平台，也只是將來建立起全人類共同文明的一個過渡和跳板。
那才真叫“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事實上，當今世界需要的，正是這樣一個開放平台。這個平台，也只能由沒有宗教和信仰的文明來搭建。沒錯，信仰是個好東西。一個人真有信仰，就不但會有底線，還會有境界。一個民族真有信仰，則不但會有凝聚力，還會有持續性。這可以由歷史來證明。歷史上的文明，有的無宗教，如希臘；有的多神教，如印度；有的一神教，如伊斯蘭。結果怎麼樣呢？無宗教的曇花一現，多神教的偏安一隅，一神教的走向世界。
顯然，只有一神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一神教的文明，才有世界性。因為多中心即無中心，多信仰即無信仰。真理只有一個，信仰也一樣。
因此，一神教和有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覺性”和“文明使命感”。西方人甚至認為，創造文明是人對同類的必履之職。這當然同樣是好事。問題在於，世界上的一神教並非只有一家，唯一的神也就並不唯一。這下麻煩了。你也有使命，我也有使命，你也有信仰，我也有信仰，而你我的使命和信仰又是格格不入的，這又如何是好呢？退讓？那我的就不叫使命不叫信仰。不讓？可不得打起來。所謂“文明的衝突”便由此而生，儘管衝突的背後有利益的驅動。
這時，中華文明便應該有所作為了。
中華在人類文明中的位置不來自信仰，而來自歷史。是的，其他直接從原始社會誕生的第一代文明都湮滅了。現存的文明中，世界性的西方和伊斯蘭，地區性和民族性的斯拉夫、非洲、拉美、印度、日本，都有宗教和信仰的背景。從史前時代直接誕生，沒有宗教和信仰，卻又有世界性，而且能長期延續的，只有中華文明。這是全世界的唯一。
如此獨一無二，不能不讓人懷疑是歷史出於文明的意志而埋下的伏筆，也不能不讓人重新思考文明是什麼，宗教和信仰的意義又是什麼。是啊，人類為什麼要有宗教呢？是因為要有信仰。為什麼要有信仰呢？是因為要有核心價值。有價值和價值觀，才會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創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續發展。可見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載體，核心價值才是關鍵。它是如此地至關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於必須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義，以神諭的方式說出來。
這就是信仰的秘密。
現在事情十分清楚。我們民族能不能實現偉大復興，進而擔負起天下的興亡，關鍵就在核心價值觀。沒有核心價值，或者價值觀不恆定，經濟再發達，也只能是“身強力壯，東張西望；錢包鼓鼓，六神無主”。
然而這裡面恰恰有麻煩。
麻煩並不奇怪。因為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確實較難保證價值觀的恆定。回顧歷史就知道，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先前也曾有過全民共識，比如“三綱五常”和“階級鬥爭”。前者適應於小農經濟，後者適應於計劃經濟。所以，辛亥革命以後，儒家倫理可以充當“維持會”；改革開放以前，鬥爭哲學可以充當“糾察隊”。可惜時至今日，它們都必須下崗。這不僅因為我們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因為三綱五常和階級鬥爭，都不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顯然，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唯一的辦法是重建，重建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
中華民族到了最關鍵的時刻。
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有必要重新發現自己。打鐵還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是啊，為什麼在史前時代，我們跟世界各民族走著相同的道路，一到文明時代就分道揚鑣？走上獨特道路的中華，為什麼會在其他古代和古典文明隕落之後或之時，反倒如日中天登峰造極，然後又盛極而衰卻衰而不竭？是什麼在導引著我們的步伐，又是什麼在頑強地支持和維繫著這古老的文明？如果我們的道路命中注定有如黃河九曲十八彎，那麼，大海在哪裡，又是什麼樣？
所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一句話——
三千七百年以來，我們的命運和選擇。
是的，命運和選擇。鴉片戰爭前，多半是命運；鴉片戰爭後，我們開始選擇，而且是在世界歷史和國際社會的背景下選擇。因此，重新審視三千七百年，首先要有全球視野和現代史觀，其次要有科學態度和價值體系。如此，我們才能看清“世界文明中的中華文明”，找到“中華文明中的共同價值”，明白“未來世界中的責任擔當”，也才能理解文明的意志，明確中華的位置。
這就是“易中天中華史”的任務。
本文關於伊斯蘭文明部分，承蒙米壽江、哈全安兩位先生指導和審閱，“文明求同，文化存異”系引用馬未都先生觀點，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