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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可別以為這個工作是誰隨隨便便都能做的。歸根到底那就是場買賣,既然是買賣,就要有始有終。”
芳光點了點頭,但廣一郎始終背對著他。
從東京到松本,有數條路線可以選擇。
以前,可南子是乘坐特快列車來的,那是其中一條。當然,也有一種方法是乘坐相同路線的普通列車。
要選擇哪個難以抉擇。乘坐特快的話花費太大,但是乘坐普通列車的話,要反覆地換乘好幾次,可能要花四到五個小時。
反覆斟酌,最後想到了高速巴士,於是決定坐那個。它比普通列車要快,又是最便宜的。一大早,他就一個人坐上了從新宿站出發的巴士。因為是工作日的第一班車,滿眼都是空位。巴士從甲州街道開始進入中央道。
行李只有一個包。雖然行李可以託運,但是太麻煩,所以直接帶到了座位上。比起包來,他更想放在手邊的是裡面放的文件夾。
文件夾里夾著迄今為止收集的四篇小說和《深層》的報導。他又湧起了想再讀一遍的衝動,但是還沒出東京他就已經暈車了,可以預見到旅途艱難,因此他決定先保重自己。
“安特衛普的槍聲”這個詞的誕生,就是在弦卷彰男的報導中。芳光不用看字,閉上眼睛就能大致上回憶出那篇報導的內容。
安特衛普的槍聲
弦卷彰男
“我聽說這件事的時候,原以為這是平常的玩笑。因為那個人很張揚,經常開惡劣的玩笑讓周圍人大吃一驚,然後自己笑個不停。”
某位認識被害者的女性,在談到對這個消息的第一印象時,如此說道。
一九七〇(昭和四五)年,二月八日深夜,以風光明媚而聞名的比利時的主要港口城市——安特衛普的SSQ酒店,被突如其來的喧鬧所包圍。有一名房客上吊身亡。死亡的是一名日本女性——北里斗滿子女士,31歲(當時)。
SSQ酒店還保留著中世紀城堡的風貌,在安特衛普當地也是屈指可數的高級酒店。斗滿子女士投宿的三二二號房的起居室和臥室是分開的,家具也是古色古香的上品,天花板上垂掛著豪華的吊燈。斗滿子女士就是用這吊燈下掛著的床單上吊的。
“那個房間雖然被當做酒店,但也是我所引以為傲的一個房間,現在因為那起時間而有了瑕疵。” 說這話的,是旅館的所有人派屈克·布雷爾先生。現年五十九歲的布雷爾先生,把掛在牆上風景畫取下向筆者展示。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的彈痕。”
牆上被擊出了一個小小的洞,這是為數不多的訴說當時狀況的物證。
北里斗滿子女士和丈夫參吾氏還有四歲的女兒,三人從陸路進入比利時境內,是事件發生三天前的二月八日。他們在三個月前就與SSQ酒店進行了預約,當天晚上八點半登記入住。二十六歲的酒店服務生向筆者如此描述這一家人的形象:“像是慣於旅行的人,而且給小費也很大方。”據他說,支付小費的主要是斗滿子女士。
推測九日和十日他們在市內進行了觀光。歷史悠久的城鎮安特衛普有許多值得一看的地方。雖然北里一家的行程不甚明了,不過他們可能去看了1520年建成的聖母大教堂等名勝。不過考慮到他們的孩子尚且年幼,也有可能去過的場所十分有限。據說,在這兩天中,北里一家看上去不像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十日的夜晚,他們通過客房服務點了晚餐,所點的餐中不含酒。
酒店的服務台收到緊急通報,是在十一日凌晨一點三十七分。
“是丈夫北里先生打來的。”
接電話的服務台員工簡短地對筆者說,
“他說,妻子上吊了,想要叫醫生。是用十分冷靜的法語說的。”
酒店方面一方面趕緊安排醫生,同時從服務台調派了兩名工作人員前往三二二號房。他們在房間裡看到的,是被北里氏橫放在地毯上的斗滿子女士,和從吊燈上垂下來的床單。
已經不需要醫生了,斗滿子女士已經咽氣。酒店方面很快就報了警。
得到通知,酒店的所有人布雷爾先生也趕到了事發現場。
“看上去像是自殺。好像警察最初也不打算把它當做案件來處理。”
遺體上有細條狀的勒痕,此外,左腕上有擦傷,警方認為那是強行把遺體放下來時造成的。據說,一開始就連警方都對北里氏表示同情。形勢發生改變,是在警方向隔壁的房客聽取證詞之後。
“多名客人說,聽到了槍聲。”
於是警方展開搜索,在三二二號房的牆上發現了彈痕。於是明白了左腕上的傷是子彈掠過時造成的。警方把懷疑的目光指向了北里氏。
“一開始北里用我無法理解的語言來應對警方。印象中那些話我完全聽不懂,因此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日語。但是,他和我們旅館的人對話的時,用的是完美的法語。”
這種欺騙行為很快就被拆穿了,北里氏的處境變得險惡了。他也許是察覺到情況不妙,不等警察上門搜查,他就主動交出了一把他私藏的魯格手槍。據他供述那是大戰中德軍的制式手槍,應該是歐洲產的。雖然那把槍槍身已經腐朽也不能正常地發射子彈,但還是不排除開槍的可能。
芳光點了點頭,但廣一郎始終背對著他。
從東京到松本,有數條路線可以選擇。
以前,可南子是乘坐特快列車來的,那是其中一條。當然,也有一種方法是乘坐相同路線的普通列車。
要選擇哪個難以抉擇。乘坐特快的話花費太大,但是乘坐普通列車的話,要反覆地換乘好幾次,可能要花四到五個小時。
反覆斟酌,最後想到了高速巴士,於是決定坐那個。它比普通列車要快,又是最便宜的。一大早,他就一個人坐上了從新宿站出發的巴士。因為是工作日的第一班車,滿眼都是空位。巴士從甲州街道開始進入中央道。
行李只有一個包。雖然行李可以託運,但是太麻煩,所以直接帶到了座位上。比起包來,他更想放在手邊的是裡面放的文件夾。
文件夾里夾著迄今為止收集的四篇小說和《深層》的報導。他又湧起了想再讀一遍的衝動,但是還沒出東京他就已經暈車了,可以預見到旅途艱難,因此他決定先保重自己。
“安特衛普的槍聲”這個詞的誕生,就是在弦卷彰男的報導中。芳光不用看字,閉上眼睛就能大致上回憶出那篇報導的內容。
安特衛普的槍聲
弦卷彰男
“我聽說這件事的時候,原以為這是平常的玩笑。因為那個人很張揚,經常開惡劣的玩笑讓周圍人大吃一驚,然後自己笑個不停。”
某位認識被害者的女性,在談到對這個消息的第一印象時,如此說道。
一九七〇(昭和四五)年,二月八日深夜,以風光明媚而聞名的比利時的主要港口城市——安特衛普的SSQ酒店,被突如其來的喧鬧所包圍。有一名房客上吊身亡。死亡的是一名日本女性——北里斗滿子女士,31歲(當時)。
SSQ酒店還保留著中世紀城堡的風貌,在安特衛普當地也是屈指可數的高級酒店。斗滿子女士投宿的三二二號房的起居室和臥室是分開的,家具也是古色古香的上品,天花板上垂掛著豪華的吊燈。斗滿子女士就是用這吊燈下掛著的床單上吊的。
“那個房間雖然被當做酒店,但也是我所引以為傲的一個房間,現在因為那起時間而有了瑕疵。” 說這話的,是旅館的所有人派屈克·布雷爾先生。現年五十九歲的布雷爾先生,把掛在牆上風景畫取下向筆者展示。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的彈痕。”
牆上被擊出了一個小小的洞,這是為數不多的訴說當時狀況的物證。
北里斗滿子女士和丈夫參吾氏還有四歲的女兒,三人從陸路進入比利時境內,是事件發生三天前的二月八日。他們在三個月前就與SSQ酒店進行了預約,當天晚上八點半登記入住。二十六歲的酒店服務生向筆者如此描述這一家人的形象:“像是慣於旅行的人,而且給小費也很大方。”據他說,支付小費的主要是斗滿子女士。
推測九日和十日他們在市內進行了觀光。歷史悠久的城鎮安特衛普有許多值得一看的地方。雖然北里一家的行程不甚明了,不過他們可能去看了1520年建成的聖母大教堂等名勝。不過考慮到他們的孩子尚且年幼,也有可能去過的場所十分有限。據說,在這兩天中,北里一家看上去不像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十日的夜晚,他們通過客房服務點了晚餐,所點的餐中不含酒。
酒店的服務台收到緊急通報,是在十一日凌晨一點三十七分。
“是丈夫北里先生打來的。”
接電話的服務台員工簡短地對筆者說,
“他說,妻子上吊了,想要叫醫生。是用十分冷靜的法語說的。”
酒店方面一方面趕緊安排醫生,同時從服務台調派了兩名工作人員前往三二二號房。他們在房間裡看到的,是被北里氏橫放在地毯上的斗滿子女士,和從吊燈上垂下來的床單。
已經不需要醫生了,斗滿子女士已經咽氣。酒店方面很快就報了警。
得到通知,酒店的所有人布雷爾先生也趕到了事發現場。
“看上去像是自殺。好像警察最初也不打算把它當做案件來處理。”
遺體上有細條狀的勒痕,此外,左腕上有擦傷,警方認為那是強行把遺體放下來時造成的。據說,一開始就連警方都對北里氏表示同情。形勢發生改變,是在警方向隔壁的房客聽取證詞之後。
“多名客人說,聽到了槍聲。”
於是警方展開搜索,在三二二號房的牆上發現了彈痕。於是明白了左腕上的傷是子彈掠過時造成的。警方把懷疑的目光指向了北里氏。
“一開始北里用我無法理解的語言來應對警方。印象中那些話我完全聽不懂,因此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日語。但是,他和我們旅館的人對話的時,用的是完美的法語。”
這種欺騙行為很快就被拆穿了,北里氏的處境變得險惡了。他也許是察覺到情況不妙,不等警察上門搜查,他就主動交出了一把他私藏的魯格手槍。據他供述那是大戰中德軍的制式手槍,應該是歐洲產的。雖然那把槍槍身已經腐朽也不能正常地發射子彈,但還是不排除開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