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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希爾一貫扮演口無遮攔、錢包鼓脹的美國人或者義大利人。他總是有些魯莽，因為那是把匪徒們騙上鉤的最容易的方式，如果必要的話，希爾有時還會顯得傻乎乎的。
儘管查理·希爾在美國待了很多年，要演好一個北美人可不是聽起來那般容易。首先要準確地按照美國人的習慣拼讀每一個字，不能在重音上出現差錯，這也是最容易的;然後還要掌握美式英語的韻律，有時一旦需要將幾個單詞連讀，每個詞的重音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化，這個掌握起來就有些難度了。美國人講話的時候，句子的末尾一般都是降調，而英國人講到句子的末尾時語調的變化更多，有時甚至會用升調，聽起來好像在提問。此外希爾還需要銘記美式英語與英國英語之間諸多細微的差別。
查理·希爾隨時都得加倍小心，因為每時每刻他都可能因為一點微小的失誤而露出馬腳，髒如在說“電梯”的時候一定得說成“升降機”，談到“地鐵”的時候務必得說成“地下鐵”。
在說到一些藝術詞彙的時候，英國英語和美式英語也有明顯差別。美國人在說“梵谷”二字時發音清亮，英國人的發音則更加貼近於這個荷蘭名字的本來發音，但聽上去總會讓人覺得說話的人不大舒服，感覺就像是有根魚剌扎在他的喉嚨里。
生活習慣方面的差別也是希爾時刻面臨的危險之一，對送酒的服務員說“幹了”，而不是“謝謝”，你的身份就可能被揭穿。又比如在對刀叉的使用上，搞不好就會露餡兒。與英國人不同，美國人在就餐的時候不怎麼使用左手，他們右手持刀切開食物，然後就把餐刀放下，用右手拿著叉子進食。所以當希爾扮演美國人的時候，吃飯的過程中他經常會假裝與對手爭論，那樣他就能讓自己捏著叉子的右手在空中憤怒地晃來晃去，好讓大家都能注意到。
問題並不在於英國文化與美國文化有著多麼大的差異，其實它們之間的差別並不明顯。要命的是那些差異往往過於細小，以至於讓人在無意間就犯了錯誤。比如很多到倫敦觀光的遊客，忘記了英國車輛是靠左行駛的，於是在過馬路的時候習憤性地向左看，而不是向右看，結果就因瞬間的疏忽招致災難性的後果。
那些從事臥底行動的警探必須時刻高度戒備。竊賊和黑幫分子們在與陌生人碰面時，第一件事情就是探明對手的底細。這個過程是赤裸裸的。壞蛋們不會對任何人客氣，他們會面對面地直接拋出各種問題，絲毫不給對方留什麼情面。
“他們會不斷地查你的底細，看看你是不是警察或者稅收稽查員，看看你的身份是否與你一直宣稱的相符。”希爾說，“你究竟是不是個可以做交易的人?他們會追問你的背景，以及你以前幹過什麼事情。當然也可能什麼都不問。就我而言，他們最可能提出的問題通常都是關於藝術或繪畫的。”
這不是膽小的人可以嘗試的遊戲，所以它才會對希爾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不管是出於勇氣也罷，出於魯莽或者過度的自信也罷，總之無論陷人什麼樣的險境，都會讓希爾覺得自己更加充滿活力。即使是在越南戰場的炮火下，希爾都沒有害怕過，頂多是有些擔心。這其中的原因大概就在於，希爾擁有真正的勇氣，越是承受壓力，就越能激發出更好的狀態，所以他甚至會樂於讓自己置身於麻煩當中。
這種個性在臥底行動當中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要是讓希爾拿個腳本仔細閱讀，他的表現恐怕不會比大多數人強。畢竟有的是演員能在美國角色與英國角色之間輕鬆地轉換。但是要是扔掉腳本，加大風險，希爾就一定會脫穎而出。
布景比表演更能決定臥底行動的成敗。表演是非常容易的，如果面臨的最大危險也不過是觀眾提前退場或提示台詞的人漏掉了提示。但是如果演不好腦袋上就會挨一槍，有誰敢試一試嗎?
“所有臥底工作都需要思維靈活，”希爾說，“它需要你的急智、想像力以及在困難的情況下撒謊並且自畫其說的能力。”在希爾的眼裡，《貝弗利山警探》①是部愚蠹的影片，但其中的對白寫得不錯，揭示了特工工作中一些真實的情況。“你一直都得找點兒話說，嘴巴就不能停……你用不著讓那些壞蛋們喜歡你，只要讓他們接受你，覺得可以信任你，那就足夠了。”
①《貝弗利山警探》：又名《妙探出差》(Beverly Hills Cop)，黑人影星埃迪·墨菲(Eddie Murphy)在上世紀80年代拍攝的系列喜劇警匪電影，共三部(據說最近這個系列將繼續拍第4部)。
像詹姆斯·邦德那樣渾身上下都裝備了高科技的小發明則完全不靠譜。“你得靠頭腦生存，”希爾強調說，“那些玩意兒只會讓你失敗。”藝術品偵探主要得靠自己的行為讓壞蛋上鉤，而不是靠各種說辭，一旦對手開始相信希爾編造的故事，他就會用最直白的假定以及諸多不太靠得住的事情盡力潤色這個故事，那些腦海里的古怪念頭會洶湧地冒出來。
基於希爾與眾不同的個性，他把自己那套“越簡單越好”的理論發揮到了極致。首先，他自己從不攜帶武器，即便他知道自己要對付的是職業殺手;其次，除了新衣服以外的任何偽裝、任何隱藏式錄音設備都絕對不用;不粘假鬍鬚，無論是連鬢胡還是絡腮鬍;不戴隱形眼鏡、不戴新眼鏡，也不改變髮型;不穿防彈背心，因為莊嚴的騎士在指揮戰陣時都是騎著不配鞍子的馬，不佩戴武器的。
儘管查理·希爾在美國待了很多年，要演好一個北美人可不是聽起來那般容易。首先要準確地按照美國人的習慣拼讀每一個字，不能在重音上出現差錯，這也是最容易的;然後還要掌握美式英語的韻律，有時一旦需要將幾個單詞連讀，每個詞的重音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化，這個掌握起來就有些難度了。美國人講話的時候，句子的末尾一般都是降調，而英國人講到句子的末尾時語調的變化更多，有時甚至會用升調，聽起來好像在提問。此外希爾還需要銘記美式英語與英國英語之間諸多細微的差別。
查理·希爾隨時都得加倍小心，因為每時每刻他都可能因為一點微小的失誤而露出馬腳，髒如在說“電梯”的時候一定得說成“升降機”，談到“地鐵”的時候務必得說成“地下鐵”。
在說到一些藝術詞彙的時候，英國英語和美式英語也有明顯差別。美國人在說“梵谷”二字時發音清亮，英國人的發音則更加貼近於這個荷蘭名字的本來發音，但聽上去總會讓人覺得說話的人不大舒服，感覺就像是有根魚剌扎在他的喉嚨里。
生活習慣方面的差別也是希爾時刻面臨的危險之一，對送酒的服務員說“幹了”，而不是“謝謝”，你的身份就可能被揭穿。又比如在對刀叉的使用上，搞不好就會露餡兒。與英國人不同，美國人在就餐的時候不怎麼使用左手，他們右手持刀切開食物，然後就把餐刀放下，用右手拿著叉子進食。所以當希爾扮演美國人的時候，吃飯的過程中他經常會假裝與對手爭論，那樣他就能讓自己捏著叉子的右手在空中憤怒地晃來晃去，好讓大家都能注意到。
問題並不在於英國文化與美國文化有著多麼大的差異，其實它們之間的差別並不明顯。要命的是那些差異往往過於細小，以至於讓人在無意間就犯了錯誤。比如很多到倫敦觀光的遊客，忘記了英國車輛是靠左行駛的，於是在過馬路的時候習憤性地向左看，而不是向右看，結果就因瞬間的疏忽招致災難性的後果。
那些從事臥底行動的警探必須時刻高度戒備。竊賊和黑幫分子們在與陌生人碰面時，第一件事情就是探明對手的底細。這個過程是赤裸裸的。壞蛋們不會對任何人客氣，他們會面對面地直接拋出各種問題，絲毫不給對方留什麼情面。
“他們會不斷地查你的底細，看看你是不是警察或者稅收稽查員，看看你的身份是否與你一直宣稱的相符。”希爾說，“你究竟是不是個可以做交易的人?他們會追問你的背景，以及你以前幹過什麼事情。當然也可能什麼都不問。就我而言，他們最可能提出的問題通常都是關於藝術或繪畫的。”
這不是膽小的人可以嘗試的遊戲，所以它才會對希爾有那麼強的吸引力。不管是出於勇氣也罷，出於魯莽或者過度的自信也罷，總之無論陷人什麼樣的險境，都會讓希爾覺得自己更加充滿活力。即使是在越南戰場的炮火下，希爾都沒有害怕過，頂多是有些擔心。這其中的原因大概就在於，希爾擁有真正的勇氣，越是承受壓力，就越能激發出更好的狀態，所以他甚至會樂於讓自己置身於麻煩當中。
這種個性在臥底行動當中可以說是最重要的。要是讓希爾拿個腳本仔細閱讀，他的表現恐怕不會比大多數人強。畢竟有的是演員能在美國角色與英國角色之間輕鬆地轉換。但是要是扔掉腳本，加大風險，希爾就一定會脫穎而出。
布景比表演更能決定臥底行動的成敗。表演是非常容易的，如果面臨的最大危險也不過是觀眾提前退場或提示台詞的人漏掉了提示。但是如果演不好腦袋上就會挨一槍，有誰敢試一試嗎?
“所有臥底工作都需要思維靈活，”希爾說，“它需要你的急智、想像力以及在困難的情況下撒謊並且自畫其說的能力。”在希爾的眼裡，《貝弗利山警探》①是部愚蠹的影片，但其中的對白寫得不錯，揭示了特工工作中一些真實的情況。“你一直都得找點兒話說，嘴巴就不能停……你用不著讓那些壞蛋們喜歡你，只要讓他們接受你，覺得可以信任你，那就足夠了。”
①《貝弗利山警探》：又名《妙探出差》(Beverly Hills Cop)，黑人影星埃迪·墨菲(Eddie Murphy)在上世紀80年代拍攝的系列喜劇警匪電影，共三部(據說最近這個系列將繼續拍第4部)。
像詹姆斯·邦德那樣渾身上下都裝備了高科技的小發明則完全不靠譜。“你得靠頭腦生存，”希爾強調說，“那些玩意兒只會讓你失敗。”藝術品偵探主要得靠自己的行為讓壞蛋上鉤，而不是靠各種說辭，一旦對手開始相信希爾編造的故事，他就會用最直白的假定以及諸多不太靠得住的事情盡力潤色這個故事，那些腦海里的古怪念頭會洶湧地冒出來。
基於希爾與眾不同的個性，他把自己那套“越簡單越好”的理論發揮到了極致。首先，他自己從不攜帶武器，即便他知道自己要對付的是職業殺手;其次，除了新衣服以外的任何偽裝、任何隱藏式錄音設備都絕對不用;不粘假鬍鬚，無論是連鬢胡還是絡腮鬍;不戴隱形眼鏡、不戴新眼鏡，也不改變髮型;不穿防彈背心，因為莊嚴的騎士在指揮戰陣時都是騎著不配鞍子的馬，不佩戴武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