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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得名於西班牙語，意即為“白色的房子”，是摩洛哥最大港口城市，瀕臨大西洋。卡薩布蘭卡是歐洲人對這裡的稱呼，而它正式的名字則叫做“達爾貝達”。1942年美國華納兄弟公司以此地為背景，拍攝了著名二戰電影《卡薩布蘭卡》，講述戰爭時期的卡薩布蘭卡故事。
希爾把六萬英鎊以及那些假鈔交給警方，然後就走出了酒店。已經聚集了一大堆看熱鬧的人，很多遊客在大廳里探著脖子看，想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侍者和廚師們也從餐廳里伸出腦袋，一探究竟。希爾從人縫當中擠出一條路，走到服務台前。
“我要退房了，我不喜歡自己的房間。”
“哦，對不起，究竟是什麼讓您不滿意?”
“那裡太吵了。”
等到查理·希爾在警察局做完筆錄駕車回家，已經是凌晨三點。剛到五點半，希爾家的門鈴就響了起來。站在門口的是席德·瓦爾克。他和希爾還有一個線人要見，這個人會向他們提供一些關於都柏林羅素堡失竊繪畫的情報。
“收音機里正在討論那起假鈔案，”席德說，“幹得不錯。”從電台主持人氣喘吁吁的播報當中，瓦爾克已經了解到這起案件的諸多細節，但是作為一名行事低調、不愛張揚的秘密特工，別指望瓦爾克會尖叫著表示祝賀。以他的標準，那句簡短的誇獎就已經是非常高的讚揚了。
“還好，不過我現在有點兒筋疲力盡了。”
查理·希爾的太太卡蘿已經被門鈴聲吵醒了，隨後又聽到自己的丈夫正在與什麼人交談。前一天夜裡希爾回家的時候，並沒有叫醒妻子。卡蘿迷迷糊糊地走下樓來，跟老朋友瓦爾克打了招呼。
“事情怎麼樣啦?”她問道。
席德插了嘴，“哦，進展很順利，都已經上了新聞。”
卡蘿注意到了査理衣領上方露出來的紅色劃痕，“你的脖子怎麼了?”
席德也走近了一步，好好兒看了一眼，“看起來像是被雙管霰彈槍的槍口頂出來的。”他說這些話的時候面無表情，似乎在儘自己最大努力找出事實真相。
34、追捕的快感
在隨後的幾年裡，希爾把這個關於霰彈槍的故事演化成一個有關光榮事跡的笑話。他和瓦爾克老是就這個問題拿卡蘿尋開心，就好像兩個小男孩拿著一隻青蛙，把個漂亮的小女生追得滿操場亂跑。
然而一旦談到藝術品的安全問題，查理·希爾就嚴肅得不能再嚴肅了。“我不是藝術家，我也不是肯尼斯·克拉克或羅伯特·休斯那樣的藝術史學家，”希爾少見地用哲學意味的口吻說，“但是我仿佛患了強迫症，一心要把那些失竊繪畫找回來，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創造美好的事物是一項稀罕而又崇高的工作，但保護這些文化遺產也不是簡單的事情。“你是在盡力讓這些美妙的東西繼續留在這個世界上，”希爾接著說道，“必須讓它們留在正確的地方，確保它們的安全，確保人們能欣賞它們。”
查理·希爾一般情況下不會就“藝術、真相、美麗以及其他類似的玩意兒”展開議論，也許是擔心自己說起話來會像“藝術世界裡面傲慢而又華而不實的蠢貨們一樣”，那些傢伙可是希爾最看不上眼的。但是，雖然很勉強，他還是承認自己確實有種使命感。
“這就如同一個諾亞方舟式的故事，不同之處在於，作為船上的乘務人員，你要救起的不是各種飛禽走獸，而是人生當中所有有價值的東西。我就上了兩年神學院，可有時我還會把自己當成個不合格的牧師。我想就是這個讓我變成了一個自以為是的傢伙。”——眼看著自己的話題就要朝著自我反省的方向轉變，查理·希爾趕緊懸崖勒馬——“但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
這個差點兒成為牧師的傢伙或許不能拯救人們的靈魂，但至少他可以儘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保護人類某些最偉大的創造，讓它們在今後的幾個世紀裡都不湮滅。
與以往做其他工作時一樣，希爾投身藝術品搜尋工作的動機也是多重的。其中的一部分因素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境界有多麼崇高，而是因為他渴望在這項工作中尋找刺激。
藝術品盜竊是一項“名譽犯罪”，希爾總喜歡這麼說，言下之意是說犯罪的刺激和隨之而來的榮譽，以及迅速成為富翁的白日夢，時刻都在誘惑著竊賊們。希爾承認正是因為藝術品盜竊是“名譽犯罪”，所以追尋失竊藝術品也就變成了對名譽的追逐;如果說盜竊本身很刺激，那麼追逐罪犯也會帶來同樣的快感。
“找回一幅失落的繪畫，可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早年在追回了一幅失竊藝術珍品之後，希爾曾經說，“但是很顯然，我在這其中找到了樂趣。”
有些竊賊會公開談論從別人手裡偷走各種東西時的快感。彼得·斯科特是個英國飛賊，是小報記者們非常喜歡的人物，也是査理·希爾的對手。從斯科特的第一次犯罪到最後一次，被逮住的危險讓他的遊戲充滿刺激。
彼得·斯科特不同於平常的賊，他最喜歡偷到大人物的頭上。在長達幾十年的犯罪生涯里，據說斯科特偷盜的物品總價值達到了三千萬英鎊。被斯科特偷過的名人包括勞倫·巴考爾、雪莉·麥克蘭、費雯麗和其他數不清的名人，而最具轟動效果的是，他趁義大利電影明星索菲亞·羅蘭到英國來拍攝電影《女百萬富翁》時，偷走了她的一串鑽石項鍊。在斯科特的全盛時期，倫敦的報紙把他稱做“會飛的人”。(但斯科特最後還是一文不名。)
希爾把六萬英鎊以及那些假鈔交給警方，然後就走出了酒店。已經聚集了一大堆看熱鬧的人，很多遊客在大廳里探著脖子看，想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侍者和廚師們也從餐廳里伸出腦袋，一探究竟。希爾從人縫當中擠出一條路，走到服務台前。
“我要退房了，我不喜歡自己的房間。”
“哦，對不起，究竟是什麼讓您不滿意?”
“那裡太吵了。”
等到查理·希爾在警察局做完筆錄駕車回家，已經是凌晨三點。剛到五點半，希爾家的門鈴就響了起來。站在門口的是席德·瓦爾克。他和希爾還有一個線人要見，這個人會向他們提供一些關於都柏林羅素堡失竊繪畫的情報。
“收音機里正在討論那起假鈔案，”席德說，“幹得不錯。”從電台主持人氣喘吁吁的播報當中，瓦爾克已經了解到這起案件的諸多細節，但是作為一名行事低調、不愛張揚的秘密特工，別指望瓦爾克會尖叫著表示祝賀。以他的標準，那句簡短的誇獎就已經是非常高的讚揚了。
“還好，不過我現在有點兒筋疲力盡了。”
查理·希爾的太太卡蘿已經被門鈴聲吵醒了，隨後又聽到自己的丈夫正在與什麼人交談。前一天夜裡希爾回家的時候，並沒有叫醒妻子。卡蘿迷迷糊糊地走下樓來，跟老朋友瓦爾克打了招呼。
“事情怎麼樣啦?”她問道。
席德插了嘴，“哦，進展很順利，都已經上了新聞。”
卡蘿注意到了査理衣領上方露出來的紅色劃痕，“你的脖子怎麼了?”
席德也走近了一步，好好兒看了一眼，“看起來像是被雙管霰彈槍的槍口頂出來的。”他說這些話的時候面無表情，似乎在儘自己最大努力找出事實真相。
34、追捕的快感
在隨後的幾年裡，希爾把這個關於霰彈槍的故事演化成一個有關光榮事跡的笑話。他和瓦爾克老是就這個問題拿卡蘿尋開心，就好像兩個小男孩拿著一隻青蛙，把個漂亮的小女生追得滿操場亂跑。
然而一旦談到藝術品的安全問題，查理·希爾就嚴肅得不能再嚴肅了。“我不是藝術家，我也不是肯尼斯·克拉克或羅伯特·休斯那樣的藝術史學家，”希爾少見地用哲學意味的口吻說，“但是我仿佛患了強迫症，一心要把那些失竊繪畫找回來，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創造美好的事物是一項稀罕而又崇高的工作，但保護這些文化遺產也不是簡單的事情。“你是在盡力讓這些美妙的東西繼續留在這個世界上，”希爾接著說道，“必須讓它們留在正確的地方，確保它們的安全，確保人們能欣賞它們。”
查理·希爾一般情況下不會就“藝術、真相、美麗以及其他類似的玩意兒”展開議論，也許是擔心自己說起話來會像“藝術世界裡面傲慢而又華而不實的蠢貨們一樣”，那些傢伙可是希爾最看不上眼的。但是，雖然很勉強，他還是承認自己確實有種使命感。
“這就如同一個諾亞方舟式的故事，不同之處在於，作為船上的乘務人員，你要救起的不是各種飛禽走獸，而是人生當中所有有價值的東西。我就上了兩年神學院，可有時我還會把自己當成個不合格的牧師。我想就是這個讓我變成了一個自以為是的傢伙。”——眼看著自己的話題就要朝著自我反省的方向轉變，查理·希爾趕緊懸崖勒馬——“但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
這個差點兒成為牧師的傢伙或許不能拯救人們的靈魂，但至少他可以儘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保護人類某些最偉大的創造，讓它們在今後的幾個世紀裡都不湮滅。
與以往做其他工作時一樣，希爾投身藝術品搜尋工作的動機也是多重的。其中的一部分因素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境界有多麼崇高，而是因為他渴望在這項工作中尋找刺激。
藝術品盜竊是一項“名譽犯罪”，希爾總喜歡這麼說，言下之意是說犯罪的刺激和隨之而來的榮譽，以及迅速成為富翁的白日夢，時刻都在誘惑著竊賊們。希爾承認正是因為藝術品盜竊是“名譽犯罪”，所以追尋失竊藝術品也就變成了對名譽的追逐;如果說盜竊本身很刺激，那麼追逐罪犯也會帶來同樣的快感。
“找回一幅失落的繪畫，可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早年在追回了一幅失竊藝術珍品之後，希爾曾經說，“但是很顯然，我在這其中找到了樂趣。”
有些竊賊會公開談論從別人手裡偷走各種東西時的快感。彼得·斯科特是個英國飛賊，是小報記者們非常喜歡的人物，也是査理·希爾的對手。從斯科特的第一次犯罪到最後一次，被逮住的危險讓他的遊戲充滿刺激。
彼得·斯科特不同於平常的賊，他最喜歡偷到大人物的頭上。在長達幾十年的犯罪生涯里，據說斯科特偷盜的物品總價值達到了三千萬英鎊。被斯科特偷過的名人包括勞倫·巴考爾、雪莉·麥克蘭、費雯麗和其他數不清的名人，而最具轟動效果的是，他趁義大利電影明星索菲亞·羅蘭到英國來拍攝電影《女百萬富翁》時，偷走了她的一串鑽石項鍊。在斯科特的全盛時期，倫敦的報紙把他稱做“會飛的人”。(但斯科特最後還是一文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