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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轟炸機一樣撲向曼儂，將她推倒。她的身體像被釘在了窗框上。儘管如此，她仍然死死握住手槍開了一槍，卻只射中了黑夜的空氣。我撲過去抓住她的雙手，立刻感覺到了她體內的力量，簡直像在用掃帚制服一條兇猛的眼鏡蛇。我成功地控制了她握槍的手腕，但她的另一隻手劇烈掙扎著企圖掙脫我接住槍。幾秒鐘以後，她將手伸向我的脖子，猛地掐住我的喉管，我幾乎窒息。我本能地去掰開卡在脖子上的手，她抓住機會攻擊我的上臂，又一波劇痛讓我的右臂幾乎斷掉，隨後她又攻擊我身體的一側，使我搖晃著倒向一邊。
在我恢復意識之前，這個毒蛇一般的女人已經將我擊垮。她用膝蓋踹了我幾下，坐在我肚子上。
我們四目相對，只見一道血從她的額角流下，頭髮凌亂不堪，黑色的眼睛裡燃燒著怒火。
“再見了，狗娘養的。”
我從半睜著受傷的眼睛裡看到了她的槍口。我只能徒勞地伸著脖子，迎接槍聲。然後一切就這樣結束，就像我夢裡發生的那樣。皮特·哈珀的一隻眼睛被打穿了，腦漿飛濺在他在愛爾蘭海灘上美麗房子的地板上。父親明天讀到的報紙將正如我之前所預見的那樣。被床單裹起來的屍體猶如巨大的白色幽靈。父親應該又會喝酒、抽菸，做所有激怒母親的事情。他可能不會活太久了，某一天他會發現躺在鐵軌上的意義。
一切都結束了，在這個暴風雨的夜晚。在海灘上奔跑的瑪麗，壞掉的柵欄，四個兇手和他們的商務車，胖子湯姆的刀，山丘上的意外，棚子，斧頭。而關於我本人的死亡則有三種不同的方式：一次罕見的自然災害，被刺死，或者頭部中槍。
“別動!你這狗娘養的!”一個聲音傳來。
是朱迪。她已經站了起來，雙手握著壁爐的撥火棍。她剛剛結束高爾夫揮桿訓練，撥火棍正處於擊球的最高點，而現在這個球就是曼儂的臉。曼儂張大嘴看著她。她想要抬手瞄準朱迪，但朱迪動作更快。她用盡全力將撥火棍砸向那個蛇蠍女人的臉。我無法形容什麼被打破了，因為曼儂的臉滿布鮮血，像一個裝了死魚的口袋一樣撞向地面。
當我站起來並擁抱朱迪的時候，我發現她全身都在哆嗦，死死地盯著曼儂。
“我殺了她嗎?”她抽泣著問。
“我希望是這樣的。”
瑪麗躺在地上，嘴和眼睛都張著。
朱迪跑出去叫救護車，儘管車離我們還很遠，很遠。在風的嘶鳴中，依稀已能聽見幾聲警笛。
10
兩天以後，正在土耳其中部旅行的克萊姆在手機終於有信號的時候幾乎同時收到了兩條簡訊。一條來自荷蘭駐愛爾蘭大使館的隨員喬斯特·萊沃特，簡訊中請克萊姆儘快與她聯繫，這是事情發生的前一晚所發，那時我在家裡失去了理智並被送到了醫院;第二條簡訊是我發的：“你必須儘快趕到多內加爾，這裡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他們乘坐從伊斯坦堡到德里的航班，從倫敦轉機，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在第二天下午四點左右趕到了鄧洛伊醫院。儘管有我給她每次轉機的時候發的簡訊，以及去機場接她的使館官員一路安慰，克萊姆仍然面色蒼白如紙。
派屈克·哈珀幾小時前就到了，他坐了在都柏林生活期間最貴的一次計程車(他總算是成功離開他在自由街的家了)並在當天上午趕到了鄧洛伊。
在這十多個小時裡，記者、警察以及好奇的人們將醫院圍得水泄不通，我父親對此緊張萬分，覺得處境可能比想像的更糟糕。在確認兒子和孫子孫女都安然無恙後，他控制了形勢，仿佛重新當上了車站主管一樣：照料孩子們，與《城市日報》的記者們談話，有條不紊地處理各種麻煩並且讓它們遠離我們的病房。克萊姆出現的時候，他是頭一個跟她解釋的人：“發生了槍擊案，幾個人襲擊了皮特的家，但是孩子們都躲在海灘上的岩石那邊，直到天亮的時候才被找到。他們著了涼，有幾處劃傷，但狀態還好。”
克萊姆撲向孩子們，足足擁抱了五分鐘，反覆檢查他們每一寸皮膚和頭髮，不停地親吻他們。
“是傑普報的警。他說我們必須離開，朱迪第一時間就知道了，她讓我們從後門離開。”在尼爾斯和我父親詫異的注視下，貝阿特麗絲告訴她媽媽事情的經過，她仍然在抽泣著。“但到了那裡，她跟我們說一分鐘後就回來。傑普和我藏在沙丘下面。傑普瘋了一樣拽我，說我們必須躲進岩石里的洞裡。我們在那裡待了一會兒，後來聽到幾聲槍響。我開始哭，以為他們殺了朱迪，但是傑普沒讓我出去。最後我們看到有人朝我們走過來。是爸爸。”
中午的時候，克萊姆和尼爾斯出現在我的房門口，他們臉色蠟黃，看上去這兩天沒怎麼睡覺。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很高興見到他們。我很感激尼爾斯沒有待在房間外。他進來了，握住我的手並問我感覺如何。我說還行。上一次見他的時候，我還往他嘴上打了一拳，現在卻是我斷了兩條肋骨，嘴也裂開了。這簡直是個黑色幽默，我們三個都笑了。
“可到底發生了什麼?警察沒跟我們說太多。他們只說你鄰居家裡發生了槍擊，有人想打劫這裡。一個新聞發言人說有人開了幾槍，你的鄰居們都受傷了……”
所有人都想聽故事，但故事實在很難講，況且我還擔心著別的事情。
有人知道里奧或者瑪麗怎麼樣了嗎?我只記得在最後生死一線的時刻，警察和救護車到了，朱迪把瑪麗的傷口壓住止血，我跑去海灘上找孩子們。我們回來的時候我看到兩個女人都被送上了救護車。瑪麗看上去很不好，臉色像月亮一樣蒼白，口鼻部罩著塑料的氧氣罩。我們還沒來得及說什麼救護車就飛速開走了。我看到在“比爾之齒”最高處有警燈往裡奧家的方向移動。我把他留在了他家客廳的地板上，他身上有兩處槍傷，到現在都沒人告訴我他是否還活著。
爸爸出去問了幾個問題，回到房間後告訴我里奧他們不在鄧洛伊醫院。“他們被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是哪裡，也不知道原因。”
我的疑問並沒有得到解答。
“聽說你那天下午還在醫院，然後遇到了緊急情況，沒說一聲就走了，對嗎?”
這也是一大早就趕到的《城市日報》的偵探們十分感興趣的話題，“請詳盡告訴我們本該在醫院過夜的您為什麼會出現在小鎮裡。”
我絕對沒有撒謊。我告訴他們我離開是因為我預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將要發生，我得去阻止。我向他們解釋從醫院到克蘭布朗的整個過程，包括用車載我的那兩位看望病人的小伙子和老太太——為了證實這一點，他們聯繫了醫院，也查看了記錄。我還描述了在“安迪家”的短暫停留，之後又在朱迪的旅館借了一輛自行車。一切都可以被證明，甚至包括我在路上遇到的意外，以及那些罪犯抓住我，謝天謝地我得以及時通知里奧和瑪麗。他們全都記了下來，但是不停地交換猜疑的目光。“請您再跟我說一下那個預感，您說您是什麼時候有這個預感的?”
在我恢復意識之前，這個毒蛇一般的女人已經將我擊垮。她用膝蓋踹了我幾下，坐在我肚子上。
我們四目相對，只見一道血從她的額角流下，頭髮凌亂不堪，黑色的眼睛裡燃燒著怒火。
“再見了，狗娘養的。”
我從半睜著受傷的眼睛裡看到了她的槍口。我只能徒勞地伸著脖子，迎接槍聲。然後一切就這樣結束，就像我夢裡發生的那樣。皮特·哈珀的一隻眼睛被打穿了，腦漿飛濺在他在愛爾蘭海灘上美麗房子的地板上。父親明天讀到的報紙將正如我之前所預見的那樣。被床單裹起來的屍體猶如巨大的白色幽靈。父親應該又會喝酒、抽菸，做所有激怒母親的事情。他可能不會活太久了，某一天他會發現躺在鐵軌上的意義。
一切都結束了，在這個暴風雨的夜晚。在海灘上奔跑的瑪麗，壞掉的柵欄，四個兇手和他們的商務車，胖子湯姆的刀，山丘上的意外，棚子，斧頭。而關於我本人的死亡則有三種不同的方式：一次罕見的自然災害，被刺死，或者頭部中槍。
“別動!你這狗娘養的!”一個聲音傳來。
是朱迪。她已經站了起來，雙手握著壁爐的撥火棍。她剛剛結束高爾夫揮桿訓練，撥火棍正處於擊球的最高點，而現在這個球就是曼儂的臉。曼儂張大嘴看著她。她想要抬手瞄準朱迪，但朱迪動作更快。她用盡全力將撥火棍砸向那個蛇蠍女人的臉。我無法形容什麼被打破了，因為曼儂的臉滿布鮮血，像一個裝了死魚的口袋一樣撞向地面。
當我站起來並擁抱朱迪的時候，我發現她全身都在哆嗦，死死地盯著曼儂。
“我殺了她嗎?”她抽泣著問。
“我希望是這樣的。”
瑪麗躺在地上，嘴和眼睛都張著。
朱迪跑出去叫救護車，儘管車離我們還很遠，很遠。在風的嘶鳴中，依稀已能聽見幾聲警笛。
10
兩天以後，正在土耳其中部旅行的克萊姆在手機終於有信號的時候幾乎同時收到了兩條簡訊。一條來自荷蘭駐愛爾蘭大使館的隨員喬斯特·萊沃特，簡訊中請克萊姆儘快與她聯繫，這是事情發生的前一晚所發，那時我在家裡失去了理智並被送到了醫院;第二條簡訊是我發的：“你必須儘快趕到多內加爾，這裡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他們乘坐從伊斯坦堡到德里的航班，從倫敦轉機，幾乎沒有喘息的時間，在第二天下午四點左右趕到了鄧洛伊醫院。儘管有我給她每次轉機的時候發的簡訊，以及去機場接她的使館官員一路安慰，克萊姆仍然面色蒼白如紙。
派屈克·哈珀幾小時前就到了，他坐了在都柏林生活期間最貴的一次計程車(他總算是成功離開他在自由街的家了)並在當天上午趕到了鄧洛伊。
在這十多個小時裡，記者、警察以及好奇的人們將醫院圍得水泄不通，我父親對此緊張萬分，覺得處境可能比想像的更糟糕。在確認兒子和孫子孫女都安然無恙後，他控制了形勢，仿佛重新當上了車站主管一樣：照料孩子們，與《城市日報》的記者們談話，有條不紊地處理各種麻煩並且讓它們遠離我們的病房。克萊姆出現的時候，他是頭一個跟她解釋的人：“發生了槍擊案，幾個人襲擊了皮特的家，但是孩子們都躲在海灘上的岩石那邊，直到天亮的時候才被找到。他們著了涼，有幾處劃傷，但狀態還好。”
克萊姆撲向孩子們，足足擁抱了五分鐘，反覆檢查他們每一寸皮膚和頭髮，不停地親吻他們。
“是傑普報的警。他說我們必須離開，朱迪第一時間就知道了，她讓我們從後門離開。”在尼爾斯和我父親詫異的注視下，貝阿特麗絲告訴她媽媽事情的經過，她仍然在抽泣著。“但到了那裡，她跟我們說一分鐘後就回來。傑普和我藏在沙丘下面。傑普瘋了一樣拽我，說我們必須躲進岩石里的洞裡。我們在那裡待了一會兒，後來聽到幾聲槍響。我開始哭，以為他們殺了朱迪，但是傑普沒讓我出去。最後我們看到有人朝我們走過來。是爸爸。”
中午的時候，克萊姆和尼爾斯出現在我的房門口，他們臉色蠟黃，看上去這兩天沒怎麼睡覺。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很高興見到他們。我很感激尼爾斯沒有待在房間外。他進來了，握住我的手並問我感覺如何。我說還行。上一次見他的時候，我還往他嘴上打了一拳，現在卻是我斷了兩條肋骨，嘴也裂開了。這簡直是個黑色幽默，我們三個都笑了。
“可到底發生了什麼?警察沒跟我們說太多。他們只說你鄰居家裡發生了槍擊，有人想打劫這裡。一個新聞發言人說有人開了幾槍，你的鄰居們都受傷了……”
所有人都想聽故事，但故事實在很難講，況且我還擔心著別的事情。
有人知道里奧或者瑪麗怎麼樣了嗎?我只記得在最後生死一線的時刻，警察和救護車到了，朱迪把瑪麗的傷口壓住止血，我跑去海灘上找孩子們。我們回來的時候我看到兩個女人都被送上了救護車。瑪麗看上去很不好，臉色像月亮一樣蒼白，口鼻部罩著塑料的氧氣罩。我們還沒來得及說什麼救護車就飛速開走了。我看到在“比爾之齒”最高處有警燈往裡奧家的方向移動。我把他留在了他家客廳的地板上，他身上有兩處槍傷，到現在都沒人告訴我他是否還活著。
爸爸出去問了幾個問題，回到房間後告訴我里奧他們不在鄧洛伊醫院。“他們被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我不知道是哪裡，也不知道原因。”
我的疑問並沒有得到解答。
“聽說你那天下午還在醫院，然後遇到了緊急情況，沒說一聲就走了，對嗎?”
這也是一大早就趕到的《城市日報》的偵探們十分感興趣的話題，“請詳盡告訴我們本該在醫院過夜的您為什麼會出現在小鎮裡。”
我絕對沒有撒謊。我告訴他們我離開是因為我預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將要發生，我得去阻止。我向他們解釋從醫院到克蘭布朗的整個過程，包括用車載我的那兩位看望病人的小伙子和老太太——為了證實這一點，他們聯繫了醫院，也查看了記錄。我還描述了在“安迪家”的短暫停留，之後又在朱迪的旅館借了一輛自行車。一切都可以被證明，甚至包括我在路上遇到的意外，以及那些罪犯抓住我，謝天謝地我得以及時通知里奧和瑪麗。他們全都記了下來，但是不停地交換猜疑的目光。“請您再跟我說一下那個預感，您說您是什麼時候有這個預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