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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阿騖哪，植田他不是有什麼兄弟和表兄弟嗎?要是拜託兄弟做替身的話，植田的朋友和那個內衣商店的老闆很可能會輕易上當，人的眼睛是靠不住的。現在的人哪，只要你肯出錢，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呢。”
朱騖子輕輕地搖了搖頭，她否定了母親的好心分析，說道：
“你說的這一點並沒有遺漏掉，已經調查過了，植田給他的朋友、給內衣商店的老闆都開過支票，所以支票上就留下了植田本人的筆跡。而警部先生從銀行把那支票借出來送到警視廳的檢驗室鑑定過了，確定支票上的筆跡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可以肯定是植田本人所寫。可見在家中飲酒的人，出現在櫥原內衣商店裡的人，都是植田本人，不可能是替代的。換句話說，植田絕對不可能去青山高樹町殺了人再回來。”
“但是，植田去還錢給那家內衣商店老闆，這事畢竟有點蹊蹺。也許植田確實是去內衣商店還過錢，然而他就不能利用那段時間坐計程車馳往青山嗎?”
朱騖子的母親總想努力找到一條破綻，她繼續無力地掙扎著。因為確認植田是兇手的話，隆吉就無疑能回到女兒身邊來了。
“你說的這情況也是不可能的。從植田家步行到那家內衣商店，只須六七分鐘的時間。植田來回的時間和內衣商店所講的情況完全吻合。絕對去不了青山的!”朱騖子說。
植田是九點零五分從家中出去的，七分鐘之後，在九點十二分到達內衣商店。植田和內衣商店老闆閒扯了十分鐘左右，給老闆開了支票。老闆留植田再聊一會兒，植田因為有客在等著，沒有答應，向老闆告辭回家了，回到自己家中是九點二十八分。可見，即使雇了計程車植田也絕對沒有往來青山行兇的多餘時間。朱騖子想，舉出這些資料給母親聽的話，只會把母親的腦袋攪昏，所以就沒再往下說。
“難道那個內衣商店的老闆不會撒謊嗎?他就那麼可信?”朱騖子的母親又問道。
“哎，他沒有撒謊。當時，有一個住在附近的某公司職員恰好來店裡買襯衫，這個職員看見了植田。聽了警方調查得來的詳細情況，連我也覺得植田那‘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是可信的。”朱騖子回答。
“這麼看來，兇手是別的人羅?”
“不，不是這麼回事。猿丸先生說：‘兇手肯定是植田。’他說：‘可以肯定，鬼貫君是被植田假造出來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所蒙蔽了。’可是這個假造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又毫無破綻……”朱騖子低聲嘟噥著，像是講給自己聽似的。
朱騖子的母親簡直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女兒才好，只得不勝憐憫地注視著女兒。她曾經扳著指頭翹首盼著的結婚後的和睦日子，就如同一場美夢而已。
“別那麼悲觀失望，天無絕人之路。喏，把碗遞過來，今晚我做了阿騖你最喜歡吃的炸蝦餅呢。”朱騖子的母親強作歡顏，嗓音明朗，像是在替女兒鼓氣。無論怎麼說，在當時那種場合下，再也不容易找到更加適當的話了。
且說這個時候，鬼貫正在國分寺的自己家中獨自吃著晚飯。他一個人過著連小貓都沒有一隻的獨身生活，晚飯當然很簡單。
鬼貫回想起白天在虎門的咖啡館會見針生朱騖子的情形。當他把調查結果告訴朱騖子時，她的神情懊喪極了。想到這些，鬼貫覺得很不是味兒，下顎不由動彈起來。根據內衣商店老闆和蕎麥麵館老闆提供的證言，植田博人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成立，就不得不相信二階堂隆吉是兇手了。
話雖是那麼說，但是鬼貫總覺得自己在什麼地方中了植田的圈套，所以這樁案件老是在心頭縈迴。若要說這種想法有何根據，那連鬼貫自已也不得其解。他放鬆了肌肉，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依然放心不下地冥思苦索了將近一個小時。這時他總算發現，問題是在植田的支票上。
據小早川所說，植田在開支票的時候忘了簽日期，植田是從內衣商店回來後補簽的。對於這件事，鬼貫表面上像是聽聽算了，但內心裡總覺得植田的行為有些反常——對一個開慣了支票的人來說，那畢竟有點粗心過份了吧。
可是仔細一想，似乎又沒有必要在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再耗費精力偵查一番。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鬼貫又覺得這其中好象潛在著某種目的，植田也許是故意那麼乾的。鬼貫便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到了當事人植田的地位上來分析，還反覆考慮。如果植田他在簽名問題上不那麼干，會產生什麼不方便?
鬼貫認為，恐怕植田預料到員警會懷疑他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他也一定料到員警會懷疑那個在書房裡吃蕎麥麵條、喝酒的人到底是植田本人還是替身?植田博人有兩個兄弟，一個名叫雅人，一個名叫猛人，所以植田一定料到員警在迫不得已時會產生這樣一個想法——如果植田請求兄弟來做替身，並和妻子合謀，他植田演的這齣戲不是不可能瞞過證人眼睛的。所以植田有必要預先明確，那個與小早川一起喝酒的人除他植田外不可能是別人替代的，於是就考慮到只有採取留下筆跡這個辦法了。而開支票就是實現這一辦法的一種手段。
朱騖子輕輕地搖了搖頭，她否定了母親的好心分析，說道：
“你說的這一點並沒有遺漏掉，已經調查過了，植田給他的朋友、給內衣商店的老闆都開過支票，所以支票上就留下了植田本人的筆跡。而警部先生從銀行把那支票借出來送到警視廳的檢驗室鑑定過了，確定支票上的筆跡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可以肯定是植田本人所寫。可見在家中飲酒的人，出現在櫥原內衣商店裡的人，都是植田本人，不可能是替代的。換句話說，植田絕對不可能去青山高樹町殺了人再回來。”
“但是，植田去還錢給那家內衣商店老闆，這事畢竟有點蹊蹺。也許植田確實是去內衣商店還過錢，然而他就不能利用那段時間坐計程車馳往青山嗎?”
朱騖子的母親總想努力找到一條破綻，她繼續無力地掙扎著。因為確認植田是兇手的話，隆吉就無疑能回到女兒身邊來了。
“你說的這情況也是不可能的。從植田家步行到那家內衣商店，只須六七分鐘的時間。植田來回的時間和內衣商店所講的情況完全吻合。絕對去不了青山的!”朱騖子說。
植田是九點零五分從家中出去的，七分鐘之後，在九點十二分到達內衣商店。植田和內衣商店老闆閒扯了十分鐘左右，給老闆開了支票。老闆留植田再聊一會兒，植田因為有客在等著，沒有答應，向老闆告辭回家了，回到自己家中是九點二十八分。可見，即使雇了計程車植田也絕對沒有往來青山行兇的多餘時間。朱騖子想，舉出這些資料給母親聽的話，只會把母親的腦袋攪昏，所以就沒再往下說。
“難道那個內衣商店的老闆不會撒謊嗎?他就那麼可信?”朱騖子的母親又問道。
“哎，他沒有撒謊。當時，有一個住在附近的某公司職員恰好來店裡買襯衫，這個職員看見了植田。聽了警方調查得來的詳細情況，連我也覺得植田那‘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是可信的。”朱騖子回答。
“這麼看來，兇手是別的人羅?”
“不，不是這麼回事。猿丸先生說：‘兇手肯定是植田。’他說：‘可以肯定，鬼貫君是被植田假造出來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所蒙蔽了。’可是這個假造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又毫無破綻……”朱騖子低聲嘟噥著，像是講給自己聽似的。
朱騖子的母親簡直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女兒才好，只得不勝憐憫地注視著女兒。她曾經扳著指頭翹首盼著的結婚後的和睦日子，就如同一場美夢而已。
“別那麼悲觀失望，天無絕人之路。喏，把碗遞過來，今晚我做了阿騖你最喜歡吃的炸蝦餅呢。”朱騖子的母親強作歡顏，嗓音明朗，像是在替女兒鼓氣。無論怎麼說，在當時那種場合下，再也不容易找到更加適當的話了。
且說這個時候，鬼貫正在國分寺的自己家中獨自吃著晚飯。他一個人過著連小貓都沒有一隻的獨身生活，晚飯當然很簡單。
鬼貫回想起白天在虎門的咖啡館會見針生朱騖子的情形。當他把調查結果告訴朱騖子時，她的神情懊喪極了。想到這些，鬼貫覺得很不是味兒，下顎不由動彈起來。根據內衣商店老闆和蕎麥麵館老闆提供的證言，植田博人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成立，就不得不相信二階堂隆吉是兇手了。
話雖是那麼說，但是鬼貫總覺得自己在什麼地方中了植田的圈套，所以這樁案件老是在心頭縈迴。若要說這種想法有何根據，那連鬼貫自已也不得其解。他放鬆了肌肉，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依然放心不下地冥思苦索了將近一個小時。這時他總算發現，問題是在植田的支票上。
據小早川所說，植田在開支票的時候忘了簽日期，植田是從內衣商店回來後補簽的。對於這件事，鬼貫表面上像是聽聽算了，但內心裡總覺得植田的行為有些反常——對一個開慣了支票的人來說，那畢竟有點粗心過份了吧。
可是仔細一想，似乎又沒有必要在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再耗費精力偵查一番。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鬼貫又覺得這其中好象潛在著某種目的，植田也許是故意那麼乾的。鬼貫便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到了當事人植田的地位上來分析，還反覆考慮。如果植田他在簽名問題上不那麼干，會產生什麼不方便?
鬼貫認為，恐怕植田預料到員警會懷疑他的“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他也一定料到員警會懷疑那個在書房裡吃蕎麥麵條、喝酒的人到底是植田本人還是替身?植田博人有兩個兄弟，一個名叫雅人，一個名叫猛人，所以植田一定料到員警在迫不得已時會產生這樣一個想法——如果植田請求兄弟來做替身，並和妻子合謀，他植田演的這齣戲不是不可能瞞過證人眼睛的。所以植田有必要預先明確，那個與小早川一起喝酒的人除他植田外不可能是別人替代的，於是就考慮到只有採取留下筆跡這個辦法了。而開支票就是實現這一辦法的一種手段。