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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林回到屋裡對葉蘭英說:“蘭英,這些年讓你受委屈了,都怪我不好,請你原諒我吧。”

  葉蘭英說:“過去的事就別再提了,讓我們重新合好吧。”

  劉鎖林說:“對,對,讓我們重新開始吧。”

  葉蘭英說:“上次我回來找你,本來想把屬於你的那份感情送給你,留下我們最珍貴的東西,可你去了北京。”

  劉鎖林說:“我也是,有多少次在王大章的院外等著你,一個心思的想見你。”

  說著,說著,屋子裡沉默了,靜的只能聽兩顆激情燃燒的心在跳動。

  劉鎖林望著葉蘭英,葉蘭英看著劉鎖林,不約而同的兩個人抱在了一起。一股熱浪迅速傳遍了兩個人的周身,葉蘭英頓時癱倒在了劉鎖林的懷裡。劉鎖林也感到葉蘭英那個高高突起的乳房正在抓撓著自己那顆將要蹦出的心。

  他把葉蘭英抱到床上,葉蘭英為劉鎖林解開了衣扣,兩個肉體和兩顆心緊緊的貼在了一起,發出了幸福的笑聲。

  在一間很大的教室里,劉翠翠正在專心的聽著老師講課。

  授課的老師是市法院的院長岳曉紅。岳院長的長相很像趙玉香,翠翠總覺得她有點面善,卻又一時想不起來。

  岳曉紅六十年代初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從事司法工作多年,有著豐富的辦案經驗和理論根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為走“白專”道路被批鬥,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恢復公檢法時,岳曉紅回到省高級人民法院,去年,她被調到山南市中級人民法院,當了院長。

  岳院長在講到證據時,說道:“今天我給大家舉一個真實例子。那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在農村改造期間,在一個招待所里看到一個五十多的婦女領著一個剛剛懂事的小姑娘外出尋找證人,要救其兒子的性命。我聽了那個婦女訴說之後,覺得她兒子有點冤,就給她指出了應該去找的地方。我事後知道,她們真找到一紙《證明》,救了她兒子劉鎖森一命,……”

  這時,劉翠翠的腦海里出現了自己跟奶奶千里尋證時,一個阿姨為她和奶奶買票,還背著她上車的情景。

  下課了,同學們陸陸續續的走出教室。翠翠恭恭敬敬的站在岳曉紅面前說:“岳院長,您還記得我嗎?我就是劉鎖森的女兒劉翠翠,就是十年前您把我背上車的那個小姑娘。”

  岳曉紅說:“你就是法院宣判那天,衝進法庭大聲鳴冤的小姑娘嗎?”

  劉翠翠說:“是的。岳院長,正是您為我和奶奶指出了尋證的方向,才使我能夠大膽的闖進法庭為我爹鳴不平。十年來,我一直在想如何為我爹申冤?您還能再為我指條路嗎?”

  岳曉紅答道:“你爹的案子比較複雜,讓我好好想一想。這樣吧,你明天下午到市法院我的辦公室來,咱倆好好談談。”

  太陽還沒被大山托起,大山的綠色樹陰下升起了縷縷炊煙。花月村的人們起的特別早。尤其是小學校的孩子們格外興奮,因為他們今天要組成花束隊、鼓樂隊參加鄉農機站承包的揭牌儀式。

  原來破破爛爛的農機大院和那幾台東倒西歪的農具全都變了樣。農機大院整修一新,各種機械披紅掛綠。大門前一塊嶄新的牌子上飄著紅綢,旁邊是各色的彩旗飄揚,鑼鼓喧天。縣農機局、鄉黨委、鄉政府、各村的主要領導都來了。

  大隊劉書記說:“鎖林哪,你算趕上好時候了,這是發揮你特長的好時機呀!”

  縣農機局長說道:“鎖林哪,這回可看你的了,你的經驗成功之後,我們就在全縣的農機站推廣。”

  劉鎖林握著局長的手說:“說一千,道一萬,就是一個字——干!上邊給政策,自己拿點子,再干不好,富不起來,那就是自己無能了,怨不到天,也怨不到地,就怨自己沒能力。”

  鄉黨委書記說:“鎖林說的對,政策好,要靠干,要想富,先吃苦哇。”

  一陣鞭炮和鑼鼓過後,農機站大牌子上的綢布飄了起來。

  翠翠如約的來到了岳曉紅院長的辦公室。

  岳院長說:“十年風雨過去,你也磨練成一位大姑娘了,我聽說這十年你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

  劉翠翠說:“我這點苦算什麼啊。我爹、我奶才叫遭罪呢。我奶生前多次說過,要感謝您。現在,只能由我代勞了。”說罷,劉翠翠恭恭敬敬地給岳院長行了個禮。

  岳院長把劉翠翠拉到桌前,問道:“這麼多年來,你和你的家人是怎麼過來的。”

  “我奶奶的不幸去世,就像我家的頂樑柱倒了。二叔經不起這天冤的打擊,就一病不起,病情還沒好又去北京為我爹和奶奶申冤,不巧趕上“四、五”天安門事件,結果被遣送回來關進了監獄。他在監獄裡也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二嬸也被她爹娘逼著嫁給了王大章的傻兒子。”

  岳院長遞給劉翠翠一條毛巾,又問道:“你奶奶死後,你爹和你二叔都被關壓,那時你才八、九歲吧,是誰照顧你的生活?”

  “我從二姨家逃出來後,是奶奶臨終前把我託付給了劉二奶(就是劉明柱律師的母親),我就吃住在劉二奶家。我還在花月村小學齊老師的幫助下,完成了小學的學業。二叔出來後,把房子賣了還債,自己沒了住的地方,只好在鄉親們的幫助下,在池塘邊蓋了一間土房,獨自守著奶奶的墳一住就是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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