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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兒您把您認識的兩個妓女介紹給他。”
尼古拉對弗羅日先生的說法表示異議，但卻平靜地補充說；“她們倆曾和我長期同住在一家旅館，那個時候的環境遠不如現在。那時我們也是在同一家飯館吃飯，我們是很好的夥伴。”
“你們連續進了三家酒吧之後又到了第四家。海內斯一直情緒不佳，我有個問題，你們兩個誰付錢？”
“是我！毫無疑問，逛酒吧完全是為了他。在用晚餐的時候他對我說，巴黎是個專門搶劫或暗殺外國人的危險城市，尤其對美國人更是如此，他不想成為被盜對象，把三千法郎交到我手裡……”
“三千法郎是從錢夾里取出的？”
“對，他要我代他付款。”
“他的錢夾里還有錢嗎？”
“肯定還有，海內斯在旅館當著我的面兌換了一千美元。”
“你們乘計程車活動？”
“不是。他來歐洲帶來了他的隨身僕人，為他充當臨時司機。他到巴黎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租了一輛‘克萊斯勒’牌轎車，租期一個月。”
“您的女伴周旋了半天之後才交代說，您喝了很多酒，顯得十分緊張。”
尼古拉不答話。
“海內斯甚至還責怪了您。”
“我不否認，這麼說吧……”
“怎麼說？”
“這很難解釋清楚，這麼說吧，我覺得他美國派頭十足，對待別人是如此，對我也一樣！”
“是您提議到單間而不到酒館大廳用晚餐，為什麼？”
“就為了我剛才對您說的原因。如果到一家每個人都認識我的酒館，裡邊的樂隊中也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很可能會發生令人難堪的場面。比如有一次海內斯就打斷樂隊正在演奏的俄國樂曲，非要人家演奏爵士樂……另外我還想向您承認，上桌用餐的時候，我不願遇上熟人，想盡力迴避他們。”
“倆個女人一到比克拉茲酒館就進了洗手間。”
“那是她們的習慣。”
“單間裡只剩下您和海內斯兩個人。恰在這時正走在樓梯上的服務員聽到玻璃摔碎的聲晉，還聽到有人呻吟。服務員下到走廊的時候您正站在門口。海內斯試圖站起身又倒在地毯上。他頭上破了一個十公分長的口子，大量流血，後來在他的右手腕上也發現有傷。您的兩個女伴從洗手間回到客廳，您慌恐不安。海內斯能夠說話了，他指控您襲擊他的目的是搶他的錢夾，他衣服口袋裡的錢夾不見了。”
“他的錢夾也沒有在我的口袋裡，在我離開之前警察搜查過我。”
“您還有什麼話要說？”
“什麼話也沒有了，先生。”
他不像其他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那樣稱呼“法官先生”，而是簡單地稱“先生”，在他的言談話語中處處顯示著俄國人的與眾不同。
“您在戰前從事何種職業？”
“是奧德薩駐軍某部的一名上尉，我有一小筆年薪收入，生活相當富裕。”
“好幾個證人都說您經常出入黑社會圈子，說在雅爾達溫泉療養季節，您的派頭完全稱得上是那處海濱療養勝地的唐吉珂德。”
“我再說一遍，那時候我是個單身漢，生活很富裕。”
“俄國革命勝利之後您靠什麼生活？”
一陣短暫的沉默。他又開始擺弄煙盒。
“人們恐怕也己經告訴過您了，靠這兒一點那兒一點的補助津貼。我對生活要求很低！”尼古拉驚異地發現法官在盯著看他那身剪裁考究的無尾常禮服，和那件完美無缺的襯衫。他用帶有一絲責備的口吻接著說，“人們可以身穿晚禮服進入高雅的社交場合，但是可以不揮霍一文錢。”
關於他說的這一點，弗羅日先生是清楚的。尼古拉的住所在聖熱納維埃夫山街，月租金為二百法郎，房間十分狹小，也不通風。他有時會三四天不出房門，一個人默默地抽菸、喝茶，至於靠吃什麼為生，只有上帝知道。
“在巴黎，您不但和外國人，而且和不少法國人交往。每年夏天都有人請您到諾曼第海濱別墅度假。每到秋季，總有這座或那座城堡的主人邀請您前去打獵。”
尼古拉開始不出聲地在房間大步來回走動，他腳步輕快靈活，與他發胖的身子很不相稱。有時候他的樣子像個哲學家，似乎生活在向他微笑，他也向生活招手，向生活挑戰。繼而又一下子變得老態龍鍾：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肌肉鬆弛下陷、眼晴疲憊不堪、嘴唇發抖的老頭兒。
“我沒有偷！”他突然一字一頓地說，好像不是在回答弗羅日先生的問話，而是在顧著自己的思路自問自答。隨後又在房間裡走了三個來回，用另一種語氣說，“況且事實上也不可能。客廳只有一扇門，門口對著走廊，窗戶一直是關著的，這已經驗證過了。恐怕地毯下邊，家具後邊也都搜查過了。我在走出那間屋子之前還被搜過身。”
“您忘了，應海內斯自己的要求，他也被搜身了。”
“這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