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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監結束，我匆忙趕回旅館，沒有錄音機的幫助，我只能憑回憶儘可能記錄下他說的每一個字。我在黃色拍紙簿上寫了一頁又一頁，直到手指酸痛，寫完時天已經黑了。我退房付錢，搭末班車回紐約。
至於他那些話的真實性，誰知道呢?他漫遊全國到處殺人，刀下亡魂超過控罪的極限，少說也背了幾十樁命案，有可能嗎?估計確實有。一個人要是因為偷一輛車而入罪，我們會認為那輛車只是他偷的許多車裡的一輛，假如犯罪記錄說五輛，我們會估計事實上有五十甚至上百輛。我們的懲戒觀里有這個不成文的因素，認為一名職業罪犯在落網時，造成的損害肯定不止已知的那些。對連環殺手來說也許更是如此。職業偷車賊、銀行劫匪、癮君子、家暴男子，這些都有清晰的模式、動機和手法，決定了他們的落網只是遲早問題而已。但變態殺人狂，他殺人沒有任何原因，至少沒有我們能理解的原因，他任意選擇受害者，或者交給命運去決定，他漫無目標地漫遊全國，不管去哪兒都會在土裡或水裡留下幾具屍體——事實上這種人能落網完全是我們走了狗屎運，除非他自己開口，否則誰也無法確定哪些罪行應該歸在他的名下。
我想一想那些失蹤人口的命運都後背發涼，光是美國一年就有幾千人下落不明。丈夫或妻子再也受不了對方，吵完架氣沖沖地奪門而出，或者只是出門買包香菸，結果一去不回。拋棄家庭的父母，失職的父親，把嬰兒扔在醫院或教堂門口的母親。幾十年如一日通勤上下班的疲憊工人，某一天沒有從應該的地方開下公路，繼續前進直到汽油耗盡。欠債的人躲避壞名聲。心碎的愛人希望忘記和被忘記，在人群中浮浮沉沉。癮君子、酒鬼、賭徒和性倒錯者，躲避他們自己。離家出走的孩童，浩浩蕩蕩，像朝聖似的不知從何處來，不知向何處去，消失在我們的城市中，我們的夜晚裡。我們以為他們受各自的心魔驅趕，自己選擇失蹤。但假如存在另一種惡魔讓他們失蹤呢?假如他們不是消失而是被找到了呢?
另一方面，他也可能滿嘴胡話。我儘可能查證他提到地點和具體經過的案件，有時候確實對得上報紙和公開記錄里的描述：孟菲斯有一對男女死於入戶破壞。一個女孩失蹤，有雀斑和一雙綠眼睛。可是，克雷也同樣能夠輕而易舉找到這些消息，編造進自己的故事。他有用不完的空閒時間。也許他在盜用別人的犯罪，拿來充實自己的檔案，確保自己能青史留名，跟我們再開最後一個玩笑，留下一份其實還是假線索、紅鯡魚的供詞。也許只是在耍弄我而已。
還有他的哲學思考(你願意這麼說也行)、理論體系和自我分析。還有他對藝術、生命和死亡的看法。一方面，他有的是時間打磨自己的觀點，推導出那些自我中心加自私自利的可疑理念。但另一方面，天知道那些東西究竟是他殺人時的所想所感，還是企圖在事後給狂人的無意義破壞添加智性和美學的外皮。要記住，儘管他聲稱自己博學多聞、藝術感性非凡，但他只是進了監獄才開始閱讀、思考和學習。第一次激情犯罪時，他還是州政府監護下的一個半文盲，連高中都沒怎麼念完。經受過殘忍殺戮的洗禮，他準備好了成為(甚至可以說是被培養成)性犯罪者和殺人狂。他就像溫室育出的稀有品種：美國變態狂。
我想從這個角度重新思考他的另一段論述，他與其他作家和藝術家的所謂共同性，他的罪行與藝術及文學(包括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東西)的相通性。無論他說得如何天花亂墜，有個微小但基本的區別始終存在：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而這就是他的盲點。
他承認他是邪惡的，又立刻運用他強大的理智去推翻判定他邪惡的道德體系，但他沒有對自己的理智是否健全有過半點疑問。他看不到的死角是瘋狂也可能有理性、有組織、有體系，甚至有才華。瘋狂可以完全自圓其說，比方說偏執狂，形成了一個自洽的系統，不承認外部的真實性和客觀真理：誰質疑我就是陰謀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說服我放棄我的看法。同樣的，克雷有可能非常聰明，我不懷疑他的智商比我高，但他的心靈存在破綻，在根基上就不對勁，因此他無法做出我能做到的事情(哪怕多麼卑微)：真的寫出點什麼東西。以作家而言，克雷只生產了幾封信而已。以藝術家而言，他創作了幾張恐怖的照片，剩下的那些都乏善可陳。
倒不是說作家和藝術家不可能是瘋子。道理大家都明白。也許他們大部分人都是某種程度上的瘋子。藝術自古以來就是個瘋瘋癲癲的行當。但我認為寫作需要的是理智，是理智拼命想拯救世界不至於遺忘，生命不被死亡吞沒，將一切都記錄在紙張上。是什麼東西希望拯救萬事萬物，想帶上無論好壞的所有人和我們一起前進?除了愛，還能是什麼?我們這些寫類型小說的，還有我們的偵探和殺手，我們的吸血鬼和外星人——也許正因為這個，我們才會一次次返回同樣的故事，就像孩童抱著他最喜歡的沾著糖水的書籍：一次次重述相同的故事，直到最終的圓滿;給我們為自己的思想建造的屋子增添新的房間，每天早晨從鬧鬼的樹林裡抱回一把新鮮的悲哀;創造出手拉手的連串小人，永無止境的分叉樹木，供鬼魂居住的書本的玩具城市，以故事的形態體現的執著——系列小說。
探監結束，我匆忙趕回旅館，沒有錄音機的幫助，我只能憑回憶儘可能記錄下他說的每一個字。我在黃色拍紙簿上寫了一頁又一頁，直到手指酸痛，寫完時天已經黑了。我退房付錢，搭末班車回紐約。
至於他那些話的真實性，誰知道呢?他漫遊全國到處殺人，刀下亡魂超過控罪的極限，少說也背了幾十樁命案，有可能嗎?估計確實有。一個人要是因為偷一輛車而入罪，我們會認為那輛車只是他偷的許多車裡的一輛，假如犯罪記錄說五輛，我們會估計事實上有五十甚至上百輛。我們的懲戒觀里有這個不成文的因素，認為一名職業罪犯在落網時，造成的損害肯定不止已知的那些。對連環殺手來說也許更是如此。職業偷車賊、銀行劫匪、癮君子、家暴男子，這些都有清晰的模式、動機和手法，決定了他們的落網只是遲早問題而已。但變態殺人狂，他殺人沒有任何原因，至少沒有我們能理解的原因，他任意選擇受害者，或者交給命運去決定，他漫無目標地漫遊全國，不管去哪兒都會在土裡或水裡留下幾具屍體——事實上這種人能落網完全是我們走了狗屎運，除非他自己開口，否則誰也無法確定哪些罪行應該歸在他的名下。
我想一想那些失蹤人口的命運都後背發涼，光是美國一年就有幾千人下落不明。丈夫或妻子再也受不了對方，吵完架氣沖沖地奪門而出，或者只是出門買包香菸，結果一去不回。拋棄家庭的父母，失職的父親，把嬰兒扔在醫院或教堂門口的母親。幾十年如一日通勤上下班的疲憊工人，某一天沒有從應該的地方開下公路，繼續前進直到汽油耗盡。欠債的人躲避壞名聲。心碎的愛人希望忘記和被忘記，在人群中浮浮沉沉。癮君子、酒鬼、賭徒和性倒錯者，躲避他們自己。離家出走的孩童，浩浩蕩蕩，像朝聖似的不知從何處來，不知向何處去，消失在我們的城市中，我們的夜晚裡。我們以為他們受各自的心魔驅趕，自己選擇失蹤。但假如存在另一種惡魔讓他們失蹤呢?假如他們不是消失而是被找到了呢?
另一方面，他也可能滿嘴胡話。我儘可能查證他提到地點和具體經過的案件，有時候確實對得上報紙和公開記錄里的描述：孟菲斯有一對男女死於入戶破壞。一個女孩失蹤，有雀斑和一雙綠眼睛。可是，克雷也同樣能夠輕而易舉找到這些消息，編造進自己的故事。他有用不完的空閒時間。也許他在盜用別人的犯罪，拿來充實自己的檔案，確保自己能青史留名，跟我們再開最後一個玩笑，留下一份其實還是假線索、紅鯡魚的供詞。也許只是在耍弄我而已。
還有他的哲學思考(你願意這麼說也行)、理論體系和自我分析。還有他對藝術、生命和死亡的看法。一方面，他有的是時間打磨自己的觀點，推導出那些自我中心加自私自利的可疑理念。但另一方面，天知道那些東西究竟是他殺人時的所想所感，還是企圖在事後給狂人的無意義破壞添加智性和美學的外皮。要記住，儘管他聲稱自己博學多聞、藝術感性非凡，但他只是進了監獄才開始閱讀、思考和學習。第一次激情犯罪時，他還是州政府監護下的一個半文盲，連高中都沒怎麼念完。經受過殘忍殺戮的洗禮，他準備好了成為(甚至可以說是被培養成)性犯罪者和殺人狂。他就像溫室育出的稀有品種：美國變態狂。
我想從這個角度重新思考他的另一段論述，他與其他作家和藝術家的所謂共同性，他的罪行與藝術及文學(包括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東西)的相通性。無論他說得如何天花亂墜，有個微小但基本的區別始終存在：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而這就是他的盲點。
他承認他是邪惡的，又立刻運用他強大的理智去推翻判定他邪惡的道德體系，但他沒有對自己的理智是否健全有過半點疑問。他看不到的死角是瘋狂也可能有理性、有組織、有體系，甚至有才華。瘋狂可以完全自圓其說，比方說偏執狂，形成了一個自洽的系統，不承認外部的真實性和客觀真理：誰質疑我就是陰謀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說服我放棄我的看法。同樣的，克雷有可能非常聰明，我不懷疑他的智商比我高，但他的心靈存在破綻，在根基上就不對勁，因此他無法做出我能做到的事情(哪怕多麼卑微)：真的寫出點什麼東西。以作家而言，克雷只生產了幾封信而已。以藝術家而言，他創作了幾張恐怖的照片，剩下的那些都乏善可陳。
倒不是說作家和藝術家不可能是瘋子。道理大家都明白。也許他們大部分人都是某種程度上的瘋子。藝術自古以來就是個瘋瘋癲癲的行當。但我認為寫作需要的是理智，是理智拼命想拯救世界不至於遺忘，生命不被死亡吞沒，將一切都記錄在紙張上。是什麼東西希望拯救萬事萬物，想帶上無論好壞的所有人和我們一起前進?除了愛，還能是什麼?我們這些寫類型小說的，還有我們的偵探和殺手，我們的吸血鬼和外星人——也許正因為這個，我們才會一次次返回同樣的故事，就像孩童抱著他最喜歡的沾著糖水的書籍：一次次重述相同的故事，直到最終的圓滿;給我們為自己的思想建造的屋子增添新的房間，每天早晨從鬧鬼的樹林裡抱回一把新鮮的悲哀;創造出手拉手的連串小人，永無止境的分叉樹木，供鬼魂居住的書本的玩具城市，以故事的形態體現的執著——系列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