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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朋友叫石旻，精通藏鉤（一種猜物遊戲），又善於預言，敬宗寶曆年間，他隨吏部尚書錢徽及其弟錢可復至湖州，錢氏兄弟想吃兔餅。時為夏季，屬下好不容易捉到幾隻兔子。石旻見後笑道：“可將兔皮留下，我記一事。”遂釘皮在地上，用紅筆寫下道符，自言自語：“恨較遲！恨較遲！”錢可復問其意，石旻答：“我只是想記載一下兔年將要發生的事而已。”
錢可復與鄭注死難這一年，正是兔年。
事變後，仇士良、魚弘志除給自己加官晉爵外，還取得了參與延英殿議政的資格。在以往，能在這個地方與皇帝議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嚴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動不動就舉“甘露之變”數落文宗。面對數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頭老實地聽著。從此，專權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視朝士如糙芥”。
“甘露之變”後，人人自危。事變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通過採訪，從側面寫到了這段痛史：“永寧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人，至荊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廝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又，王相內齋有禪床，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灶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事變中遇難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沒有參與剪除宦官的謀劃，最後在酷刑下違心招供。王跟韓愈是同期進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變”爆發這一年，他已七十歲，是退休的年齡了。此前，有人曾勸其隱退，但王戀戀風塵，舍不下利祿，最終在退休前一刻死於非命。王涯死後沒多久，身在荊州的段成式採訪到從長安逃到該地的王家廚師蘇潤，得知事變爆發前王家出現三件怪事：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裡便有沸騰之聲，白天蘇潤曾窺視，有時見銅廝羅（洗手用的器具），有時見銀熨斗，打其水，水質有腐味而不可飲；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禪床，以柘木和絲繩製造，但後來無故地解散；三、其長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見廳堂地上有凝結的血跡一串，到大門口才消失，叫家人鏟去。怪象發生幾個月後，王涯被殺。當然，這只是傳說。但這種傳說，為“甘露之變”蒙上一層永遠無法去除的感傷。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權最嚴重的三個朝代之一，如果說東漢和明朝的宦官還不敢把皇帝怎麼樣，頂多是干預朝政、對抗大臣，那麼在唐朝中期以後宦官的囂張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殺皇帝如兒戲。唐朝有兩個皇帝於正史中被明確記載死於宦官之手：唐憲宗和唐敬宗。另有三個皇帝的死亡真相則被唐人隱秘地記載於筆記中：唐玄宗（死於宦官李輔國之手，《杜陽雜編》有隱晦記載）、唐順宗（死於宦官俱文珍之手，《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即寫其秘事）、唐宣宗（死於宦官王宗實之手，唐末史書《東觀奏記》有隱晦記載）。
仇士良雖沒親手殺過皇帝，但在其掌權的八年裡，幽禁了一個皇帝，誅殺了四名宰相，刺傷了一名宰相，處決了二名親王，斬了一名皇妃，矯詔擅立了一個皇帝，最後決定退休了。
那是唐武宗會昌四年（公元844年）。雖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位，但這武宗皇帝天性英武，重用鐵腕宰相李德裕，君臣一唱一和，仇士良控制不住。離開皇宮前，一幫宦官來送行，詢問如何方可保持權勢，仇說了這樣一番話：“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近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好玩，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暗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歸根結底一句話：不能叫皇帝閒著，當令其沉浸於聲色娛樂，只有這樣才可以控制在手裡。
但退休後沒多久，仇士良就暴死了。又過了不久，朝廷宣布在其府邸發現上千件兵器，武宗立即下旨，削去仇一切官爵。在這裡需要說的是，雖然史上記載仇是正常死亡，但從這一系列事情看，他極有可能是被武宗派刺客刺死的，仇出宮後的結局跟肅宗時代的巨宦李輔國太像了，而李就死於代宗所派刺客之手。如果是這樣，倒也得其所！
關於“甘露之變”，人們在讀史時，每至此事無不扼腕。本來計劃挺好的，怎麼就一下子被仇士良逆襲了？假如當時韓約不露出破綻，又會是什麼樣的結局？如果依了鄭注的計劃，在給王守澄送葬之際於長安城外誅殺宦官，是不是勝算更大？但歷史不相信假設，它的結果只有一個：甘露大冒險徹底地失敗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事變結束後，很多大臣都拍手稱快。因為在他們看來，李訓、鄭注原本就是小人，發跡最初依靠的就是宦官，最後誅宦官僅僅是投機而已，所以並不值得同情。也就是說，“道德正確”壓死了二人。
但事情真有這樣簡單嗎？
鄭注、李訓確實都不是傳統標準里的道德完備之人。鄭注最初是幹嗎的呢？走江湖的郎中。雖然出身低賤，被很多大臣看不起，且相貌難看，眼睛還有疾病（“尤不能遠視”），但醫術卻非常高明。此外，性情“詭譎狡險”。他本姓魚，後私自改成唐朝最顯貴的四大姓之一的鄭姓（崔、盧、李、鄭）。一個偶然的機會，鄭注結識了在平淮西藩鎮吳元濟之亂中雪夜襲蔡州的著名人物李愬。李轉任徐州節度使時，把鄭注引薦給了當時在徐州監軍的宦官王守澄，稱鄭注是天下奇才，搞得王很感興趣。當王回宮廷任職時，順手也把鄭注帶到了長安。
鄭注出身江湖游醫，朝中大臣都不愛搭理他。但王守澄非常看重鄭注，經常與之通宵達旦地暢談時事。鄭注雖高度近視，但能言善辯。舉個例子：當時，王守澄是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左軍中尉叫韋元素，此人討厭鄭注，想謊稱有疾，叫鄭為他看病，趁機將其捕殺。鄭注還真來了，當發現不利於自己時，便口若懸河地跟韋元素聊起來，直到韋不知不覺地拉住鄭的手，最後不但沒殺鄭注，還“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但鄭注脫險後，即鼓動王守澄貶韋元素出宮做監軍，又建議王在路上將韋殺掉。
鄭注真正得勢源於文宗突患風疾，一度不能說話。王守澄推薦了鄭注，後者還真就把病看好了，文宗從此也開始寵信其人，任命他為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又升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自由地出入宮廷。
就在鄭注得勢時，又出現一個李訓。李訓跟鄭注比起來還是有背景的，來自著名的隴西李氏，自己也是進士出身。善解《易經》的他，一個偶然的機會，為自己的親戚去行賄鄭注，後者遂將其推薦給王守澄。跟鄭注比，李訓高大魁梧，風神軒昂，善於演講，特別能感染人的情緒。王守澄也比較喜歡李訓，就把他推薦給文宗。一來二去，李訓也當上了皇帝身邊的翰林侍講學士。
很多人說，鄭注狡險，善揣人意，反覆無常，睚眥必報，那李訓也不怎麼樣，誰得罪了他們，必將其清除出朝廷而後快。當時，“牛李黨爭”已經愈演愈烈，文宗曾發出“去河北藩鎮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嘆。這兩派互相打擊。鄭注和李訓呢，則全面開火，是既打擊牛黨，也打擊李黨，把包括李德裕、李宗閔在內的很多大臣都貶出長安，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其實，去除朋黨和剷除宦官一樣，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這也是他重用鄭、李的原因。所以，打擊牛李二黨這件事，不能單純地認為是鄭、李人品不好，或僅僅是出於個人的好惡。很多人在回望那段歷史時，把這個關鍵且本質的細節忽略了。
就這樣，文宗皇帝、鄭注、李訓三人成立了一個反對宦官和朋黨的秘密聯盟。
鄭、李二人雖是王守澄推薦的，但並不妨礙他們最終站在皇權一邊。隨後，連續成功誅殺了王守澄等人。此時李訓已被升為宰相，有一次，跟鄭注密談，說要剷除宦官必內外合力，所以想叫鄭到離長安最近的鳳翔做節度使，以便直接掌握軍隊。一向被認為狡詐的鄭注，十分慡快地答應了。從這個細節看出來，鄭注沒有過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則，他完全可以拒絕跑到鳳翔去做地方官。
同時，鄭注出了條奇計，就是前面說的，趁在長安城外為王守澄下葬之際，他率領親兵，撲殺包括仇士良在內的大小宦官。但李訓此時的欲望更大，不但擔心鄭注搶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誅殺宦官後再殺鄭注，所以帶著一群不靠譜的幫手，在皇宮中搶先發難，終被經驗豐富的宦官反戈一擊。
但在那麼多大臣甘於隨波逐流甚至見了宦官都哆嗦的時代，一個眼神兒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個研究《易經》的人站了出來。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因為稍一失手就滿門皆滅。有人說他們是為了鑽營，想往上爬。仔細一分析，就會發現這種說法不成立。對李訓、鄭注來說，一個事變前就當上宰相了，已經位極人臣了；另一個則是文宗眼前的紅人。所以說，如果沒有一個政治理想支撐著，他們不可能進行這樣的大冒險。清代學者尚宛甫說得非常好：“訓、注雖譎進，然亂賊人人得誅！舉世畏宦官，訓、注獨捨生誅之，使其謀成，則武、宣、懿三宗必無復廢立之事。”
錢可復與鄭注死難這一年，正是兔年。
事變後，仇士良、魚弘志除給自己加官晉爵外，還取得了參與延英殿議政的資格。在以往，能在這個地方與皇帝議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嚴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動不動就舉“甘露之變”數落文宗。面對數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頭老實地聽著。從此，專權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視朝士如糙芥”。
“甘露之變”後，人人自危。事變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通過採訪，從側面寫到了這段痛史：“永寧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人，至荊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廝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又，王相內齋有禪床，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灶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事變中遇難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沒有參與剪除宦官的謀劃，最後在酷刑下違心招供。王跟韓愈是同期進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變”爆發這一年，他已七十歲，是退休的年齡了。此前，有人曾勸其隱退，但王戀戀風塵，舍不下利祿，最終在退休前一刻死於非命。王涯死後沒多久，身在荊州的段成式採訪到從長安逃到該地的王家廚師蘇潤，得知事變爆發前王家出現三件怪事：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裡便有沸騰之聲，白天蘇潤曾窺視，有時見銅廝羅（洗手用的器具），有時見銀熨斗，打其水，水質有腐味而不可飲；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禪床，以柘木和絲繩製造，但後來無故地解散；三、其長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見廳堂地上有凝結的血跡一串，到大門口才消失，叫家人鏟去。怪象發生幾個月後，王涯被殺。當然，這只是傳說。但這種傳說，為“甘露之變”蒙上一層永遠無法去除的感傷。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權最嚴重的三個朝代之一，如果說東漢和明朝的宦官還不敢把皇帝怎麼樣，頂多是干預朝政、對抗大臣，那麼在唐朝中期以後宦官的囂張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殺皇帝如兒戲。唐朝有兩個皇帝於正史中被明確記載死於宦官之手：唐憲宗和唐敬宗。另有三個皇帝的死亡真相則被唐人隱秘地記載於筆記中：唐玄宗（死於宦官李輔國之手，《杜陽雜編》有隱晦記載）、唐順宗（死於宦官俱文珍之手，《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即寫其秘事）、唐宣宗（死於宦官王宗實之手，唐末史書《東觀奏記》有隱晦記載）。
仇士良雖沒親手殺過皇帝，但在其掌權的八年裡，幽禁了一個皇帝，誅殺了四名宰相，刺傷了一名宰相，處決了二名親王，斬了一名皇妃，矯詔擅立了一個皇帝，最後決定退休了。
那是唐武宗會昌四年（公元844年）。雖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位，但這武宗皇帝天性英武，重用鐵腕宰相李德裕，君臣一唱一和，仇士良控制不住。離開皇宮前，一幫宦官來送行，詢問如何方可保持權勢，仇說了這樣一番話：“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近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好玩，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暗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歸根結底一句話：不能叫皇帝閒著，當令其沉浸於聲色娛樂，只有這樣才可以控制在手裡。
但退休後沒多久，仇士良就暴死了。又過了不久，朝廷宣布在其府邸發現上千件兵器，武宗立即下旨，削去仇一切官爵。在這裡需要說的是，雖然史上記載仇是正常死亡，但從這一系列事情看，他極有可能是被武宗派刺客刺死的，仇出宮後的結局跟肅宗時代的巨宦李輔國太像了，而李就死於代宗所派刺客之手。如果是這樣，倒也得其所！
關於“甘露之變”，人們在讀史時，每至此事無不扼腕。本來計劃挺好的，怎麼就一下子被仇士良逆襲了？假如當時韓約不露出破綻，又會是什麼樣的結局？如果依了鄭注的計劃，在給王守澄送葬之際於長安城外誅殺宦官，是不是勝算更大？但歷史不相信假設，它的結果只有一個：甘露大冒險徹底地失敗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事變結束後，很多大臣都拍手稱快。因為在他們看來，李訓、鄭注原本就是小人，發跡最初依靠的就是宦官，最後誅宦官僅僅是投機而已，所以並不值得同情。也就是說，“道德正確”壓死了二人。
但事情真有這樣簡單嗎？
鄭注、李訓確實都不是傳統標準里的道德完備之人。鄭注最初是幹嗎的呢？走江湖的郎中。雖然出身低賤，被很多大臣看不起，且相貌難看，眼睛還有疾病（“尤不能遠視”），但醫術卻非常高明。此外，性情“詭譎狡險”。他本姓魚，後私自改成唐朝最顯貴的四大姓之一的鄭姓（崔、盧、李、鄭）。一個偶然的機會，鄭注結識了在平淮西藩鎮吳元濟之亂中雪夜襲蔡州的著名人物李愬。李轉任徐州節度使時，把鄭注引薦給了當時在徐州監軍的宦官王守澄，稱鄭注是天下奇才，搞得王很感興趣。當王回宮廷任職時，順手也把鄭注帶到了長安。
鄭注出身江湖游醫，朝中大臣都不愛搭理他。但王守澄非常看重鄭注，經常與之通宵達旦地暢談時事。鄭注雖高度近視，但能言善辯。舉個例子：當時，王守澄是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左軍中尉叫韋元素，此人討厭鄭注，想謊稱有疾，叫鄭為他看病，趁機將其捕殺。鄭注還真來了，當發現不利於自己時，便口若懸河地跟韋元素聊起來，直到韋不知不覺地拉住鄭的手，最後不但沒殺鄭注，還“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但鄭注脫險後，即鼓動王守澄貶韋元素出宮做監軍，又建議王在路上將韋殺掉。
鄭注真正得勢源於文宗突患風疾，一度不能說話。王守澄推薦了鄭注，後者還真就把病看好了，文宗從此也開始寵信其人，任命他為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又升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自由地出入宮廷。
就在鄭注得勢時，又出現一個李訓。李訓跟鄭注比起來還是有背景的，來自著名的隴西李氏，自己也是進士出身。善解《易經》的他，一個偶然的機會，為自己的親戚去行賄鄭注，後者遂將其推薦給王守澄。跟鄭注比，李訓高大魁梧，風神軒昂，善於演講，特別能感染人的情緒。王守澄也比較喜歡李訓，就把他推薦給文宗。一來二去，李訓也當上了皇帝身邊的翰林侍講學士。
很多人說，鄭注狡險，善揣人意，反覆無常，睚眥必報，那李訓也不怎麼樣，誰得罪了他們，必將其清除出朝廷而後快。當時，“牛李黨爭”已經愈演愈烈，文宗曾發出“去河北藩鎮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嘆。這兩派互相打擊。鄭注和李訓呢，則全面開火，是既打擊牛黨，也打擊李黨，把包括李德裕、李宗閔在內的很多大臣都貶出長安，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其實，去除朋黨和剷除宦官一樣，是文宗政治理想的一部分。這也是他重用鄭、李的原因。所以，打擊牛李二黨這件事，不能單純地認為是鄭、李人品不好，或僅僅是出於個人的好惡。很多人在回望那段歷史時，把這個關鍵且本質的細節忽略了。
就這樣，文宗皇帝、鄭注、李訓三人成立了一個反對宦官和朋黨的秘密聯盟。
鄭、李二人雖是王守澄推薦的，但並不妨礙他們最終站在皇權一邊。隨後，連續成功誅殺了王守澄等人。此時李訓已被升為宰相，有一次，跟鄭注密談，說要剷除宦官必內外合力，所以想叫鄭到離長安最近的鳳翔做節度使，以便直接掌握軍隊。一向被認為狡詐的鄭注，十分慡快地答應了。從這個細節看出來，鄭注沒有過多地想自己的得失。否則，他完全可以拒絕跑到鳳翔去做地方官。
同時，鄭注出了條奇計，就是前面說的，趁在長安城外為王守澄下葬之際，他率領親兵，撲殺包括仇士良在內的大小宦官。但李訓此時的欲望更大，不但擔心鄭注搶去首功，而且亦有意誅殺宦官後再殺鄭注，所以帶著一群不靠譜的幫手，在皇宮中搶先發難，終被經驗豐富的宦官反戈一擊。
但在那麼多大臣甘於隨波逐流甚至見了宦官都哆嗦的時代，一個眼神兒不好的江湖郎中和一個研究《易經》的人站了出來。這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因為稍一失手就滿門皆滅。有人說他們是為了鑽營，想往上爬。仔細一分析，就會發現這種說法不成立。對李訓、鄭注來說，一個事變前就當上宰相了，已經位極人臣了；另一個則是文宗眼前的紅人。所以說，如果沒有一個政治理想支撐著，他們不可能進行這樣的大冒險。清代學者尚宛甫說得非常好：“訓、注雖譎進，然亂賊人人得誅！舉世畏宦官，訓、注獨捨生誅之，使其謀成，則武、宣、懿三宗必無復廢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