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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大橋時，那輛燒黑的電車和計程車已然不見，路面上也無黑塵，路邊的護欄像從來沒有損壞一樣，立在那裡。仔細看，路心還殘留著鍋蓋大的坑和眾多麻點大的小孔，但已經阻擋不了一輛輛車穿越過去。那些車油門粗重地嗷叫著，氣勢如長江後浪推前浪。
車一輛輛開過去是個好比喻，就像日子一天天開過去，新聞一天天開過去。我們起初不能接受由部長、廳長、局長、大隊長、中隊長疊次累加的批評，但是習慣就好了。就好比一個人被鋸了手，起初哀傷，想自殺，一段時間後，就學會用一隻手吃飯、如廁、做愛了，就學會帶著缺失生活了——就像我們學會了帶著不能破解的謎生活一樣。張老不是還要吃肉喝酒，我們不是還要出勤領工資?我們從來就沒有實現過破案率100%。
老百姓也這樣，第一次看耶路撒冷爆炸時，心疼得不行，看多了，今天看到30個人沒了，明天看到40個人沒了，就麻木了，就只看到一個數字了。仿佛炸飛的不是肉，是數字，是12345。我們這裡也這樣，接下來的大規模停水事件，騷擾了半個城市的日常生活，這樣，那十幾具屍體便被忘記了好些。十幾具是什麼，是這個城市300萬人口的幾分之幾?是不能復生的他們重要還是活著的我們重要?我們沒有水，不能喝不能吃不能洗澡，渴死啦，臭死啦。
這個故事講到這裡本應結束。
8
下面絮叨一個叫周三可的人，每個城市都有一些這樣的人。所謂三可，是可笑、可恨、可愛。有時人們也叫他寄生蟲，或者持之以恆的人。他從不理鬍子和頭髮，從不扣褲扣子，從來夾著一個溫州假皮包，從來能掏出很多名片來。如果你不怎麼懂法，他會掏出律師的名片，並且真的給你出庭，在問被告時，他會扶著墨鏡說：現在我所有問你的問題，你只需回答Yes or No。understand?如果你家裡有人出車禍，他會掏出調查公司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說他握有現場證據，能證明是你家人闖紅燈還是司機闖紅燈，是你家人碾死了車還是車碾死了你家人;如果你活在某個信息集中的區域，他會掏出報社特約通訊員的名片，名片上寫著“家事、國事、風流事，事事關心”，動員你向他舉報線索，一經採用，好處費20元到50元不等，其實他在向報社記者報料時，採用的好處費至少是100元。
就是這個周三可，在爆炸案硝煙散盡、大橋恢復通車、而我們也妄圖以偵破新案件來洗刷恥辱時，衣衫襤褸、神經衰弱地走到刑偵大隊值班室，說他找到了一個寶貝。我們要看，他擺擺手說：一看就簡單了，就只值五萬了，讓我先跟你們算下勞動支出，從爆炸案發生的2月14日算起，我開展獨立調查已有三個月，以一天八個工時計算，我出工720個小時，以一個工時10元計算，你們應該支付我7200元;另外，因為每次趕到大橋我需要搭乘交通工具，一天來回的車費是20元，三個月是1800元;還有，為了更好地獲取證據，我購買索尼照相機一台，價格是3400元，購買膠捲60卷，價格是3000元，都有發票的。這樣加起來，是15400元。你們如果要看，至少應該付我65400元。
我們說，誰知道是不是寶貝呢?我們的狼狗去幾百遍了，也沒搜出來。
周三可受了委屈，從包里倒出一個紙包來。里三層外三層揭開後，我們看到一張殘缺的身份證，上邊保留有名字和民族，但沒有頭像，下邊號碼區的前半段數字也被燒掉了，缺損邊沿有燒焦後結的痂，和爆炸案很是貼題。我們拿出抽屜內的爆炸案死傷名單要核對，誰知周三可也從包里抽出這樣一份名單來。周三可說：我核過了，死傷人數共38位，有名有姓的36位，這張身份證的名字與這36人不符，我斷定他是兇手。
我們又說：誰知道是不是你隨便找張身份證燒的呢?
周三可勃然大怒，收起身份證說：我到北京交給公安部去。我們趕忙說別呀，倒茶的倒茶，遞煙的遞煙，算是把他勸住了。眼見他按捺不住又要走，就又按照他的要求，用帶刑偵大隊字頭的文件紙寫了字據，言明證據一旦有效，即支付人民幣65400元。
現在想起來，我們總是被謬托。在小說和電視劇里，我們被神話為福爾摩斯、包青天或者大胖子莫洛，其實不然。至少從這起爆炸案來說，我是無用的。過去無用，現在無用，以後也是，你會看到的。我講這個故事，知道很多，只是因為我始終在場。權力命令我始終在場。真正解決問題的是那個沒有任何權力的下崗工人周三可。他後來領走了7萬元，其中6萬元還債，1萬元賭博輸掉了。再後來他被我們這裡唯一一家都市報給拒絕了，因為一個記者眼含熱淚義憤填膺地問他：為什麼你一定等我到了現場才撥打120和110呢，你沒見他們活活淹死了嗎?再後來他捉襟見肘，開始買足彩，每天瘋言瘋語地說，100萬給老丈人，100萬給二弟，100萬給孩子，100萬做生意，100萬養老。他就靠著這一周兩塊的希望支撐著，和曹雪芹一樣，舉家食粥酒常賒，倒也沒有差池。只是有天，教皇忽然駕崩，致意甲停賽，又致足彩開獎推遲。本來信息廣通的周三可走到兌獎處，聽到賣彩票的說“別來啦，足彩不能玩了”，便以為賭博這東西遲早是要關門的，讓500萬的夢碎了一臉，濕漉漉的，清醒得不得了。回家後，他找到菜刀，對著鏡子，把頸大動脈割了。
車一輛輛開過去是個好比喻，就像日子一天天開過去，新聞一天天開過去。我們起初不能接受由部長、廳長、局長、大隊長、中隊長疊次累加的批評，但是習慣就好了。就好比一個人被鋸了手，起初哀傷，想自殺，一段時間後，就學會用一隻手吃飯、如廁、做愛了，就學會帶著缺失生活了——就像我們學會了帶著不能破解的謎生活一樣。張老不是還要吃肉喝酒，我們不是還要出勤領工資?我們從來就沒有實現過破案率100%。
老百姓也這樣，第一次看耶路撒冷爆炸時，心疼得不行，看多了，今天看到30個人沒了，明天看到40個人沒了，就麻木了，就只看到一個數字了。仿佛炸飛的不是肉，是數字，是12345。我們這裡也這樣，接下來的大規模停水事件，騷擾了半個城市的日常生活，這樣，那十幾具屍體便被忘記了好些。十幾具是什麼，是這個城市300萬人口的幾分之幾?是不能復生的他們重要還是活著的我們重要?我們沒有水，不能喝不能吃不能洗澡，渴死啦，臭死啦。
這個故事講到這裡本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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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絮叨一個叫周三可的人，每個城市都有一些這樣的人。所謂三可，是可笑、可恨、可愛。有時人們也叫他寄生蟲，或者持之以恆的人。他從不理鬍子和頭髮，從不扣褲扣子，從來夾著一個溫州假皮包，從來能掏出很多名片來。如果你不怎麼懂法，他會掏出律師的名片，並且真的給你出庭，在問被告時，他會扶著墨鏡說：現在我所有問你的問題，你只需回答Yes or No。understand?如果你家裡有人出車禍，他會掏出調查公司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說他握有現場證據，能證明是你家人闖紅燈還是司機闖紅燈，是你家人碾死了車還是車碾死了你家人;如果你活在某個信息集中的區域，他會掏出報社特約通訊員的名片，名片上寫著“家事、國事、風流事，事事關心”，動員你向他舉報線索，一經採用，好處費20元到50元不等，其實他在向報社記者報料時，採用的好處費至少是100元。
就是這個周三可，在爆炸案硝煙散盡、大橋恢復通車、而我們也妄圖以偵破新案件來洗刷恥辱時，衣衫襤褸、神經衰弱地走到刑偵大隊值班室，說他找到了一個寶貝。我們要看，他擺擺手說：一看就簡單了，就只值五萬了，讓我先跟你們算下勞動支出，從爆炸案發生的2月14日算起，我開展獨立調查已有三個月，以一天八個工時計算，我出工720個小時，以一個工時10元計算，你們應該支付我7200元;另外，因為每次趕到大橋我需要搭乘交通工具，一天來回的車費是20元，三個月是1800元;還有，為了更好地獲取證據，我購買索尼照相機一台，價格是3400元，購買膠捲60卷，價格是3000元，都有發票的。這樣加起來，是15400元。你們如果要看，至少應該付我65400元。
我們說，誰知道是不是寶貝呢?我們的狼狗去幾百遍了，也沒搜出來。
周三可受了委屈，從包里倒出一個紙包來。里三層外三層揭開後，我們看到一張殘缺的身份證，上邊保留有名字和民族，但沒有頭像，下邊號碼區的前半段數字也被燒掉了，缺損邊沿有燒焦後結的痂，和爆炸案很是貼題。我們拿出抽屜內的爆炸案死傷名單要核對，誰知周三可也從包里抽出這樣一份名單來。周三可說：我核過了，死傷人數共38位，有名有姓的36位，這張身份證的名字與這36人不符，我斷定他是兇手。
我們又說：誰知道是不是你隨便找張身份證燒的呢?
周三可勃然大怒，收起身份證說：我到北京交給公安部去。我們趕忙說別呀，倒茶的倒茶，遞煙的遞煙，算是把他勸住了。眼見他按捺不住又要走，就又按照他的要求，用帶刑偵大隊字頭的文件紙寫了字據，言明證據一旦有效，即支付人民幣65400元。
現在想起來，我們總是被謬托。在小說和電視劇里，我們被神話為福爾摩斯、包青天或者大胖子莫洛，其實不然。至少從這起爆炸案來說，我是無用的。過去無用，現在無用，以後也是，你會看到的。我講這個故事，知道很多，只是因為我始終在場。權力命令我始終在場。真正解決問題的是那個沒有任何權力的下崗工人周三可。他後來領走了7萬元，其中6萬元還債，1萬元賭博輸掉了。再後來他被我們這裡唯一一家都市報給拒絕了，因為一個記者眼含熱淚義憤填膺地問他：為什麼你一定等我到了現場才撥打120和110呢，你沒見他們活活淹死了嗎?再後來他捉襟見肘，開始買足彩，每天瘋言瘋語地說，100萬給老丈人，100萬給二弟，100萬給孩子，100萬做生意，100萬養老。他就靠著這一周兩塊的希望支撐著，和曹雪芹一樣，舉家食粥酒常賒，倒也沒有差池。只是有天，教皇忽然駕崩，致意甲停賽，又致足彩開獎推遲。本來信息廣通的周三可走到兌獎處，聽到賣彩票的說“別來啦，足彩不能玩了”，便以為賭博這東西遲早是要關門的，讓500萬的夢碎了一臉，濕漉漉的，清醒得不得了。回家後，他找到菜刀，對著鏡子，把頸大動脈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