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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一次走回房子後頭，這次對四周端詳得比較仔細了。葡萄藤籬笆的隔鄰人家有些燈光透過來。我注意到，史丹家的後門開了條小縫。我把門整個打開，捻亮廚房的燈。
門鎖四周的木頭上有破壞的痕跡，顯示鎖是被撬開的。我想到，把門撬開的人搞不好還在屋裡，我可不想出其不意跟他撞上。小偷很少會蓄意殺人，可是如果他們在黑暗幻影中被嚇著時，難保不會驟起殺機。
我把廚房的燈關上，等在那兒。房子一片安靜，我還聽得到屋外大馬路上，車流的低響震動。
左鄰右舍都在看電視晚間新聞。雖然這些都是些正常的聲響，我身體卻感到一陣不安，幾乎要吐出來，踏進走道時，情況更嚴重了。
或許是因為我聞到——也或許是感覺到那個人就在書房。不管是什麼原因，當我把燈打開時，真的就看到那個人躺在損壞的書桌前面，正對著我咧開嘴巴，仿佛一個魔術師正得意地施展他最後的一步妙招。
我沒能馬上認出他來。他蓄著黑色的鬍子，還留個八字鬍，頭上的黑色長髮壓得他額頭上的劉海低得古怪。我仔細檢查了一下，發現那頭長髮是假的，而且不大合臉，鬍子和八字鬍也都是假的。
頭髮下面那張死人臉，是那個曾經跑到這裡來要一千塊錢，自稱為艾爾的傢伙。他來得未免太頻繁了吧!他的襯衫前面因為染上血而又濕又重，血跡下有刀刺的傷痕。我聞到他身上威士忌的酒味。
他那套廉價西裝的胸袋上繡著舊金山一家百貨公司的標籤。口袋是空的，其他的口袋也都是。我把他抬起來，想在他長褲的後口袋裡摸出他的皮夾子。什麼都沒有。
我從我的筆記本里打到他給我的地址：“星光汽車旅館，海岸公路上，多蟠嘉峽谷南邊”。然後我去看那個顯然被他硬生生敲開的拉蓋書桌。鎖旁邊的木頭都已碎裂，那個拉蓋卡在半開的位置上。
我用力把拉蓋往後拉，還是沒辦法完全打開，鎖上的抽屜因此也拉不開來。不過我在書桌的一個小文具格里找到兩張照片，上面是一對乍看之下很相像的年輕男女。照片上附著一張紙條，上面有打字機打出的標題：“史丹·卜賀事務備忘錄”;某個人，應該是史丹吧，在紙條上用心寫著：你見過這位男士和女士嗎?據證人指出，他們於一九五五年七月上旬離開聖德瑞莎，驅車(紅色寶馬，所持的加州牌照號碼為XUJ二五一)前往舊金山。他們在舊金山待了一兩夜後，於七月六日搭乘英國貨輪“天鵝海堡”號經溫哥華前往檀香山。如有仁人君子能夠提供他們目前的下落，可獲贈一千元的賞金。
我再次端詳那張附在紙條上的照片。那位女子有著一頭黑髮，大大的黑眼從;日照片上看來顯得無神;除了那張充滿熱情的厚唇外，她的五官尖銳而敏感。
至於那個男人——我想那就是卜賀船長——臉色就沒有那麼開朗了。他臉上的骨肉均勻好看，可是配上一雙嚴峻逼人的眼睛，顯得很不相稱。我仔細比較他和那個女人，發現他們之間的貌似其實只是表面。他大膽的瞪視看來像是隱藏著什麼，可是我猜想他在兩者之間是個接受者，而那女子，看來是付出較多的人。
我轉而去搜索檔案櫃。柜子最上面的一個抽屜已經被硬拉開，用力之猛，使得抽屜已關不攏了。抽屜里滿滿是信，分別用透明紙夾仔細排得整整齊齊，郵戳上的日期涵括了過去六年。
我抽出一封相當新近的來信，上面的地址是：“聖德瑞莎旅行社，大街九百二十號”。打字機打出的信上寫著：
親愛的卜賀先生：
本公司謹遵所囑，查過我們的檔案，特此向您證實：令尊禮歐·卜賀先生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前後，曾經訂了兩張天鵝海堡號的船票，預計從舊金山駛往檀香山(經由溫哥華)。船費已付清，可是我們無法證實船票確曾被使用過。天鵝海堡號現已變更為賴比瑞亞籍，一九五五年時的負責人和船主已難追查。如果您希望我們繼續追查，煩請告知為荷。
負責人哈威·諾博敬上
我又看了一封更久以前的信，寄信人是聖德瑞莎一間教堂的牧師，羅威爾主教。信是以教堂的信紙寫就的，附有羅主教的親筆簽名。信上這麼寫著：
親愛的史丹：
你或許還記得，你的父親禮歐·卜賀過去偶爾會來參加周日的禮拜，就這個意義而言，他是我的教眾之一。不過我必須承認，我從來不曾了解過他。我相信，這個錯雖然在我，他也難辭其咎。在我的印象里，他愛好運動，是個有精神、有活力，很會享受生活的人。你對他的回憶亦復如是，自是難免。
我謹建議你——完全出自善意和關懷——請你以這樣的回憶自足，切莫不聽我的勸，再做任何探究。你的父親選擇離開你母親和你，原因不是你我能夠擅加揣斷的;一個人的行為總有它非理性的動機，我以為，為人子女者傾心深究父親的生活，並非明智之舉。畢竟，誰人無罪呢?
史丹，多關心你自己的生活吧。你最近才擔下婚姻的重責——我有這個榮幸為你們這對新人主持婚禮，當然記得清楚。你的妻子是個可愛的好女人，比起你曾經寫信告訴我的那些情史，顯然她更值得成為你的生活重心。儘管往事曾經對我們造成影響，但這些影響無論是好是壞，對現在的我們並無益處，除非最後我們得以解脫。我們必須尋求解脫，接受解脫，也必須給予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